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白鹿原》中的关捩？这似乎是一个勿庸置疑的问题，其实不然。粗读文本，白嘉轩，鹿子霖是白鹿两家同族同源却上演出一幕幕绞人心裂、发人深思的悲剧的代表人物，是作家倾全心刻画的主人公，若细读文本，从叙述学的角度予以辨识，我则以为：白嘉轩、鹿子霖、朱先生，或岳维山、田福贤、鹿兆鹏等均是作家理念的行动元，他们的身份，地位无论怎样变幻，其作为行动元的职能却始终如一（后述），而黑娃的叙述单位，则支使着整个故事的发展变化，是整部《白鹿原》中的关捩。
    所谓行动元是指人物行动的终极性质。就白嘉轩来说，他和为白鹿村的族长，是宗法体制下的代表意象。他以仁义为准则，为人格之圭臬，并希冀推及后人。他兴学堂，立乡约，惩赌徒，鞭小娥（孝文），敬鹿三，都是在他笃信的“仁义”的理式中自然表露的德行。他不计恩怨，不虑前仇。黑娃悔过，拜朱先生为师，潜心晨读，言谈举止中显出一种儒雅风度，他便认为黑娃已皈依正途，在黑娃祭祖回村之际，白嘉轩破例亲自到门口迎接；孝文踢家卖地，吸毒偷欢，辱没家风，白嘉轩虽为生父却视而不见，而当孝文侥幸苟活并擢升为保安团营长后，他又默许这个“不孝之子”回原认门，因为这一切在白嘉轩看来，都符合孝道，是积德之善举。白嘉轩的处世哲学与衡人尺度是以“仁义礼智信”为准星的，合则戥，背则斥。孝武处处尊从父旨，定为后继；白灵抗婚从戎，痛然绝情。因此，白嘉轩在文本中只是维护封建仁义道德的行动者，凶无法改变其他人物的命运，立德并在此基础上立人，是白嘉轩所有行动的目的、方式及其意义，也构成白嘉轩这一人物的行动元。
    再说鹿子霖。鹿子霖是与白嘉轩相对立的人物。他不讲仁义，唯利是图，道貌岸然。喜争权夺利，好与白家试高低。略顺时，一副小人得志之势；背运时，仍不断谋差之念。霸占小娥是他兽怕的本来面目，唆使小娥报复孝文也是他阴鸷的具体表现。当然，作家决没有简单地将这一形象模式化、普泛化──恶则皆恶。酒后的失德使鹿子霖醒后能迅速冷静下来，以虽歹毒却尚存人性的方式制止了儿媳失检的举止。尽管如此，鹿子霖作为整个文本不齿者的行动元依然昭然若揭。
    至于朱先生虽大贤大德但仍可用封建教义的维护者来概括；岳维山、田福贤作为统治阶级的帮凶的行动元也可蔽之，鹿兆鹏作为推翻封建恶势力的先觉者自不等说。他们或由其精神、道德涵养所限，或由阶级地位所制约，其行动元所呈现的特征是为行动而行动，这使得他们的形象在一个叙述单位中只起到丰富和显现意义的作用，并不能推动整个故事的发展（如田福贤镇压农运领导人，充分暴露了统治阶级的残酷凶狠；抓壮丁所采取的株连政策，更揭示了国民党统治腐败没落的历史因缘），而打开整个故事进展关捩的是黑娃，突出体现他作为“行动元”作用的关锁是黑娃与田小娥的爱情事件。
    我们知道，黑娃与田小娥的爱情，作家在第九章中作了详尽的叙述。要辨别黑娃的关捩作用，我们有必要就《白鹿原》前八章的故事梗概作一介绍。为简便起见，我采用古典章回小说目录方式略述情节。第一章：白嘉轩命克六妇，冷郎中劝卜阴阳；第二章：遇精灵不知何物，问大贤茅塞顿开；第三章：谋宝地先退后进，娶仙草开门见山；第四章：种罂粟白家重旺，置家业两户交锋；第五章：办学堂村贤下拜，食冰糖童子情深；第六章：退万敌先生赴城，立乡约民风纯正；第七章：交农两家再争手，游行和尚挽狂澜；第八章：许二女暂缓矛盾，引一妇是非不绝。由此可以看出，文本至第四章叙述单位的推动作用（即“功能”）就已完成，即白嘉轩作为“仁义”的行动元的条件已经具备：在经济上、物质上树立了族长的威德，而后四章只是显示具体人物、环境等各方面情势与特点的作用（即“迹象），它不推动故事的发展，在叙述序列上不构成因果链的位置，也就是说，不是因为办学堂才有朱先生孤身退敌，立乡约白鹿村才交农具，而是使人物的性格及故事的意义明显和丰富化。毫无疑问，在故事中，“故事”和“迹象”是相辅相成的：缺少了“功能”单位，故事的连续性就会受到破坏；缺少了“迹象”层，故事的意义和生动性就会损失，而就长篇小说的故事要素看，“功能”是更基本的单位。