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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今天研究鲁迅其实有两种思路，或者说是两种相互联系但又有区别的模式。 一种是研究鲁迅的本体，研究鲁迅这个人，努力回到鲁迅那里去，向后人还原一个真实的鲁迅，客观地评定他的文学成就和思想贡献，评价他在现代文学史、现代思想史、现代革命史上的地位。但还原真实的鲁迅谈何容易？因为鲁迅自身是变化的、复杂的。对他的研究，又难以避免地受到时代的局限。 第二种就是从追问本体意义上的鲁迅转向考察现象学意义上的鲁迅，考察关于鲁迅的研究、关于鲁迅不同认知背后的意义。我们大可不必惊讶于对鲁迅的无限推崇或者恶意的攻击，无论说鲁迅是封建阶级的逆子贰臣，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民族魂，还是有闲阶级、落伍的人道主义者、封建余孽、两重反革命、中国的堂吉诃德等，这都是社会的现象，重要的是这些说法背后的意义。这些意义明显地关乎20世纪中国的历史，也涉及到了一些重要的人物，影响到这些人物在历史上的地位或者他们的命运。说鲁迅是封建余孽、二重反革命，虽然荒唐，但荒唐背后有深刻的东西，它是当时一部分知识分子对中国社会革命认知的一个反映——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认知，其思想根源是什么，其思维逻辑又反映出什么问题，这些都是值得研究的。这样来研究鲁迅，实际上就是把经典化的鲁迅视为历史的镜像，来研究从中折射出来的社会历史问题。这超出了文学研究的范围，而跨越到了中国思想史、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的领域。中国现代作家中，只有鲁迅才最适合做这样的跨学科研究。 从鲁迅经典化的历史中考察作为历史镜像的“鲁迅”所具有的意义，是审美的批评，是对鲁迅精神的审美思考和对鲁迅作品的审美观照；但它又不是一般的审美批评，而是从审美深入到了社会历史进程，从鲁迅创作和战斗所构成的“形象”来透视20世纪中国的一些重大问题。“形象”在此既可以视为作品中的某类形象，被置于特定的背景，赋予了特别的意义。这一意义是作品本身所具备或者可以承担的，其实也是被研究者发现的，用来表达研究者对社会历史的某种意见。“形象”也可以具有更为普遍性的特征。鲁迅创作中所呈现出来的精神特征，他所触及的民族文化心理问题，构成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在一个历史时期里的精神面貌、文化性格。把它们作为“形象”来研究，其实就是从文学来研究一个国家和民族带有某种普遍性的社会历史问题。 文学是人学。文学表现的对象是人，是人与人、人与社会和人与自我的关系。离开人的社会存在，审美就只剩下抽掉了社会生活内容的形式，这并非文学之幸。文学批评不可能脱离人的社会性存在，因而从文学社会学的角度来研究文学及其功能也就有了充分的理由。重要的不是把文学社会学驱逐出文学研究的领域，而是要认真总结正反两方面经验，在避免重犯历史上庸俗的文学社会学错误的同时，发挥文学社会学在文学研究中的积极作用，开拓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新领域，推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发展。 遵循审美的规则，重视文学表达的特有方式和具体细节，同时又不限于文学的审美属性，而是从审美中发现社会的、历史的、人类的等重要的人文课题，探讨这些问题的丰富意义。这需要一些相应的学术准备，比如懂得文学和美，能进入审美的境界，而又需要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的一些修养，能够从文学发现社会的、历史的、人类学的问题。仅仅审美，不足以解释鲁迅，仅仅社会学、历史学、人类学的研究，也不是作为伟大的文学家的鲁迅的研究。 （作者单位：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