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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文译 Hyden White “Against Historical Realism”, New Left Review, 46, July-August 2007, pp. 89-110. 中译选自：《后马克思主义读本·文学批评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版。 就小说在欧洲理解的文体意义上来说，我们俄国人是普遍不懂得如何写小说的[1]。 ——托尔斯泰 列夫·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1865–69）是一部庞大而未完成的复杂著作，任何简单的概括都不可能对之做出公正的评判。就其本质而言，它是两部大书，其一是历史，另一则是虚构，结合在一起形成了对1812年拿破仑入侵为俄国社会造成的后果的一种说明。由于这部著作混合了历史、小说、史诗等多种文体，批评家们历来在如何为之归类这一问题上聚讼纷纭莫衷一是。通过本文，我将把这部著作当作一个例子，来说明其最明显之所是——也就是说历史小说——意味着什么。然而《战争与和平》又是一部特殊的历史小说：它试图表明，我们虽然不可能不将“历史”用来当作表述重大事件的一种语境，但对这类事件的“历史”说明却从来不可能解释这些事件。事实上《战争与和平》是这样一部作品：它在完美地实现了历史小说的同时，在实际上也取消了历史小说。在这一过程中，它质疑了它以之为基础的历史意识形态，从而瓦解了欧洲西方文学的现实主义。 托尔斯泰本人拒绝将他对拿破仑1812年入侵俄国的解释归入任何特定文体的标签之下。1931年批评家鲍里斯·艾亨鲍姆指出，托尔斯泰开始时——著作内容开始的日期是1805年——是把这部著作当作 “家庭小说”和“军事历史小说”——这是两种公认的俄国文体——的结合来写作的[1]。然而，艾亨鲍姆指出，从第7卷开始，形成了一种新的文体，即历史哲学史诗。因此，我们可以发现至少有三种文体线索相互交织组织起了整部《战争与和平》：一是历史线索（拿破仑入侵俄国的故事），一是小说线索（战争给四个虚构的俄国贵族家庭带来的影响），另外一个则是哲学线索（对书中所讲述的历史事件和虚构事件所引发的某些抽象观念的插入性论述）。使《战争与和平》成为历史小说文体完美体现的正是这些线索的结合。托尔斯泰不仅创作了一部历史小说，他还让这种文体接受了他自己历史哲学观照之下的分析。这种批判哲学的维度在托尔斯泰之前的伟大历史小说家——斯各特、曼佐尼和大仲马——那里是找不到的。 1 《战争与和平》篇幅虽长，但它所描写的情节时间相对较短，从1805年奥斯特里茨战役到1812年12月5日拿破仑退出俄国，共计七年时间。故事情节大致在有关军事战役、战斗和战争过程的故事和对俄国上流社会受战争影响的生活说明之间平均分配。一个故事讲的是以军事手段夺取土地、权力和荣耀，而另一个故事则涉及通过“社会”提供的手段获得爱情、权力和财富。这两个故事从未完全汇合在一起，对它们来说也没有必要这么做，因为它们本身就是一回事，它们之间有着“战争”与“和平”的相似性。 《战争与和平》最初作为连载于1865年到1969年之间刊出，但大多数版本都将全著分为若干卷，各卷又包含若干部分或章节。卷与卷之间（尽管各卷是按照编年顺序组织起来的）或章节之间几乎没有连续性。这些片段毋宁说构成了小品、逸闻和小型历史叙事的系列（在第八卷当中就有三个连续的片段：“罗斯托夫一家在剧院，海伦在隔壁包厢”，“描写歌剧”，“阿纳托里和多罗霍夫在莫斯科”）。这些小品有时候就是对当时报纸上的faits divers（社会新闻）的汇集。人物不是按照不同经历阶段发展的，而毋宁说只是随着时间发展而重复出现，每次出现都具有了一整套新的特性。但话说回来，全书的情节的时间跨度只有七年时间。其中有几处心灵启示的时刻：保尔康斯基有一次，皮埃尔有一次；而实际上娜塔莎·罗斯托娃这个人物是成长的——但在所有这些人物当中，是没有重大的、持续的性格变化的。大多数人物与其说经历了发展，不如说经历了某种变容，当他们经受了“战争”与“和平”轮番带来的失望与挫折时，身上会添加一些新特性，同时也会去除一些旧有的特性。《战争与和平》不是一部快乐的小说，尽管托尔斯泰最初是规划把它写成一部结局美满因而一切美满的喜剧的。 《战争与和平》包含的各个片段组成了一组系列，但却并非是一种连续的序列。序列性以主从关系在整个叙事跨度当中分配意义，逐渐在文本的全部素材当中区分出重要和次要的东西，并使得全部素材都指向一个结局和完结之点，在结局当中，相关事件的支配性意义才能最终被把握或理解。通常而言，对诸事件的历史学处理的本质就在于尝试在似乎只存在连续性（编年性质的）的地方揭示序列性（叙事安排）。但是托尔斯泰因为面对历史而拒绝序列性：他不相信历史有某种情节。进而他为了拒绝情节安排的诱惑，转而采用编年史写法当作他对1805年至1812年俄国生活的描写的基本组织原则。 因此，第一卷至第六卷连缀起了1805年—1810年的一些相关事件，构成了对法国与俄国之间军事和外交关系的相当直接的说明、对拿破仑大军和俄奥联军间最初的战争的描写以及对代表俄国贵族特征的主要的虚构人物的介绍。本书没有铺垫开门见山，正如它在1400页之后没有终结而戛然而止一样。我们被直接抛入圣彼得堡的一处社会场景之中，这是一场soirée（晚会），在那里人们讨论着暴发户式的新贵拿破仑·波拿巴。