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王占黑小说集的时候，等了很久，作者、叙事人，“我”才从被窝里冒出头来，大叫一声，“老王，叫他们别吵好不啦！”发了几句牢骚，就又闷头睡了。
    后来“她”偶尔也冒出来，被小混混拦住，在公交车上听闲话，在个别地方掏一点回忆出来，但丝毫没有主导局面的意思。唯有两篇极短的小说，用了第一人称叙事，写老师的家人和小区门口卖菜的贩子，都仿佛还是害羞，很快收手了。
    读多了那些用“自我”开头、用“自我”结尾、恨不得溺死在自己口水里的文章，她这样的写法，简直就像捉迷藏。我等着她在什么地方抛出一个成长故事，一个女孩从市井生活里脱颖而出的过程——现代派以来的作家，许多都是这么一路写过来的。但她一直躲，把自己藏在叙事屏风的后面，间或弄出点声响，却并不像是故意的。
    这反映的不是叙事策略，而是作者的质地。这个阶段她的小说和散文都有明确的生活基础，是她对八九十年代社区、街巷的描述，是她对童年经验的全面挖掘。体裁上是暧昧的，所有的事未必是真也未必是假，这更考验人，逼得作者必须交底——在非虚构、随笔的传统里，“我”是基本单元，是向文学讨教来的自觉的发明。但在小说家这里，这一关早该过了，他们要做的不就是打开自己的眼睛和心胸，看看别人的命运。许多作家花了好长时间在文学里度过自己的青春期，而王占黑正青春呢，就大方地跨过去了。这本身就是一个令人振奋的起点。
    《空响炮》｜王占黑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8.03 出版
    在今天的文学里，某个具体时段的历史和社会状况，成了最难处理的事。很多作家在这个环节折戟，好像那些过去的、他人的伤痛都变得难以面对，更别提表达了。这样一来，一种必然的结果是，只有自己的痛苦才深刻，只有经由自己的痛苦才被描写——但本质上这是一种逃避。整个社会成了外在于自我的存在，而不是生命经验的自然延伸，辞章写得再漂亮，也无力捋顺这个逻辑。
    更年轻一辈的书写在这个链条上持续恶化着，大家不大介意自己“轻浮”的失重状态，或者说，越来越失去那种自觉和能力去避开它。王占黑之所以得以成功地在故事中隐身（倒不是说她已经全部完成一个小说家的重任），正是在于她沉浸在一个连续的历史过程、一种连续的社会情绪里，接受过去的馈赠，对一个自我之外的复杂结构保持兴趣，而不是被疾驰赶到的现代世界拦腰斩断自己的身世，仿佛过去的就过去了，自己已经是光鲜亮丽的幸存者。别忘了，人不是孙猴子，不是一夜之间就能学会筋斗云。
    我没有资格像个评论家那样去评价她，能够看准她在未来的文学序列里的位置，只能从读者的角度，远远地期待着这点新的变化，能带我们去到别样的地方——那是一个与我们局限的、一己的情感结构如此不同的通俗世界，也可能是新世界的想象之源。
    以前，这部分愿望常常只被外国文学、过去时代的故事甚至奇幻小说所满足，甚至于，那些故事明明已经离得足够远了，怎么还在不依不饶地谈论自己？而真正离自己很近的事，最紧迫的议题，自己看不清，别人也不写，舞台上只剩下那些顾影自怜的人，陷入极端现代的自我叙事中，如入无人之境。在这种时刻，在王占黑的小说里，我看到一个开阔的空间，一种开朗的可能，就很想赶紧拉她出来聊聊天，商量一下计策，去外面闹点事情。那才是经得起考验的青春。那才是值得谈论的自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