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批评文体，是一个文体学的专门问题，其基本前提是承认文学批评是独立的文体，然后才有所谓的文体问题。而当文学批评的文体问题成为一个“当下性”的问题，需要拿出来讨论，显然基于现实的作为文体的文学批评，那种边界清晰的、独立的、自足的“文体感”正在丧失。
    可以说得危言耸听一点，我们今天正在失去自由自在，澎湃着生命力的文学批评。
    之所以作这样的判断，我并不认为文学理论和文学史研究的学术论文可以包含文体意义的文学批评，虽然文学批评并不排斥文学理论和文学史，甚至好的文学批评，恰恰需要从文学理论和文学史悦纳滋养，但这并不意味着文学理论和文学史的研究性论文这两者与文学批评应该没有“文体”的区分和间隔，如果文学批评和这两者之间没有了边界，文体意义上的文学批评将会被文学理论和文学史研究所吞噬。但文学批评“文体感”丧失背后单单是文体问题吗？
    需要特别指出的，我们将文学批评的文体问题作为一个问题来思考，从策略上，并不想把针对的假想敌设置成“学理性”和“学术规范”。在今天的学术制度下，如果我们莽撞地将文学批评的假想敌树立为学理性和学术规范，不但会遭人诟病，也会使得文学批评自身的生存空间变得更加逼仄。按我的理解，“学理性”和“学术规范”至多是让文学批评戴着镣铐跳舞而已。因为一个基本的事实，与文学理论和文学史研究集中在高校和专门研究机构一样，文学批评的从业人员在今天也基本集中在高校和专门研究机构。当下，没有被大学和专门研究机构收编的文学批评从业人员越来越少，而且即使有些未被收编的从业者，也往往是预先经过了大学规范的学术训练。既然文学批评绝大多数发生与大学相关，当然应该在大学的背景讨论才有意义。在大学背景上，虽然已经有某些大学将点击“10万加”的网文等同某一级别的学术论文，但这种“等同”更多是非学术的因素在左右，也只是在一些现实利益上可以被折算。文学批评显然不能同此盛景，与有荣焉。大学作为大学应该有独立的学术制度。学术制度当然应该包含学术评价标准。这种意义上，我们的大学学术制度远未臻于完备。因此，今天我们谈论文学批评，得首先承认学院文学批评一支独大的事实，这一定程度上只是一个无奈的选择。从健康的文学批评生态来讲，大学之外的文学批评也应该野蛮生长。但我们并没有在学院批评之外，相应地发展出独立文学书评人和媒体文学批评制度。换句话说，我们的文学书评和媒体文学批评在当下很low。像《中国读书周报》的舒晋瑜、《文学报》傅小平、《新京报》柏琳、《南方周末》的朱又可、原来腾讯网的张英等等文化（文学）记者虽然写出相对优秀的媒体批评，他们的文学审美能力远远高于一般的大学文学批评从业者，但并没有引起充分注意。今天“野生”的文学批评还应该包括“豆瓣”这样的网站，包括每天我们在朋友圈发布的只言片语的文学批评。这里面可能孕育着新的文学批评方式和新的文学批评文体。但在没有经过充分的田野调查式的观察，我们很难对这些正在发生着的，正在变化着的文学批评下判断做结论。因此，我们只能相对收缩在大学这有限度的空间谈论文学批评文体，离开大学这个立足点，我们很多的前提和结论可能就不存在不成立。比如我们现在说的文学批评文体的逼仄和萎缩，其基本的立论前提只能在大学背景上，离开了大学这个背景，包括和大学有着深刻勾连的研究机构和传统媒体，等等，这个问题的讨论可能是另外的方式和结果，因为在网络平台、微博、微信公号，是另一个平行宇宙一样的文学批评世界，文学批评和文学批评文体也是丰富芜杂的。
    这样看，如果我们观察中国现代文学史，文学批评从业者并不是必然在大学谋食。相当多的批评从业者做的编辑和出版工作。再有，从更大的中国现代学术史看，不算1949年到1970年代末这个非正常时段，如此严苛的教条的学术制度也只是这一二十年的事情。在相对宽松的学术制度下，1949年之前和上个世纪的八九十年代，大学文学批评并不是现在的这种样子。现在的问题是，在尊重学理性和学术规范的前提下，甚至在我们也不能改变大的学术制度的前提下，再退一步，甚至大量的文学批评从业者并不具备充分的文学审美能力，文学批评文体能否独完？
    说到这里，有些似是而非的问题可能需要澄清，比如是不是一谈到学理性和学术规范就要在文学批评文体大量征用“知识”？我认为，今天文学批评一个很严重的病症就是充斥着大量冗余和过剩的无用“知识”，直接的文本景观就是文学批评的注释原来越多，越来越长。且不去深究一篇文学批评动辄几十条注释，这几十条注释都有各种来源，各种来源又都有各自作者、上下文和语境，只去“断章取义”，能不能恰如其分地说明自己谈论的问题，而只是质疑一个最直接的问题：这些近乎疯狂不加节制的引用和注释是不是必要？从现代文学至今，我们的文学批评并不是从一开始就有这样的引用和注释癖，国外的文学批评也不都是这样疯狂地引用和注释。请注意我说的是文学批评，不是引用和注释可能必要的文学理论和文学史研究。因此，不能把学理性和学术规范误解成冗余和过剩的“知识”，而应该是清晰的问题意识、说理依据和内在逻辑力量。