我们看到了对皮埃尔·别祖霍夫的介绍，最终我们会知道他是全书当中的主要虚构人物，但实际上我们此时又不知道有关他的任何背景（他是非婚生子，但他的母亲却又未被提及，我们对他的童年和成长一无所知）。无论如何他都未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直到全书结尾一直如此。他很少行动，但是他身上却发生了众多的事件。 作为主人公，皮埃尔身上有太多东西让人好奇；他不太像是贵族德性的具体体现，而更像是来到城市的乡下人的典型。皮埃尔的朋友安德烈·保尔康斯基是贵族德性的具体体现这一角色更合适的人选。前六卷断断续续地展开了安德烈公爵的故事：他的无爱婚姻、他妻子因难产而死、他对生活的痛苦的领悟过程、他对年轻漂亮的伯爵小姐娜塔莎·罗斯托娃的爱以及他们的婚约。但是他作为一个主人公又太失败了。他搞砸了与娜塔莎的婚姻约定并在解决与她之间的问题之前死去。七、八两卷形成了1807年—1812年之间的某种过渡，也为新的历史哲学提供了准备性铺垫，这种新历史哲学将被用来解构1812年战争的官方解释。第七卷涉及“和平”、乡村生活和在领地的快乐的罗斯托夫一家，而第八卷则描写城市生活——即莫斯科的生活——和皮埃尔的妻弟阿纳托里·库拉金对娜塔莎的诱惑。皮埃尔阻止了阿纳托里诱拐娜塔莎的计划，安德烈拒绝了她，她自杀未遂，而皮埃尔意识到他爱娜塔莎胜过他不忠的妻子海伦·库拉金娜，他只是出于欲望而与她缔结了不光彩的婚姻关系。正如这个不太完整的概括所示，在本书的这些虚构部分有许多复杂的事情已经开始发生了，同时托尔斯泰让我们对“史实”的出现引发的纷繁复杂的情况做好了思想准备。 第九卷到第十卷，作为《战争与和平》的最大的“部分”，涉及1812年5月到12月的“战争”的七个月。它们描写了拿破仑怎样入侵俄国，又怎样遭遇了筋疲力尽、身有残疾且几近失明的老式人物陆军元帅库图佐夫领导下的军队的抵抗。拿破仑的军队向莫斯科挺进，占领并洗劫了这座城市；但当其军队变成了掠夺者和醉鬼组成的乌合之众的时候，他也失去了对军队的控制，他决定撤出莫斯科，撤回法国老家。接下来，就是他的军队在撤退中的毁灭；最终，拿破仑把他最初带到俄国的50万大军的残余全部抛弃，返回法国，遭遇了他的滑铁卢。 因果性与自由 这后一部分正是《战争与和平》的实质所在。就是在这里，历史不再是对过去的说明，而是作为一种力量以自己的面目现身，被展现为个体的人和民族二者之命运的隐秘的操纵者。作为过去事件的全部总和的历史概念向另一种历史概念的转变明显出现在第九卷，后一种历史概念将历史看作是一种力量，这种力量使事件发生，并为人类社会赋予一种特殊但又未知的方向。也就是在第九卷当中，叙述者反思了伟大人物如下信念的反讽性：他们总是相信他们自己并非历史变化的结果而是其肇因。托尔斯泰认为，历史学家们书写历史，使得历史事件的原因便是王侯将相们的意志，他们的愿望和命令似的，从而也滋养了王侯将相们的自负之心。他强调，实际上历史事件是“无数原因”造成的结果，这些原因多得使历史“无理性可言且不可理解”。人和民族的运动依赖于卷入这些运动的所有人的默许，因此实际上发生了的一切事情原本也完全可能不发生，而一旦发生，回过头来看则显得是必然且不可避免的。因而我们被置于这样一个悖论的境地，在其中我们必须既坚持历史对我们的决定，同时又坚持我们相对于这种决定的自由。在这一点上，托尔斯泰似乎相信某种“对立相合”的存在。因为他虽然用了大量篇幅证明历史中的一切事物“之所以要发生，只是因为其一定要发生”，但他也认为，我们在任何既定情况下是将自己看作被决定的还是自由的最终是无关紧要的。因而托尔斯泰写道： 每个人的生活有两方面:一方面是个人的生活,它的趣味越抽象,它便越自由；另一方面是自发的群体的生活,个人在群体里不可避免地要遵守那为他预先规定的法则。 一个人为他自己有意识地生活着，但他是全人类达到的历史目的的一种无意识的工具。 托尔斯泰认为，人可分为有意识的生活和他们动物性的、身体性的，或“蜂巢”生活。在前一种生活当中，人们体验其自由，而在后一种生活当中没有“体验”可言，只是过着“自然的”生活。 托尔斯泰坚持认为，人类生活的这两个维度在相反的方向上与社会权力的个人享有的程度相关：“一个人在社会的阶梯上站得愈高，和他有关系的人愈多，他对于别人的权力愈大，他的每个行为的命定性和必然性就愈明显。”所以在托尔斯泰看来，“帝王是历史的奴隶”——以此类推，或者看上去似乎是，最底层的奴役在某种意义上是人最大的“自由”。 按照这种推理，个人成就恰恰就在于认识到我们有意识地渴望、欲望或渴求的东西实际上是社会调节的结果，而我们应该渴望并寻求的则是完全投身于“蜂巢”的生活，在这种生活当中，繁衍生息和死亡并非是社会的目的而是生命的目的。“拿破仑比起任何时候都更加服从那些不可避免的法则，这些法则迫使他为总的事业、为历史做那必须做的事情”，这并不像它初看上去那么矛盾。因为托尔斯泰相信，由于一切事件都是在整个历史当中起作用的全部因果力量的结果，所以人类的自由意志感也必须被视为命定的；因此之故，无论人自由与否，他们的自由感一定要作为因素被计入由人类引发的所有事件的产生原因之中。托尔斯泰指出的更重要的一点是，任何具体个体或群体享有的权力越大，有关权力的性质和范围的错觉也就越严重，而追求权力所造成的伤害也越大。因而放弃获取权力或行使权力的一切努力，并进而返回由家庭、社会等级和种族构成的“蜂巢”生活之中，乃是一项成就。消极性是应予追求的条件。行动的能力、英雄的特点，是组织化的社会生存当中最可怕的源头。 