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斯维辛”这个词，在如今世界上任何一种语言里都可能指向人类的野蛮本性，而其幸存者普利莫·莱维在《这是不是个人》这部成名作中却说，他并不相信这样想当然的推论，即:“当一切文明的上层建筑被取消时，人从根本上来说是野蛮的、自私的、愚蠢的。”在他看来，“唯一的结论是，当人类面临身体的生理需要和痛苦的折磨，许多习俗和社会本性都无所适从。”
    这种无所适从在进入集中营就开始了，最早的表现是语言的缺乏:在被剥光衣服、剃光头发、取消名字之后，“我们头一次意识到，我们的语言缺乏能用来表达所蒙受的这种侮辱的词语。”紧接着，社会性自我开始消弭，因为“没有和同类的亲密关系”，人就“忘却了尊严和判断能力”，“只剩下痛苦和需要”。与此同时，毫无道理的规定、暴力，日常的死亡和无限循环的音乐协同合作“泯灭我们作为人的意识”。直至终于，在求生意志之下，新的道德律如菌丝滋长出来:偷窃，偷懒，欺骗，倒卖，而且“在被征服者中间，同样形成了一种对立和仇恨的局面”。
    但是，无所适从的习俗并没有因此绝迹:洗脸、洗澡明明是纯粹浪费体力，施泰因洛夫却用生命坚持这一行将灭绝的仪式，因为“为了活下去，就得努力维护文明的生活方式，至少得保住文明的结构和形式，这是很重要的”；在“已毫无意义说什么明天”的死亡营，克劳斯用手势比划着说“对不起”，“想为他那一锹泥巴向我道歉”；走在抬菜汤的路上，仅仅因为一个小时的“自由”，“我”忍不住吟诵起《尤利西斯之歌》；还有民工洛伦佐，他纯粹出于善良而不求回报的馈赠和帮助，让“我没有忘却我自己是个人”……
    普利莫确实是个出色的叙述者，他以一种灵活的姿态穿梭在苦难和对苦难的反省之间，让读者既不至于因对苦难本身习惯而产生麻木，也不会因亲历者的咆哮而失去冷静的判断。对苦难本身的叙述是值得致敬的，但更让人敬佩的是超越苦难本身，对人性底色上的普遍痼疾进行反省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