    至于谈论甚多的关键词和摘要，对一篇文学批评来说确实是不必要的，但我认为它们并不能伤害到文学批评文体。因为关键词和摘要是发生在文学批评完成之后的发表“格式”，而这种格式某种程度上只是为了文献检索的方便。事实上，我们今天的文学批评刊物，比如《当代作家评论》《南方文坛》《小说评论》《文艺争鸣》《上海文化》等都并不没有关键词和摘要的格式要求，但如果我们观察同一个作者在这几种刊物与需要关键词和摘要的《文学评论》《中国现代研究丛刊》《文艺研究》《扬子江评论》《当代文坛》，甚至学报和其他人文社科刊物发表的文字，其“文体”并没有明显的区分度。在他们的理解中，文学批评也只是一种“论文”，文体也只有千人一面的“论文化”。这直接的结果，今天的文学批评专门刊物也被它的作者改造得不“文学批评”了。因此，在强调学术制度压迫的同时，文学批评从业者其实是自己放弃了某些专业文学批评刊物给予的充分自由。这直接地导致了文学批评片面偏执的“论文化”，以至于像《文艺争鸣》竟然要另外设置“随笔体”的栏目来重申文学批评的文体自由和多样。从我的观察，今天的文学批评刊物并不是像我们想象的不能容纳文体自由的文学批评。极端地说，即使“为稻粱谋”，即使哪怕不算各种文学期刊，更不算大众传媒，仅仅各大学认可的所谓C刊和核心期刊，也可以发表我们可以想象得到的所有文学批评文体，而不是只有一种学报“论文体”的文学批评。
    据此，我认为今天真正伤害文学批评的，不是刊物，不是学理性和学术规范，甚至不是学术制度，而是批评从业者自己预先选择了不自由，选择了自我奴役。而当这种自我奴役渐渐演变为一种集体无意识，汇入到今天的学术生产和学术制度，这才是对文学批评文体最致命的伤害。说到底，文学批评的文体问题不是文学批评的语体、修辞等外在的文本风貌，而是从业的精神自由不自由。因此，我认为要解决文学批评的文体问题，应该从“文学”和“批评”两个方面回到文学批评的起点解决问题。这就是我曾经在许多场合谈到过的，文学批评是“批评”，文学批评也是“文学”。强调文学批评是“批评”，那就应该意识到现代文学批评和现代知识分子之间的内在关系；应该在类似《语丝》发刊词里所说“自由思想、独立判断和美的生活”的意义上，理解文学批评之“批评”，即现代知识分子之批判精神。而文学批评之“文学”既是指文学批评所针对的研究对象是文学的，也是指作为文体的文学批评是文学的。因此，我们有理由要求作为文学批评的文体是文学的文体，而不只是“论文”,它当然应该满足一切对于文学的定义和要求。
    在强调文学批评“批评”的前提下，现在我们可以从技术上谈论如何做“文学”的文学批评。选一个最偷懒的办法就是从小说家学习文学批评了，当然也可以换作从诗人学习诗歌批评等等，只是因为我自己做小说批评比较多，顺便举了小说家做了例子。这一段时间，集中重读了毕飞宇的《小说课》、王安忆的《小说课堂》、张大春的《小说稗类》，我更坚定了向小说家学习“文学”批评的判断。说老实话，虽然一百年中国文学，我们的文学批评从业者中间确实涌现了一批又一批“文学”批评的“文体家”，有的在今天依然活跃并影响着当下文学批评生态，但时至今日相比较而言，同时代的一些小说家，他们数量不多的文学批评比专业的文学批评从业者却显得更为个性和文学性。这或许某种程度上可以矫正我们“八股腔”文学批评的“不文学”，也能够回答我的提问：当我们能够自由思想和独立判断的“批评”之后，我们如何写出文学的文学批评？比如我们可以从张大春的《小说稗类》学习如何运用知识；从王安忆的《小说课堂》学习如何在有态度有思想地复述小说情节，如何在行文中灵光一闪旁逸斜出闲笔；从毕飞宇的《小说课》学习如何不是抡着大刀砍砍杀杀得出大而无当的常识结论，而是庖丁解牛于细节见幽微，于幽微见真问题，等等。比如我读到的还有阎连科的思辨，余华的冷峻，苏童的腴润，蒋子丹写迟子建的将心比心……可以这样说，正是这些小说家悄悄地生产并维持着我们时代文学批评的“文体”。其实，本来是可以引用一些他们各自实践的成果，只是我已经预先将冗余和过剩的“知识”作为窒息着今天文学批评文体的敌人，即使引用并不冗余和过剩，还是不引用了。好在，这些小说家的文学批评在图书馆，在“知网”都能找到。说到“知网”，其实不只是“知网”，在今天文献检索如此之方便，如果一个文学批评从业者，我们假定他做一篇作家论，不是先去读作家的作品，而是去检索张三说李四说，能写好一篇文学批评，我们能对他有文学批评文体的期望吗？而小说家写文学批评往往是不查理论书，不用“知网”，他们最信任的是自己的艺术感觉和审美判断，也难怪他们不需要那么长的注释呢。也许这只是端正我们今天文学批评文体的一个起点，但还是值得我们去试一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