因此，积极与消极之间的明显区别，或作为英雄式的生活与庸常的、谦卑的或无关紧要的生活的区别基础的行动与激情，被证明是一种错误的二元论。出色的行动者拿破仑实际上只是他对之无能为力的那些力量的产物；而昏昏欲睡的、耳背的、上了年纪的、惊慌失措的不称职的元帅库图佐夫结果却成了战胜拿破仑的胜利者和俄国的救星。 库图佐夫是主动性被动的化身，而拿破仑则无非是被动性的主动者。库图佐夫的意志力量表现在强迫他与拿破仑作战的全力抵抗当中，而拿破仑的意志力量则表现在只要在他能战斗的一切时候和一切地方他都坚持战斗。因而其中一人是通过消极性而获得了他的胜利，另一个人则通过行动获得了他的失败。在《战争与和平》当中，战争是一种荒诞的行动，最终是一出滑稽戏。 比如在第十卷中，托尔斯泰中断了对皮埃尔·别祖霍夫参观鲍罗金诺战场的描写转而对刚刚打完的这次战役的无意义进行评论： 涉法尔既诺多角堡前的会战是在二十四日，二十五日双方都未发一弹，二十六日发生了鲍罗金诺会战。 为什么和如何由一方挑动，而另一方接受了涉法尔既诺和鲍罗金诺的会战？为什么发生了鲍罗金诺会战？这对于法军，对于俄军，都没有丝毫的意义。对于俄国人，最直接的结果是，并且应该是——我们临近莫斯科的毁灭（这是我们最怕的事）。这个结果在当日是很明白的，可是拿破仑却发动而库图佐夫也接受了这个会战。 托尔斯泰的解释——与官方历史学家的错误观念形成的解释完全相反——是“库图佐夫是被动的和无意义的。后来的历史学家，为了附和既成事实，狡猾地制造出了统帅的远见与天才的证据，而指挥官在历史的一切被动工具中，是最奴性的最被动的人物”。托尔斯泰取笑那些战略家和战术家，正是这些人拿着图表、地图和部署图，努力将现代大规模战争变成精确计划的事情。入侵俄国涉及的军队总量决定了，双方交战的战役与其说取决于抉择，不如说取决于惰性的飘移作用。托尔斯泰笔下的拿破仑毫无理由地任意下决断，像孩子浪费糖果一样地滥用他的军队，一旦其意志受到阻挠便噘起嘴来。相反，库图佐夫只知道一件事情，那就是保存他的军队或保持其残部，只在迫不得已之时才投入战斗，只知道撤退，撤退，再撤退——直到将莫斯科拱手让给敌人。这是一场错误的卓绝光辉和个人主义与真实的沉闷、坚韧和听天由命之间较量的战斗。最终拿破仑发现自己占领了一个无人居住的城市，他的军队缺乏过冬的物资，而他的补给线也被切断了。 可是拿破仑，这个被历史学家誉为天下最伟大的天才的人，掌握着全部军队，……利用他的权力在可供选择的道路中挑选了一条最愚蠢最有害的道路……他退出了莫斯科……拿破仑使人觉得，他仿佛是这次军事行动的领导者（就像古时雕在船头上的神像往往被当作驾驶船只的力量一样），其实他这个时期的行动就像一个孩子，他拉住马车上的带子，自以为在驾车[3]。 正是因此，《战争与和平》的战争故事尽管描写了大量的人为行动、冲突、战斗和毁灭，但归根到底是不会对此做英雄式的描写的。最初在同时代的历史学家看来英勇和高贵的、甚至悲剧的东西，在托尔斯泰那里被揭穿为对自己正在做的毫无所知的一个来自西方的江湖骗子所干下的一场毫无意义、无用的屠杀式冒险。俄国人在对拿破仑的侵略做出回击的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英雄主义”是某种斯多葛主义的和消极的英雄主义。俄国人所做的只是忍耐。这就是这个民族的天赋。 所以，在面见库图佐夫元帅之后，安德烈公爵回到团里，对大局和受委托指挥大局的人感到放心。怎么会有这样的心情，他自己也说不出来。安德烈公爵越清楚地看到这位老人没有私心，仿佛缺乏归纳事件、做出结论的智慧，只有易动感情的习惯，以及善于静观事态发展的能力，他就越感到放心，越相信一切都会安排妥当……“大家信任他”，安德烈公爵想，“主要因为他是个俄国人”[4]。 当然，这话出自安德烈而非托尔斯泰之口；我们无法确知托尔斯泰是否希望他的读者们毫无保留地接受安德烈的想法——尤其是安德烈是那些“知识分子”之一，他们总是通过自己的理性的视角而不是他们的感情来看待现实。然而“俄国人”的确在托尔斯泰的史诗当中扮演着一个角色，并解释了俄国反抗西方暴君并赢得胜利的原因。 实际上，我们可以认为，在小说的军事历史部分，托尔斯泰让“法国性”和“俄国性”形成截然对立，一个是意识、灿烂光辉、理性、风格独特和行动；另一个则是感性、团结、坚韧、朴实和热情。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尽管这个战争故事当中有那么多的喧嚣与躁动的军事行动，但实际上什么也没有发生。《战争与和平》当中虽然有许多事件，但却很难指出具体的事件和任何具体事件对随后事件所产生的那种连锁反应。那些战斗并非始自规划，而是源于偶然，它们的结束也没有什么决定性的结果。君主、将领以及各类官员发布命令，但无一例外的是，这些命令要么湮没无闻，要么被错误传达，要么则被普通人当作耳旁风。莫斯科被法国人占领，但从未被法国人征服。当这座城市被俄国军队放弃的时候，拿破仑似乎已经赢得了战争，但俄国人拒绝承认他的胜利，对他不闻不问，也不公开对抗他。最终，俄国人就当他根本不在莫斯科一样做事，结果拿破仑不得不放弃莫斯科。库图佐夫以尽可能少做事的方式，通过撤离并放弃莫斯科的方式，通过让拿破仑陷入对欢迎王师的徒劳等待之中并最终精疲力竭的方式，赢得了胜利——如果我们可以说他“赢了”的话。所以，作为对拿破仑入侵俄国的一种解释，《战争与和平》是一部没有事件或可以组成完整情节的行动的历史。因此我们可以说，这种无事件性和无情节性即便没有预示现代主义小说——或写作《情感教育》的福楼拜这类现实主义者那里显而易见的现代主义方面，也与这种现代主义是相近的。 