具体到《白鹿原》文本的功能单位和迹象层，我以为它们在前八章就已自成格局，形成一个方阵，如何打破这个方阵，使故事获得更大的张力，情节得以改变或延展，是《白鹿原》迫须解决的艺术症结。黑娃形象的准确“变异”，确切地说黑娃与小娥爱情这一叙述单位的切入，使整个文本的功能得以发动，拓展。质言之，有了黑娃、小娥，才有鹿子霖乘人之危，同时又报复白嘉轩的卑鄙之举，才有白孝文倾家荡产，沦为乞儿，后为鹿子霖“相救”，又成“龙种”的概叹结局，而黑娃自己从此便风风雨雨，坎坷一生……
    以上我们从功能的层面阐释了打开《白鹿原》情节关锁的叙述单位以及执行为一单位的关捩人物，但这只是问题解决的第一步，接下来的问题是：既然这一叙述单位组成整个文本的核心，而执行这一单位的关捩人物是黑娃，那么，作家塑造这一人物的终级意义又是什么呢？要探视这个问题，我们还是从黑娃的叙述流程来入手。
    黑娃是长工鹿三的长子，他从小机敏极富个性却不擅读书，出身的低微与他潜意识中的自卑与失落，强烈地刺激着他不屈的个性，挣脱这种“原罪感”，获得平等的地位和财富，是他早期追求的人生目标。他藉口白嘉轩腰杆太直而外出扛活，完全是他自卑心理的驱驶，也是他平衡心理的激活。在郭举人家里与田小娥的不渝的爱情，是他人性短暂的也是灿烂的华章。封建的、戕害人的伦理道德没有使他低下头来，“寒窑虽破能避风雨，夫妻恩爱苦也甜”。生活的艰辛压不弯黑娃的腰，只要个性得到抒展，日子能过得安稳一些，他就无以他求。然而时代的风潮很快席卷而来，受兆鹏的劝释，经“农讲所”的培训，黑娃本性中被压抑的能量找到了渲泻的关口，他在白鹿原掀起了一场“风搅雪”的运动，并成为农运的带头人──农协主任。但是这场运动很快以失败而告终，他不得不离家出走，靠兆鹏的介绍在习旅安下了身，又凭他的机智做了习旅长的贴身警卫，谁知好景不长，习旅兵败，黑娃投靠土匪，因与土匪头子大拇指同病相怜，二人结为莫逆。后因大拇指被害事件，他经过一番勾心而又疲惫的苦斗，决定受降招安，成为县新编保安团三营营长。在革命即将胜利的大趋势面前，他宣布起义。新政府成立后，他被任命为副县长，岂料仅过半年就遭暗算，提前走完了他多舛的一生。
    如果我们将上述黑娃的叙述流程所承担的角色依次排出的话，是：长工、家长、农协主任、警卫、土匪、营长、副县长，前二个角色的行动元可用稳定来概括，即黑娃当长工，娶小娥为妻是为了求得生存权益，过安稳生活的必要活动。第三个角色虽然也是求生存的必要组成，但其中含有外力的介入。尽管如此，前三个角色的承受情态依然可用自愿来组句。黑娃此时的人生道路的轨迹是上升的，所体现的创价是辉煌的。而后三个角色的行动元是逃避，其目的虽然也是为了求得人生价值的更好实现，继续过安稳日子，但现实不允许他以正常的方式实施计划，只能以曲线和方式获得满足。这时他和情态是被迫，人生的轨迹是飘忽的，表面看来他倚势杖权，但危机四伏却完全能说明他此时的处境。因而这时黑娃所体现的创价是模拟辉煌。最后一个角色是黑娃厌倦了戴假面具生活的乏味和动荡不安的困窘，而力图重新寻求平稳，寻求新的价值实现所作出的抉择，其中虽有不得已的因素，但主观的能动选择还是占主导地位，故这时的行动元为发展，情态是自愿+被迫，其创价是亚辉煌。之所以说它是“亚辉煌”，是由文本所输出的总结果的叙述信息：黑娃被杀所决定的。如果我们连接三个行动元，“稳定──逃避──发展”并呼应以总结局时，我们不能不掩卷长思：是什么呈现给黑娃人生道路的终极点竟是令人悲叹的结束？为什么黑娃寻求稳定的行动元为逃避的行动元所替代？自愿的情态为被迫的情态所转换？而发展的行动元却不能摆脱非正常死亡的悲剧结局？人生断裂带的构成素倒底是性格的、文化的、还是经济的、政治的、或秘不可宣的……我以为，这就是作家塑造黑娃形象的终极意义。如果这个推论合理的话，同样，解析黑娃人生断裂素的构成因子，是我们所要解决的问题的第三步。诚然，造成黑娃悲剧产生的原因是多元的，但我觉得在这诸多因素中，性格是主要因素，也就是说，黑娃的悲剧是性格悲剧。
