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 王小英：媒介文艺学和语言论文论之间是什么关系？ 单小曦：我把媒介文艺学看成一种“后语言论”的文艺理论，对此专门撰文具体论述过。大致意思即，20世纪西方文论主流基本没有溢出语言论文论的疆域。所谓的“内转”“外突”说的不过是专注语言内部结构，还是关注以话语实践、言语行为联接和表征历史、现实、文化、政治、意识形态等不同问题。在此过程中，语言符号或语言实践的重要地位从未动摇。有价值的当代西方文论或者直接属于语言论文论，或者与语言论文论形成交叉关系。然而，时至今日，语言独步江湖的时代已成过去。 如果说20世纪是语言的世纪，那么21世纪就是新媒介的世纪；如果说语言论文论在20世纪独领风骚，那么媒介文艺学将在21世纪大放异彩。作为“后语言论”的文论形态，媒介文艺学构成了对语言论文论的扬弃和改造。语言论文论以“语言论转向”为发生背景，媒介文艺学是“媒介论转向”的产物。 文学形式不仅仅表现为语言结构，更是媒介系统结构。文学世界并不只表现为文学语言建构的本真世界，更是文学媒介建构的虚拟世界。文学语言实践现实地发生在媒介参与建构的文本语境、场景语境和文化语境中。文学活动无法离开媒介将传统四要素谋和一处、联合成体的存在境遇。以媒介文艺学改造语言论文论符合新媒介时代文化、文学现实和文论发展的内在要求。 语言论文论呈现出了传统意识论文论不具备的文学思想和理论精神，意义重大。但语言论文论没有把这种理路和精神贯彻到底，与今天新媒介文艺生产现实之间也存在着一定的偏差。语言论文论中的形式派把语言符号视为人之世界意义发生的“本体”，这里还遗留着传统形而上学思维模式的痕迹。语言文论中的实践派强调了语言的活动性、建构性、实践性，但它们多数或者仍把话语语境、规则看成语言文化（区别与媒介文化）自身建构，或者已经触及其它媒介形态和媒介化活动，却浅尝辄止，没能形成有价值的媒介论阐释。 的确，把握文学意义需要从贴近文学本身的语言出发。问题是，在关注语言生产意义的时候，必须看到语言仍需依托一定的物质基础而存在，世界上并不存在停留在意识中的语言。同时，这种物质基础也是具有能产性的，它本身各要素和语言符号之间还会形成系统关系，对意义的生成具有重要作用。语言所需的物质基础就是各种载体媒介和技术媒介。载体媒介、语言符号、技术媒介之间形成的关系系统，就是整体性的媒介系统。换言之，即使沿着“本体论”思路，语言论文论中的形式派企图把语言作为文学“本体”、文学意义的发源，是不够彻底的。 如果要贯彻好语言论文论的理论精神，需要把理论探究从语言符号深入到包括语言在内的整体媒介系统。语言论文论中的实践派想超越结构主义、形式主义的静态语言模式，突出强调语言的动态实践性，这无疑是合理的。问题是，越是强调语言的实践性、动态性，越是强调“以言行事”的语境条件、文化规约，就越需要突出载体媒介、技术媒介和传播媒体对意义生成的基础地位。道理很简单，没有载媒和技术的物质性承担，没有传播媒体的具体性传递，话语实践、言语行为是无法现实地进行的。另外，同样的语言在不同载体媒介中和技术的制约下，呈现出的面貌和表达的意义也会不同。更为重要的是，媒介文艺学不再使用传统形而上学的“本体论”思维，而是以现代存在论为资源，结合媒介哲学的研究，形成“媒介存在论”，并以此为哲学基础，开展文学基本问题研究。 总的来说，只立足于语言符号及其实践的语言论文论，很难最终把握文学意义，在新媒介文化时代更显现出了捉襟见肘的窘态。今天需要我们从新媒介社会现实、文化和文学现实出发，对语言论文论予以扬弃和改造，并以此为前提建构适应新时代发展需要的媒介文艺学。 王小英：媒介文艺学的理论基础和哲学基础是什么？