2 《战争与和平》当中所有的主要俄国人物形象都属于贵族阶级。但有一个例外，那就是普拉东·卡拉塔耶夫。他是大字不识几个的老兵，在拘留所与皮埃尔交上了朋友，当他精疲力竭地倒在路旁像狗一样被射杀时，在皮埃尔的印象中，他是“善良的圆圆的俄罗斯人的典型”。与书中的所有贵族不同，卡拉塔耶夫有着俄国的土地和它的精神所孕育的智慧，这是一种生活的智慧，而非是思想的智慧。“他的一言一行都是他生活的不自觉活动的表现。而个人生活他觉得毫无意义。只有作为他经常感觉到的整体的一部分才有意义。”[5] 卡拉塔耶夫代表了从社会当中解放了的人类的范式。他无所求，无所渴望，他接受一切，他在他本人和他所属的社会之间感觉不到任何隔阂，他根本没有“自我”。在皮埃尔看来，卡拉塔耶夫是个“朴实和真理的不可思议的永恒的浑圆化身”。他是一个出色的反英雄，也可以说是一个圣徒。《战争与和平》当中的其他人物最终都是以他为尺度而得到衡量——并因而找到他们所渴求的东西的。在描写1812年的別祖霍夫和罗斯托夫家庭的尾声部分，即本书的真正结尾处，小说再次求助卡拉塔耶夫，让他当作衡量皮埃尔是否渴望能够返回社交界并参与政治运动的愿望的试金石。娜塔莎问皮埃尔卡拉塔耶夫是否会支持他和他参与政治斗争的计划。 “不，他不会赞成的”，皮埃尔想了想说。“他会赞成我们的家庭生活。他希望看到处处是一片高雅、幸福、安宁的景象，我会自豪地让他看看我们。” 这是小说的最后一个场景。它并非一个结尾，但我们不知道会有怎样的未来在等着皮埃尔和娜塔莎。但我们至少知道皮埃尔和娜塔莎已经在他们相互的爱之中，在他们的家庭生活之中为至少是皮埃尔构想的社会应该成为的样子寻找到了一种模型。“我只是想说”，皮埃尔继续说道，“凡是具有伟大影响的思想都是简单明了的。我的全部思想只是，如果坏人结合成一股势力，那么好人也应该这样做。这道理很简单”[6]。 在一个场景当中，托尔斯泰希望我们相信，俄国贵族越是“社会化”便越是失去他们身上的“俄罗斯性”。他们文明化的同时也法国化了。托尔斯泰让他笔下的俄国贵族说起法语来比说俄语更流利，借此说明了这一点；当他们居住在乡间并不得不与他们的农奴和仆人交谈的时候才又变成俄国人。在书的开头我们初见皮埃尔的时候，他刚刚从巴黎学习归来，当时是拿破仑和法国启蒙的钦佩者，在他身上法国做派和他粗大的外貌、他的近视、他的不优雅的行为举止所反映的质朴的俄国本质形成了生动的对比。 从生理角度看，皮埃尔是俄国宫廷那些漂亮骑士——安德烈、阿纳托里、多罗霍夫、鲍里斯等人——的反题。与库图佐夫一样，皮埃尔太胖了，以至于无法舒服地坐在马背上，近视太严重以至于不能看清他周围的事物，口齿太不清晰以至于既不能赢得女士的芳心也不能说服聪明的男士。我本人怀疑——但我找不到文本中的证据支持我的这一猜疑——皮埃尔的母亲是个女农奴，他的身体特征可能反映了他与其祖国俄国的土壤之间的原生性联系。但无论如何，皮埃尔的以世界性方式完成的“Bildung（教养）”或有关人情世故的“情感教育”与他的西方同辈的完全相反。他对“战争与和平”的体验驱使他一步一步地远离“社会”，而越来越深地投入到对某种共同体的探寻之中，这种共同体是当他被法国人囚禁，遭到死亡的威胁，被剥夺了所有世上的财富，只剩下了与卡拉塔耶夫——他将他当作身具疗救性的爱的力量的寓言——的兄弟情谊之时，在人们那里所发现的。卡拉塔耶夫被一名法国士兵射杀之后，皮埃尔一夜精疲力竭，一再做着鲍罗金诺战役后在莫扎依斯克曾做过的梦： 又是现实和梦幻交织在一起，又有人——不知道他自己还是别人——对他谈思想，而且就是莫扎依斯克村人家对他谈的那些思想。 “生命就是一切。生命就是上帝。一切都在变化，一切都在运动。这运动就是上帝。有生命，就有感知神圣的快乐。要爱生命，爱上帝。最困难和最幸福的事，就是在痛苦中，在无辜受苦时爱这个生命。” “普拉东！”皮埃尔想到了他。[7] 囚禁和退化的经验在皮埃尔身上产生了作用，他慢慢的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非常彻底： 以前他苦苦追求的东西——人生的目的，现在对他已不存在了。这种人生目的现在对他不是暂时不存在，而是根本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这种没有目的的人生使他快乐地感到充分的自由……他现在有了信仰。不是信仰某种规则、某种言论、某种思想，而是信仰可以感觉到的永存的上帝。 这种对上帝的新信仰，让皮埃尔与其他的男男女女建立了一种新关系。 这种人人具有的合乎情理的特点以前使皮埃尔激动和恼火，现在却成为他同情人和关心人的基础。人们的观点同现实生活的分歧，他们之间的矛盾，使皮埃尔感到有趣，引起他不怀恶意的嘲笑。[8] 皮埃尔并没有因这些新的洞见而止步：“生活的全部的意义”将围绕怡人的娜塔莎而被建构起来，而她现在经历了安德烈公爵之死之后变得谦卑。 轨迹 安德烈·保尔康斯基伯爵，是全书中最有可能被称为浪漫主义主人公的人物，他在生活中失去了他的爱人娜塔莎·罗斯托娃，在意外的霰弹爆炸中负伤，最终死去。他忧郁，有思想而且勇敢，是一个忠诚的儿子、一个好的朋友，但又是个冷漠的丈夫，对他儿子来说又是一个无趣的父亲，也是娜塔莎的以前的情人。在他这部著作的初稿当中，托尔斯泰想让他活下去，结婚并过上兴旺发达的生活。但是最终他决定让安德烈死于这样一个场景，这个场景应充分表现出受到厄运和失败考验的一颗贵族心灵的死亡。在描述了安德烈公爵坦然面对死亡之后，紧接着就有这样一段论述： “是的，死就是觉醒！”他的心灵豁然开朗了，那张至今遮蔽着未知世界的帷幕在他心灵面前揭开了。