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曾军教授在《关于中西文论“对话主义”研究方法的思考》一文指出，“20世纪西方文论中的中国问题”的研究从“中国问题的西方化焦虑”这一问题入手，进而展开西方文论与中国问题之间复杂关系的讨论。为此，需要全面升级中西文论的“对话主义”研究方法：超越“刺激—反应”模式，采取“需要—选择”模式；超越单向的“影响—接受”模式，采取双向的“折返—出入”模式；超越“比较—对立”模式，采取“对话—共识”模式。基于对“视域错位”现象以及“不对等对话关系”的认识，通过“让被看者发声”（“作为被看者的‘开口说话’”）的方式，以“中国问题”为中西方文论共同讨论的平台，建立中西文论的对话机制。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20世纪西方文论中的中国问题研究”（16ZDA194）自 2016 年底立项以来，在国家社科基金的资助下，首席专家和子课题负责人带领团队成员通力合作，攻关克难，取得一系列可观的研究成果，推动了课题的进展，并在学界引起一定反响。 本课题分为四个子课题，每个子课题分为课题研究组和文献翻译组两个团队。合计课题组成员达42人，此外还有参与课题辅助工作的研究生十余人。课题正式开题之后，课题组即根据课题思路结合各自的研究专长分配了各自承担的研究和翻译任务。在学术研究方面，截至2018年3月，课题组成员先后在SSCI刊物Babel、国内权威期刊《文学评论》以及核心刊物《南京社会科学》《学术界》《人文杂志》《文化研究》《中国图书评论》《上海文化》等国内外重要的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35篇，其中1篇英文论文发表在SSCI刊物上，21篇发表在CSSCI刊物上。国际学术期刊中文季刊《批评理论》和英文半年刊Critical Theory分别开设“西方文论中国问题”专栏。在文献翻译方面，课题组已完成相关文献的译介十余篇，与北京大学出版社签订了当代西方学术前沿学术丛书的合作意向，并着手启动译丛版权购买、翻译出版的工作，其中康拉德的《东方与西方》已正式开始翻译。作为本课题的阶段性成果，董树宝翻译的瑞恰德·沃林的《东风：法国知识分子与20世纪60年代的遗产》（中央编译出版社2017年版），在学术界产生强烈的反响。现就已正式发表的部分阶段性成果的观点做一概述，以求教于方家。 中西文论对话的方法论反思 上海大学曾军教授在《南京社会科学》2017年第10期发表《关于中西文论“对话主义”研究方法的思考》一文，指出“20世纪西方文论中的中国问题”的研究从“中国问题的西方化焦虑”这一问题入手，进而展开西方文论与中国问题之间复杂关系的讨论。为此，需要全面升级中西文论的“对话主义”研究方法：超越“刺激—反应”模式，采取“需要—选择”模式；超越单向的“影响—接受”模式，采取双向的“折返—出入”模式；超越“比较—对立”模式，采取“对话—共识”模式。基于对“视域错位”现象以及“不对等对话关系”的认识，通过“让被看者发声”（“作为被看者的‘开口说话’”）的方式，以“中国问题”为中西方文论共同讨论的平台，建立中西文论的对话机制。 在中西学术思想互为他者、相互交融的过程中，我们该如何展开“西方文论中的中国问题”的研究？上海外国语大学乔国强教授在《南京社会科学》2017年第10期撰文《试论西方文论中“中国问题”的研究方法》，通过辨析西方文论中的“中国问题”，指出这个命名本身具有双重含义，提出一种“折中”或“兼顾”的研究方案。作者还提出了研究过程中的“平视”心态、跨学科视野和分类研究的策略等。由此可见，围绕西方文论中国问题的研究，一种超越平行比较、影响研究、形象学以及比较诗学的新研究范式正在形成。复旦大学汪洪章教授在《形而上学的衰落与20世纪西方文论话语形式》（《南京社会科学》2017年第8期）中，通过大量材料的整理和分析指出，19世纪以来东方的道佛思想之影响，助推了西方文论形而上学的消解。由此可见，“西方文论与中国问题”研究正在敞开全新的思想空间。面对西方文论对当代中国文论话语的深刻影响，当代中国文论话语建构出现了“思维惯性”和“路径依赖”的问题，也就是说，在“刺激—反应”的逻辑下，沿袭了“西学东渐”的模式，在学界痛心于中国文论“失语”的同时，主张强化中国本土意识、抵抗西方理论影响。但是不同于“刺激—反应”模式，从交往对话的立场来看，上海大学苗田副教授在《中西文论对话的主体性建基》（《南京社会科学》2017年第8期）一文中指出，当代中国文论话语的主体性建基并不仅仅在于用“中国话语”言说“中国问题”的自我循环，而在于中国文论学者的个体生命感知、社会实践积累与文化传统浸润，因此，中西文论对话的主体性建基，根子还是要落脚到当代中国学人的主体意识之上。同样，在“西学东渐”的同时，“东学西渐”也是一个持续了数百年的文化现实，中国文论思想对西方文论的影响同样不可低估。 中西文论对话也离不开对相关学术资源的反思。华东师范大学姜宇辉教授在《“生成—中国”：一个地理哲学的视角》（《人文杂志》2018年第2期）中针对法国哲学家弗朗索瓦·于连指出的面对全球化的“划一”趋势，至少存在着两种对抗之策，即回归西方理性主义传统的“普世”理想和基于“共同”的经验维度探寻个体之间的相互归属，进一步辨析这两条路线的优势及缺憾，并在此基础上试图进一步结合地理哲学的视角探寻中国与西方之间得以相互比较的内在性平面。上海大学吴攸副教授在《“多元共生”文化理想下的中西思想对话——以弗朗索瓦·于连的汉学研究为例》（《社会科学战线》2018年第2期）也认为弗朗索瓦·于连对中西思想文化的比较为中国带来诸多启发：应将中国文化和中国问题置于全球化、语境化的世界文明谱系中去审视，既扎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要义，又贯通人类共同成果的精髓，透过西方汉学家对中国问题的“异质性”体察与思考去发掘中国的“未思”，从而推动中国文论话语在新时代的重新定位。她还在其《全球化时代的文化“孕育力”——基于弗朗索瓦·于连的中欧对话视角》（《南京社会科学》2018年第3期）中认为，全球化时代，文化多样性受到同质性力量的冲击，“强势”文化携其经济优势加强对其他民族文化的渗透，导致全球思想走向“贫瘠化”，“文化萎缩”的风险日盛，文化“孕育力”的培育因而成为重要议题。根据弗朗索瓦·于连提出“文化间距”的概念，主张跨文化交流不囿于基于“差异”进行比较，而应开放“间距”探索“之间”的文化资源，从而对抗雷同、划一浪潮之下的思想、文化贫瘠化趋势。上海大学曹谦副教授在《俄苏美学及文论在20世纪80年代的译介与研究》（《学习与探索》2018年第1期）一文中则通过系统梳理俄苏美学和文论在20世纪80年代我国的译介与研究，展示了20世纪80年代各时间段我国译介研究俄苏美学和文论在内容上的不同特征，证明了80年代尤其在80年代早期，是继50年代之后新中国译介与研究俄苏美学与文论的第二个高潮期，它客观上构成了80年代中期以后我国大规模译介西方美学和文论的前奏，在新时期外国理论译介史上具有重要的承前启后的意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