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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研究与审美反映论并非完全对立 目前，文化研究论还只是一个笼统的说法，表征着一个从独特的知识学模式进入文学的研究思潮。它主要表现为两个向度的努力：一是文化研究的兴起，二是文化诗学的出场。 目前国内理论界一些人夸大文化研究与审美反映论的对立，认为文化研究的出场之日是审美反映论的消亡之时。其实，这是罔顾事实的学术口号。文化研究的初衷是扩大研究的领域，使长期被压抑、被忽视、被边缘的大众文化等置于学术的前台，而改变精英文化、经典文化一枝独秀的局面。文化研究与审美反映论的差异，主要是知识学模式的差异。这体现在：一是文化研究将关注的焦点从经典文本转向了大众文本；二是致力于揭示凝聚在文本上的阶级、权力、种族和身份的政治因素；三是在方法上，使用了带有明显后现代主义因素的解构的方法、后殖民的方法等。同时，也接受了“语言论转向”的积极成果，视语言为实践性的物质活动和生产方式，也是实践的现实意识和有意义的社会创造。对表意实践的关注，是文化研究最典型体现其知识学模式特色之所在。文化研究视野中的语言，不再是表征的工具、再现的手段，而是意义的生产本身。 文化研究的上述旨趣和特征都是审美反映论的知识体系无法解释的。面对20世纪90年代以后文学艺术的新变，文化研究显示出了巨大的解释能力，提供了对于审美反映论由于恪守“审美”而无法发现的“非审美”文化的说明。文化研究推动了文学研究的“扩容”，使各种具有“文学性”的文本敞开了意义世界。 如前所述，文化研究与审美反映论体现知识学模式的差异，但它们之间并不是你死我活的关系。相反，文化研究在解释文学的时候，也需要审美的滋养。特别是当文化研究处理文学文本的时候，如果没有基本的审美判断，其意义的生成空间是大可怀疑的。将意义的解读偏执化，会给文化研究带来无法弥补的缺陷。 文化研究对于审美反映论的超越，不是一个思潮替代另一个思潮的过程，而只是体现了解释文学模式“主导性”的变化，是累积中的超越。它们之间是彼此辩难、相互吸纳、互为镜像的过程。在经历了文化研究洗礼的文学研究的“后理论”知识图景里，审美的重启是一个重要的维度。这也显示出文化研究对文学遗产的重视和吸纳。 文化诗学是从文学审美反映论内部生长出来，为了回应文化研究的挑战而出现的一种理论主张。文化诗学接受了审美反映论的理论成果，强调文学是以审美为特征的意义生产，但又扩大了关注的面，强调对于构成社会文化组成部分的各种文本的关注，更加注重对文本的“症候式阅读”。文化诗学视野中的文学，既是审美的，又是文化的，是有审美特征的文化文本。张扬从细读文本中来，融入到文化中去。 可以看出，文化诗学是在继承审美反映论的传统，回应文化研究的挑战中提出的一种理论主张，核心是坚持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形成的文学审美论传统，且又有了新的发展。文化诗学作为一种批评实践活动，充分体认文学的审美特性，坚守文本细读和语境分析的策略，呼吁从文本批评走向现实干预，是具有问题意识的理论创新。这种思路，体现了审美反映论者在新的知识学模式下，立足于全球化的背景而对既有理论的丰富、补充和超越的一种努力。 （摘编自《中国文学批评》2018年第1期） （作者系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