他觉得内心被束缚的力量获得了解放，身上那种奇妙的轻松感也不再消失。[9] 这个场景哀婉悲恸的力量让人感到为难，但是，这也可以被用来说明托尔斯泰那里存在着一种倾向，这种倾向使他可以被排除在西方现实主义者的名单之外。 光彩照人的、苗条的、黑眼睛美人娜塔莎， 在全书中是最有可能被称为浪漫主义女主人公的人物，先后与几个求爱者坠入爱河，因为登徒子阿纳托里而背叛过安德烈，实际上她就说过自己“爱上的只是爱”,后来在安德烈病榻之前尽心服侍最终幡然悔悟。但她与皮埃尔的关系让他得到了改造，经历了一种不太可信的再生，在书的结尾变成了一个迷恋家庭的家庭主妇和一心扑在孩子身上的母亲。娜塔莎（在由著作改编、由金·维多导演的电影中，娜塔莎由奥黛丽·赫本扮演）看上去仿佛是在七年时间内最终长大成人的——在全书中他第一次出现是1813年，时年13岁，最后一次出现是在1820年，那时是20岁。她从一个社交界的美人变成了四个孩子的母亲，转变成了一心一意而又喜欢支配丈夫的妻子和操持家务的能手。但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她的转变原因不明。诚然，她有不少经历，但这些经历说不上是悲剧性的，因为它们与崇高的事业无关。 尼古拉·罗斯托夫，一个头脑简单的乡绅典型，军人、猎人，孝子，虽然冷漠但却高尚的情人、很少思考，但勤劳而庄重，最后娶安德烈的妹妹公爵小姐玛丽雅为妻，由于她是一大笔财富的继承人，因此这个婚姻也拯救了他挥金如土的父亲的产业。尼古拉更热衷于打猎、良马、饮酒、军人生活和军营中的兄弟情谊，甚于政治和社交生活。他告别军事生涯之后成了毁于拿破仑军队的家族地产的重建者，转变成了拘谨的农夫和他的产业的管理者，并且最终成了一个好东道，热情招待每年来访的其他家族成员——有时候这些家族的成员“带着十六匹马和几十个仆人来到童山，一住就是几个月”。在书的结尾，他开始计划读书提升他的心灵。 华西里亲王是一名有影响力的政治人物和宫廷阴谋家，以他为首的库拉金家族是全书中重点描写的四大家族中的一个“坏”家族。皮埃尔娶了他性感美丽但冷酷的女儿海伦（在好莱坞电影当中由安妮塔·艾克伯格饰演），她不久就把皮埃尔当作一个傻瓜和不合格的爱人抛弃了，卷走了他的大部分财产，留下他一人好好思考他自己首先是出于情欲而与她结婚的罪责。她成了圣彼得堡社交场合的中心人物，直到她的某个阴谋败露之前一直掌握着可观的社会权力。她对权力和财富的渴望让她同时与两个男人缔结婚约，后事败露，她遂神秘地死去——很可能是自杀。风流浪荡的阿纳托里是海伦的弟弟，曾引诱娜塔莎，毁了她与安德烈的婚约，被（他的姐夫）皮埃尔驱逐出莫斯科，并在鲍罗金诺会战中失去一条腿。 按照我对故事的总结，只需改变名字和场景，这个故事就可以被用于浪漫滑稽剧或20世纪50年代美国的时装电影史诗。但是，毕竟还有一个关键的不同之处：托尔斯泰所描写的是他完全认同的贵族阶层，他对这个阶层是认可的，而他们的思想也是他自己的思想。在托尔斯泰构思《战争与和平》的时候，这个阶层已经失去了其原有的社会功能，但还未丧失它所具有的特权。但是《战争与和平》还是将俄国贵族描写为依旧承担着实际军事功能的阶层，不过以农业和手工业的落后设备和前工业技术无知地从事奴隶般劳动的仆役阶层为这个贵族阶层创造的财富正在锐减，贵族阶层的特权的合理性也越来越受到质疑。在拿破仑战争时期在俄国还难以察觉的社会与技术力量的兴起，到了托尔斯泰参加克里米亚战争（1854–56）之时，已经变得显而易见了。他笔下的俄国贵族还不是整体衰落，但其内部已经开始分裂，托尔斯泰使这一点非常清楚地暴露了出来。 但这种衰落的原因却未得到说明。当然，托尔斯泰绝不是现代化的鼓吹者。他后来成了社会激进主义者，投身于和平主义、素食主义和各种基督教虔敬主义之中。和写作《安娜·卡列尼娜》一样，写作《战争与和平》的托尔斯泰将土地上的劳作作用理想化为救赎的作用，在他在本书结尾出对家庭生活的田园诗般的描写中，将这种环境中的安宁祥和与“社会”的战争性质截然对立。他对尼古拉重建之后的罗斯托夫庄园的描写勾画出了一幅理想化的图画，在这幅画中，这个庄园是一个管理良好的农场，其中的农奴不是被当作牛而是被当作人来对待的，这个画面也是对俄国人的新生活方式的某种展望。这种想法非常荒谬，可以确定，这种荒谬性不是因为废除农奴制不必要，而是因为农民的农业活动不可能作为现代社会的基础。 托尔斯泰梦想这样一种社群，它的基础是以从土地产出方面看更为有效的方式运作的小农经济。这种梦想形成了《战争与和平》的乌托邦维度，同时也是托尔斯泰与19世纪中期西方现实主义作家的区别的标志。这些现实主义作家压抑了所有替代他们为之而写作的阶级分化社会的乌托邦幻想，这一点正是他们的现实主义的标志。 3 我已经大致说明了托尔斯泰如何将历史当作一种主题来运用，与此同时又是如何剥夺所有的历史阐释力量而对历史本身进行了再概念化的。我现在要说的是，他对他的小说也做了差不多同样的事情。他利用了爱情小说和历史小说当中的原型人物，但同时又将这些人物置于他们不堪承受的战争与和平的语境之中。因此，《战争与和平》以现实主义的社会分析开始，却又以田园生活作结。小说的主要人物在开始时都是他们社会阶级和社会身份的代表，但到最后不仅经历了因无反思地接受他们的社会编码而造成的毁灭，而且最后也都改宗投身于乡村家庭生活的乐趣之中。 实际上故事的虚构部分结尾相当草率，只是被添上了个“尾声”而已，这部尾声以“历史中起作用的力量”的长篇大论开始，紧接着又变成了对1820年罗斯托夫和別祖霍夫两家境况的描写。