    黑娃从小好动，不安分。在私塾念书时耐不住寂寞，将自己的方凳挪到鹿家的方桌下。贫穷的家境使他头一次尝到冰糖和水晶饼时竟产生美好而又痛苦的悲哀。他潜意识中的平等乃至超越的需要强烈地刺痛了他的内心，并在他脑海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刻。当他后来真的能拥有一桶冰糖时，唤起他记忆的不是占有的幸福，而是贫乏的悲哀。他自卑但又有极强的自尊心，憎恨一切使他不公的人。他惧怕白嘉轩那张神像似的脸，但又不得不慑于族长的威严而继续去读书，其实在他软弱屈从的表象下已埋就了一个不屈的灵魂。他倔强而有心计，侗机报复就是他超越意识的曲折反映。可以说，刚烈的性格在他的童年就已初露端倪。他同时又勤劳、能吃苦，在郭举人家里很受赏识。他与田小娥发生的爱情，虽然一开始就具有向封建传统道德挑战的性质，而且他们反抗的不仅是压制爱情自由的宗法家长制，更是整个粗暴践踏人和爱情权利和妇女做人权利和愚味落后的封建伦理道德，但这对黑娃来说是完全没有意识到的，他只是一种本能的觉醒，因而在小娥已清醒意识到自己的悲剧命运并提出私奔的倡议时，他压根儿都没有考虑过这事，他甚至内疚在郭举人家与小娥所做的一切，这种不安直到事败被逐后离举人的两个侄子来揍他却没捞着什么便宜时才消除。他回白鹿村是他无目的漂流失败后无奈何的选择，也是中国人传统心理的重现。这都表明，黑娃早期的追求是盲目的，这种无目的性心理使他在遭受挫折后容易为命运所屈服，不再寻求波折的生命旅途。积淀在中国传统观念中的循规蹈矩以求安稳的“集体无意识”，成为黑娃这一时期的“个人有意识”。在兆鹏劝他入“农讲所”时他说：“噢呀，我这回可不想跟你跑了。乌鸦兵跑了，进不进祠堂和事也过去了，我想蒙着头闷住声下几年苦，买二亩地再盖两间厦房，保不准过两年添个娃娃负担更重了。我已经弄下这号不要脸的事，就这么没脸没皮活着算球了。我将来把娃送到你门下好好念书，能成个人就算争了气了。”其实，黑娃的无目和性心理并不只是他人生道路上的一段心态，而是贯穿于他整个人生的，这使得他在人生重大转折关头时，缺乏一种一致的主导的同时又是较为稳定的心绪，而为外界的并不十分迫使的压力所左右。卷入农运加入习旅，落草为匪，受降招安，起义反正，都是他模糊的人生观所致。这种模糊的人生观使他的性格随着他人生行程中的每一个步点而表现各异。农运时，他勇敢、坚定、义无反顾，有革命的果敢性而无革命的目的性。他简单地将革命理解为铡人，而没有也不可能从根本上思索造成这一切不平的历史渊源。这种缺乏理智，只做因果判断而不做多维思考的直线性模式，在占山为王的过程中得到扩展。追查大拇指被害事件就使他刚愎、凶暴同时又讲义气、鲁莽的土匪习气暴露无遗。值得注意的是，黑娃的内心中还有一种“对立意识”，而这种“对立意识”一旦懈怠，他竟觉得无所适从。在黑娃受降后，他曾给妻子玉风说要去教书。他没有去做先生，也不可能在此时抓住时机，引退执教，这只是他厌烦人与人之间勾心斗角的残酷现实后产生的失落与孤独感。他努力改变自身性格中的恶习，仿佛是脱胎换骨似的向善的方面发展。戒烟、读书、祭祖，以图从善的本性上补偿失意的心理。长期的“逃避”和“逃避”中的“稳定”，在增加了他和彷徨与苦闷后，也消磨了他的人生意志。他似乎热衷于什么，又不热衷于什么。除叛徒，放游击队过界，他视为理所应当；西安解放后兆鹏劝他举事，他平静地说：“起义”。无目的的本质带给他实际上的涣散是他后的期典型心理，也使他性格中的戒备分子始终处于半松弛和全松弛状态（与张团长滴血誓盟后全松弛下来）。他单纯地认为他本性中的烈、暴因子已为善基因所代换就能扫除他在新的历史时期“发展”的障碍，因而没有从焦营长发出的黄色信号中意识到自身的危机，殊不知，他的忽略正给他带来一场灭顶之灾。他忘记了一条法则：真正的对手不在对方而在己方，不在明处，而在暗处。这便是他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