为什么要特别提出这么一个学科，而不是诸如数字文艺学之类的？ 单小曦：谈媒介文艺学的理论基础、哲学基础，首先涉及到的是在今天的东西方文化和理论语境中，一门理论学科是否还需要理论基础和哲学基础？如所周知的，受解构风潮特别是解构性后现代主义的影响，从20世纪后半叶开始，西方学界出现了反基础主义、反形而上学、反宏大叙事、反体系建构、解构深度模式等的研究理路。亦步亦趋地追随西方的国内文学研究界，在滞后一个历史阶段的1990年代之后，也出现了以各种“反主义”为特征的后现代文论思潮、实用主义诗学思想、文艺理论批评化、文艺理论的文化研究转向等动向。 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倡媒介文艺学，很容易使人产生这是文化研究一个分支的第一印象。或者，按照这样的流行思路，媒介文艺学不应该再去建构一个深度模式，这样做是落伍的，不合时宜的。其实不然，媒介文艺学并不赶这样的时髦。而是认为，今天的文化背景中，文学理论仍需要哲学基础，某些传统文论研究出现了问题，并不能归罪于深度模式，而是这一模式中的哲学基础不适应于时代发展需要了。建设媒介文艺学的首要任务，就是为它寻找到可以立足于新媒介时代的哲学基础，我把这个哲学基础暂且称为“媒介存在论”。 根据不同理论取向，媒介文艺学可以选择不同的哲学基础。但在诸多可以选择的哲学基础中，媒介哲学最具契合性。而就媒介哲学内部而言，也因理论背景和把握方式不同会形成不同的理论范式。相对于“媒介认识论”、“媒介本体论”等传统形而上学框架下的哲学范式，我在后形而上学背景下提出“媒介存在论”。如果说，媒介认识论、媒介本体论也都可以作为媒介文艺学的哲学基础，那么，媒介存在论就应该成为更根本的哲学奠基石。 媒介存在论是要把媒介与存在沟通起来，以媒介的存在性内涵解释存在问题。而沟通媒介与存在的桥梁是信息，这样首先需要阐明存在与信息的关系。那么，在媒介存在论意义上，存在与信息是何种关系呢？简言之，“存在即信息”。然后，要考察信息与媒介的关系。在信息与媒介的关系上，我们可以借用麦克卢汉的警语：媒介即信息。“存在即信息”说明了存在是以信息的方式存在着，“媒介即信息”则强调信息就在媒介中发生，不存在媒介之外的自在、自发的信息。这样，经过信息的中介，媒介与存在之间建立起了逻辑联系，即存在不能脱离媒介而显现。 媒介并不仅仅是认识的工具和世界本体；媒介统包、承载、生产信息的同时，亦在“显—隐”着存在本身。这样，“存在即信息”、“媒介即信息”、“媒介即存在之域”，这就是媒介存在论的三个基本命题。我个人的研究中对这三个基本命题已有具体阐述。目前，我正在阐述媒介存在论的第四个命题。我认为，媒介存在论可以为媒介文艺学奠定坚实的哲学基础。 媒介文艺学和数字文艺学都是可以成立的。从概念的外延上，数字文艺学小于媒介文艺学。因为这里的“数字”指的是数字媒介，数字媒介是媒介在当代的一个种类，主要以数字化计算机网络为代表，今天的突出形态是移动互联网。的确，数字媒介作为一种史无前例的新媒介，对文艺活动的影响和建构也是史无前例的。就是说，我们完全可以建立一门数字文艺学的学科。事实上，当前一些理论家的研究也可以归入这样一个学科领域。我倡导的媒介文艺学也是包括这些问题的，同时不止于这些问题，还包括传统媒介影响下的文艺现象。在媒介文艺学视野中，口传文学、书写文学、印刷文学、数字文学，都在研究范围内，并从这样的不同形态的文学发展过程中总结出文学活动、文学文本的规律。总之，媒介文艺学不仅要研究数字新媒介语境中的文学活动，还要研究传统媒介语境中的文学活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