似乎托尔斯泰越来越对他的主题不耐烦了，甚至对他的人物也越来越恼火。最后他把他的创作当作他日益增长的拟古主义的乏味代表作卖出去了事。 比方说，在书的开始出入社交界十五年后于1820年再次出现的娜塔莎，已经经历了身体和心灵上的双重改造，但这种改造实际上是没有合理动机的。在连篇累牍地赞扬她的美貌与活力——这种美貌是通过她的纤细的双手和双脚、大大的黑眼睛和犀利的精神以转喻的方式得到表达的——之后，托尔斯泰这样描写1820年她的再次出现： 娜塔莎在一八一三年早春结婚，到一八二〇年已有三个女儿和一个儿子。这个儿子她向望已久，现在由她亲自喂奶。她发胖了，身子变粗了，从现在这位强壮的母亲身上很难认出当年那个活泼苗条的娜塔莎。她的面孔定型了，神情娴静、温柔而开朗。她的脸上已没有青春的魅力。现在只能看到她的相貌和体态，完全看不出她的内心活动。她只是一位强壮、魅力和多子女的母亲，难得看到她原来热情的火焰。现在，只有当丈夫回家，孩子病愈……或者偶尔兴致突发唱起歌来（她婚后已不再唱歌），只有在这时候，她才会重新燃起热情。而当原有的热情偶尔在她那美丽丰满的身体里重新燃烧时，她就显得格外富有魅力……她既不注意自己的言谈举止，也不向丈夫献媚，更不讲究梳妆打扮，毫无顾忌地向丈夫提出种种要求，什么事都满不在乎……娜塔莎全神贯注的就是家庭。[10] 十五年前还是莫斯科社交界的佳丽的娜塔莎是不真实的、虚假的和造作的吗？现在“她无暇参加社交生活”，这是为什么呢？在皮埃尔身上，她到底发现了什么能使她变成他的副手或家庭仆役的东西呢？她的这种形态变化是动机不清的。我们只是被告知： 娜塔莎婚后一开始就提出她的要求。她认为他生活中的每一分钟都应该属于她和家庭。娜塔莎的这一崭新观点使皮埃尔大吃一惊。皮埃尔对妻子的要求虽然感到惊讶，但又沾沾自喜，完全听从她的话。 她在婚后关注重点的转移让她具有了这种新的精神吗？托尔斯泰只满足于诉诸如下一般原则来解释娜塔莎的变化：“当然，人能把全部精力贯注于一件事，不管这件事是多么微不足道。而一旦全神贯注，不论什么微不足道的事就会变得极其重要”。娜塔莎恰好抓住了家庭，并以之为自己的关注对象，而且“她陷得愈深，那件事就显得愈大，她就愈感到力不从心，因此即使她全力以赴，还是来不及做完她应该做的事情”[11]。看上去托尔斯泰似乎要以完全相反的形式颠倒并毁灭娜塔莎原来性格的方方面面，而正是她原来的性格不仅将她造就成了社交界的佳人，而且使她对许多男人和女人来说都是一个爱的理想对象。在我刚才所引的段落中，托尔斯泰还对当代有关“妇女权利、夫妻关系、夫妻的自由和权利”的言论进行了抨击，娜塔莎发现自己完全不能理解这些言论。托尔斯泰说，这些言论“只对那些把夫妇关系纯粹看成某种满足的人”才存在，“他们只看到婚姻的开端，而没有看到家庭的全部含义”。娜塔莎除了丈夫和家庭之外别无所需。 她有了一个丈夫，丈夫给了她一个家庭。另外再找一个丈夫，她不仅认为没有必要，而且由于她全心全意为丈夫和家庭操劳，她不能想象另一种情况，对此她毫无兴趣。[12] 托尔斯泰的人物都经受着矛盾而悖论的欲望、情感、态度、习惯和抱负的撕扯。这一点也真实地体现在两个最重要的“历史”人物拿破仑和库图佐夫身上：前者像个光彩照人又贪得无厌的孩子，后者像个病病恹恹但顽强固执的老人。但这一点在《战争与和平》的主要虚构人物——皮埃尔·別祖霍夫、尼古拉和娜塔莎·罗斯托夫，以及安德烈·保尔康斯基——身上尤其真实。这些人物形象是由关于他们如何感受、他们的愿望、他们的痛苦、他们欢乐或激动的状态，以及最重要的他们的所作所为的大量细节聚合而成的。所有这些人物——他们都是贵族——拥有实现他们愿望的物质手段。可他们从不满足，他们总在探求之中，而当他们行动的时候，他们也经历着变化。然而难以置信的是，在变化中，这些人物也获得了发展。托尔斯泰似乎并未以西方Bildungsroman（成长小说）的主人公发展方式来为主人公设置某种天生的潜能的实现可能性。托尔斯泰的主人公充其量只能指望皮埃尔和娜塔莎、尼古拉和其妻子玛丽雅在本书结尾部分所享受的那种稳定与和平。 4 《战争与和平》没有真正结束。它只是偶然中止。当然，许多历史小说突然宣告所有相关的事件序列已经完结，是时候合上书卷，以此方式了结全书。不仅是《威弗利故事集》[13]，许多历史叙事都采用了这种做法，在众多事件的长序列中任意指定一个事件作为叙事的终结。实际上，托尔斯泰注意到在历史之中并没有开端或终结，只有历史学家以不同方式加以切分并借以——相当武断地——建构故事的事件发生之流。 托尔斯泰说，历史和天文学以及围绕太阳的地球运动的相关发现所提出的问题一样。“不错，我们并不觉得地球在运动，但如果承认它不动，我们就会陷入困境；承认我们感觉不出的运动，我们就找到了规律。”“历史”也是如此：“不错，我们并不觉得我们的依赖性，但是承认我们有自由意志，我们就陷入困境；承认我们对外界、时间和因果关系的依赖性，我们就找到了规律”[14]。这似乎就意味着，我们就存在于对我们的感觉（经验）和我们的知识之间的两难选择之中。关键似乎在于，自然规律的知识无法帮助我们过上有意义的生活，对这种生活来说，感觉应该压倒一切理性和意志。即使我们认为我们自己是自由的，我们也是依赖性的，而当我们选择了我们的依赖性——依赖于自然、土地、我们的配偶、我们的家庭和宇宙大千，总之，依赖于除了社会和地位的一切，我们就会达到最大的自由。于是我们才将找到我们文本标题所提到的“和平”。但和平并不等于快乐或愿望的满足。实际上，它是对愿望的压抑，是对一切社会工程的抛弃，是婚姻中的配偶在晚饭后，在看着孩子睡去时享受的平静，他们可以在对互为满足的沉思中获得乐趣。 如果说，《战争与和平》的战争故事充满了行动、运动、交谈、阴谋和众多的并非偶然的暴力，那么战争期间俄国上流社会的虚构部分也是如此。尽管托尔斯泰带领我们浏览了1805年到1812年期间由四个俄国家庭的命运组成的社会场景，但我们却没看到特定社会的性质的展现。 比如，阶级冲突并没有被表现为社会结构的痼疾，而是被说成是来自农奴阶层和大土地所有者之间的原生性“自然”差异。托尔斯泰本人也是大土地所有者，但他却公开宣称他对俄国农奴、机械工、办事员和官员所知甚少，实际上对改变的他们的状况也不抱希望。 甚至贵族之间——富有的贵族和落魄的贵族之间——的冲突，古老的家族和nouveaux riches（新贵）之间的冲突，主人和代他们管理的人之间的冲突被描写为人性和家庭性质的关键性要素，并且与将在某天宣告沙皇专制的倒台和布尔什维克革命的到来的根本性社会变革没有什么联系。托尔斯泰本人是接受了社会启蒙的（他释放了自己的农奴，为他们的教育建立了学校，鼓吹俄罗斯政治改良），但《战争与和平》的基本观点仍然充满了贵族的自我意识，至少是温和的斯拉夫意识。 在历史学家通过对素材的整理讲述故事的过程中总是存在着这样一种倾向，即“精心刻画”那些重要的历史代言人，为的是为他们赋予既是英雄又是恶棍的光环。拿破仑就被如此经常地作如是对待，因而我们只能将他当作神话来看。托尔斯泰是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的，他认为有必要尝试着通过将拿破仑当作一个掌握着他意识不到也控制不了的力量的普通人来对待的方式对之进行解神话化。他将他笔下的所有历史人物都变成了隐喻。并且在他的虚构人物身上反其道而行之——或者尝试这么做，也就是说将他们转变成活的人物。皮埃尔、安德烈、尼古拉、娜塔莎、玛丽雅公爵小姐、海伦·库拉金娜，所有这些形象都被表述为日常而普通的贵族。他们身上没有任何“英雄式”的东西。他们都不是19世纪小说人物意义上的“形象”。他们所具有的是精神——而且还是尤为复杂的精神。 历史的目的 19世纪早期历史小说是一世纪之前很难想象的两个发展因素结合的成果，这两个发展因素就是历史学被改造为一门科学，以及小说发展为一种严肃的文学体裁。在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这段时间里，历史著作被认为是修辞和历史知识的一个分支，基本上只是教育学的一种辅助手段，是一种通过例证来进行道德教育的方式。到了18世纪晚期，历史学被从文章学范畴当中排除，而与哲学、古文字学和古文书学联系在一起。接着，在19世纪早期，历史学被确立为一门科学，在大学中获得了地位，并被委以重任，建构在拿破仑战争之后新的民族国家格局的谱系学。这种新的历史科学在正式意义上致力于对个别真实事件的客观研究，并通过真实的叙事（以区别于虚构的叙事）对这些事件进行描述。它与哲学和神学相分离，并将自身限定在对事物实际存在——而不是它们之应是或人们希望它们的所是——方式的描述之范围内。而对所谓事件的应是或人们希望事件之所是的描述，则是被指派给文学，特别是被指派给小说的任务，小说从一开始就是大多出自女人之手并为女人而写的文体，就这种文体而言，想像被授权逃离平庸经验构成的日常生活世界在理想化了的过去冒险、爱情和神话当中寻找避难所。亚里士多德就曾将历史与“诗”、独一无二的事件与关于世界的知识相区别。到了19世纪，历史被和文学对立了起来，成为有别于可能世界之虚构的真实世界的知识。进而历史事实被规定为文学虚构的反面。将这两种模式混同的任何做法都被认为是与将两种性别混淆一样的不智之举。 因此当瓦尔特·司各特1814年以匿名方式发表《威弗利，或六十年前》的时候，他特意为将本当分离的上帝、人和文化放置在一起而向读者道歉。尽管这种新文体很快获得了普遍的欢迎，但司各特仍然要道歉，因为他本人是坚信他的时代所形成的历史写作规范的。他认为，有关过去的知识必须建立在对原始资料的详细研究的基础上，而他本人则将他的这部书当中所包含的历史部分置于苏格兰历史学者的研究、文学和民间传说的基础之上。他辩解说，他之所以虚构出1745年苏格兰叛乱期间爱德华·威弗利的冒险，是为了方便进行历史教益的传达，这样可以将历史事实消化为利于女士接受的东西。司各特希望他的读者不要混淆事实与虚构、历史与小说，并时刻注意它们之间的界线。尽管司各特在世界范围内获得的成功确证了这种新文体的合法性，但专业历史学家们仍旧认为他的著作是危险的。历史学的尊严取决于它免受任何形式的“虚构”——文学的、科学的或哲学的“虚构”——的玷污。 托尔斯泰却从未表现出司各特对专业历史学家所表现出的那种顺从。相反，他不仅声称自己对俄罗斯历史的理解要比专业历史学家更好，而且断言他自己比历史学家和同时代的历史哲学家更好地理解了历史现实的本质。他要真实还原历史，真实地描述战争、战斗、受伤、在筋疲力尽中的远征、遭受监禁或由于领导者的无能而经受死亡的危险究竟是什么感觉。他认为艺术可以比历史学做得更好。托尔斯泰在渲染战争的场景、声音、气味和战争滋味的时候，是没有一点罗曼司的东西的。他着力表现了男人之间的同志情谊，并大力肯定了诸如战争、骑兵冲锋和并肩作战等极端情境中的兴奋快感。当然他也描写了进入战斗感到那么兴奋的人们是怎么被毁灭性的火炮和大规模的步兵射击彻底摧毁的。托尔斯泰让我们了解了战争的“感觉”而不是战役或战斗的逻辑；他让我们看到了战场的地形，而不是让战场变得透明的、使其理性化并让其显得比实际情况更有序的战地地图。 在描写社会的时候他也是这么做的。在这里，托尔斯泰让我们感受到的是某种地形而不是地图。在书的这些部分，他努力刻画的是作为一个贵族、作为“社交界”的一员、作为俄罗斯人、与农奴打交道、在狩猎伪装下一坐就是一整天、骑着马穿行在猎狗群中、进行决斗、坠入爱河、结了一门好亲事或糟糕的亲事、养育孩子、遭受丧偶之痛或被所爱的人背叛究竟是何感觉。他发自内心地、以同情的态度但并非不加批判地描绘了俄罗斯贵族的生活。他描绘了旧制度的最后的辉煌时刻，此时，沙皇成功地激励全俄罗斯人民保卫神圣祖国的土地，贵族获得机会领导军队抵抗侵略者。但托尔斯泰站在他自己时代的有利的时间点上——1805年的“六十年以来”——可以看到俄罗斯贵族来日无多了。他对罗斯托夫的描述表现了一个典型的贵族家庭已经因经济困难而备受困扰，其社会功能也受到了质疑，而它的社会基础——由于以农奴劳动为其基础——也逐渐分崩离析。这个家庭正是所有其他贵族家庭的缩影。这样的家庭总是由这样或那样的上了年纪的暴君统治着，他们未来的主要希望就在于他们能否将他们的女儿嫁给一个颇具资财的土地所有者。托尔斯泰对这个时代俄国社会生活的描写和他对历史的描写一样没什么罗曼司的东西。 在《战争与和平》当中，拿破仑皇帝才是历史以疯狂的方式所造访的人，最初历史让他获得了并不真正属于他的军事胜利；其次，又把他提升为皇帝，使之掌握了至高的政治权力；最终，驱使他构想出一个不可能执行的军事战役。历史造就了所有这一切，但并非出于任何道德或形而上学的目的。这是因为，“历史”不过就是人们为事件之实际所是赋予的名称，这些事件包括过去发生的事、现在正在发生的事和未来将要发生的事。既然这些事件没有表现出计划或目的，因而对它们的研究所形成的任何可能的知识都是一种纯然局部性的、或然的、具体的和有限的知识。 所以，在托尔斯泰看来，知识当中更好的部分就是谨慎和勇气。《战争与和平》中的正面人物——库图佐夫元帅、皮埃尔·別祖霍夫、尼古拉·罗斯托夫、他的妹妹娜塔莎、公爵小姐玛丽雅、神秘的农民普拉东·卡拉塔耶夫——最终都因深刻地洞悉他们应该放弃什么而成为真正富有的人。最终，在小说的结尾，拿破仑被送回巴黎、被废黜和流放，战胜他的人库图佐夫也已去世，亚历山大沙皇沉湎于神秘主义并受到江湖骗子的操纵，莫斯科也得到了重建，在发生了所有这一切之后，尼古拉和玛丽雅结为伉俪、皮埃尔和娜塔莎幸运地享受着四个子女的绕膝之乐，但在他们身上，很少体现出在人类的机巧智慧和社会手腕方面的长进。小说的首要人物皮埃尔看上去和过去一样不谙于社会现实；娜塔莎与其说是成熟了不如说只是长大了；尼古拉因为和他的确喜欢但还谈不上爱的一个女人结了婚而解决了财政困难；而沙皇则陷入了对俄罗斯社会的反动认识当中，他完全不理解俄罗斯，这种情况将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当中酝酿一次大的革命，等等。历史不是让我们理解的，而是让我们经历的——如果我们幸运的话。 注释： [1]列夫·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导言草稿”，见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毛德译本，背景和来源，考证》（War and Peace: The Maude Translation, Backgrounds and Sources, Criticism），第二版，纽约，1996，第1087页。本文下面所有引文皆来自这个译本，简写做“wp”。这篇文章最早以标题“反对历史现实主义”（ Contro il realismo storico）载于弗朗哥·莫雷蒂（Franco Moretti）编：《小说》第五卷《教训》（Il romanzo, vol. V: Lezioni, Turin 2003 ），pp. 221–37. [2]艾亨鲍姆用以下的词语说明了托尔斯泰历史观发展的特点：“托尔斯泰最初的反历史主义决定了他相当温和的战争—家庭编年史的想法。后来，受到时代关注焦点的触动，他开始将编年史转变成为一种历史诗剧，转变为一种史诗，并引入了一系列历史哲学观。他的反历史主义成为了历史虚无主义，而他的编年史小说成为了一种新文体，这种文体通过把类似小说的情节与带有哲学推理的历史素材相结合而发展形成。这结果是一种否定性的文体，因为构成这种文体的各个要素相互冲突。”艾亨鲍姆接下来继续说“托尔斯泰的小说原非新文体”而是对19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两种流行的小说形式——一种是家庭或“地主生活”小说，另一种是军事历史小说——的结合。鲍里斯·艾亨鲍姆：“俄国文学史语境中《战争与和平》的文体”，载于wp, p. 1126。 [3]wp, pp. 886, 892. [4]wp, p. 664. [5]wp, pp. 1040—1. [6]wp, pp. 1040—1. [7]wp, pp. 941. [8]wp, pp. 977—80. [9]wp, pp. 873. [10]wp, pp. 1200—1. [11]wp, pp. 1201. [12]wp, pp. 1201. [13]瓦尔特·司各特的第一部小说。1814年，司各特出版了该系列的第一部小说《威弗利》，大获成功。该书讲述了1745年苏格兰詹姆士党人企图通过起义协助一个苏格兰家族复辟，重新登上英格兰皇位的故事，开创了欧洲历史小说之先河。——译者注 [14]wp, p. 1074.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