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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传庆 摘要：《于湖先生长短句》五卷《拾遗》一卷《补遗》一卷，董康诵芬室据影宋乾道传钞本校定，今藏南开大学图书馆。董康据《南词》本《于湖词》对传钞本字句、词题、篇次加以校订，又据毛晋汲古阁本及《南词》本《于湖词》作《补遗》一卷，综合三本，校定重钞，编成了当时最为完备的《于湖词》。后朱祖谋、吴昌绶等又对董康校定本重加校勘，特别是吴昌绶利用汲古本、《南词》本《于湖词》及《花庵词选》、《绝妙好词》等对董校本字句精心校订，并对《于湖词》版本进行了深入准确地考察。吴昌绶对《于湖词》的校考代表了当时张孝祥词集研究的最高水平。 关键词：董康 《于湖先生长短句》 朱祖谋 吴昌绶 批校 《于湖先生长短句》五卷《拾遗》一卷《补遗》一卷，董康[1]诵芬室乌丝蓝格钞本，与《校本蒲江词》合钞。每半页九行，行二十一字，版心书“于湖先生长短句”、卷数及页码。前有汤衡、陈应行序，每卷前有目录，每卷标题之下署“诵芬室校定本”。钤有“诵芬室传钞秘笈”、“诵芬室藏书记”、“毘陵董康辑录佚书之印”、“董康秘箧”、“仁和吴氏双照楼藏书”、“吴昌绶”、“伯宛”、“梅祖盦”、“双照楼校刊宋元人词记”、“吴昌绶读”、“双照楼”、“伯宛校勘”、“朱祖谋印”、“沤尹”、“药禅”等印。原书为董康校藏，后经朱祖谋、吴昌绶、吕景端批校，今藏南开大学图书馆。[2] 一 董康校抄本题为《校宋乾道本于湖长短句》，但其所据底本并非《于湖先生长短句》宋乾道原刻本，而是传钞本。张孝祥词集，南宋时有单刻本和诗文集合刻本。单刻本最早的是宋孝宗乾道间刻《于湖先生长短句》五卷《拾遗》一卷（以下简称为“乾道本”）。此本由建安刘温父乾道七年（1171）编成，原刻已佚。诗文集合刻本为宋宁宗嘉泰元年（1201）刻《于湖居士文集》四十卷本，其卷三十一至卷三十四为《乐府》。今藏台北“国家图书馆”[3]（以下简称为“《文集》本”）。尽管乾道本原刻已失传，但明紫芝漫钞《宋元名家词》及毛晋《宋六十名家词》均据此本钞补《于湖词》。至清时，李福影钞乾道本流传之迹颇为明晰，李氏影钞本今藏台北“国家图书馆”，由其上张蓉镜（1802—？）手跋可知是本流播大概，其《跋》云： 吴郡黄荛圃先生以是册赠先祖观察公，为李子仙孝廉影宋钞本，首尾完整，行款字体的系原刻面目，珍藏味经书屋阅廿馀稔矣。今秋家诒经堂主人见而爱玩不置，假录副本始还。[4] 李子仙，名福，江苏吴县（今苏州）人。嘉庆十五年（1810）举人，擅诗词、书画，室多藏书。其影钞本《于湖先生长短句》为黄丕烈所得，黄又以之贻张蓉镜祖父张夑。张夑，字子和，号荛友，江苏常熟人。富藏书，与黄丕烈友善，人称“两书淫”。由张氏所记，李氏影钞本又经“诒经堂主人”张金吾录副，《爱日精庐藏书志》著录是本云： 《于湖先生长短句》五卷《拾遗》一卷影写宋刊本，宋状元张孝祥安国撰。 是书毛氏初刊本一卷，继得全集，续刊两卷，篇次均经移易，并删去目录内所注宫调，此则犹是宋时原本，当与知音者共赏之。[5] 此后影钞本《于湖先生长短句》及其传钞本广为人知，如陈树杓《带经堂书目》、瞿镛《铁琴铜剑楼书目》、朱学勤《结一庐书目》、张钧衡《适园藏书志》等均有著录。董康所据钞本即为诸家传钞者，其书后跋语云：（见封二） 《于湖词》刊入汲古阁六十名家四集，篇次已经移易。余旧藏怀麓堂本《南词》中有《于湖词》二卷，初以为汲古本所从出，未详检也。秋间坊友何厚甫以旧钞《于湖先生长短句》五卷《拾遗》一卷售予，各调之下兼注宫调，盖由宋乾道本所传录者。取与《南词》本互勘，始知乾道本佳处十之四，《南词》本佳处十之六，校定命胥重录篇帙，一循宋旧，而以《南词》本字句之异标注于下。复从《南词》本获词四十首，俱宋以来各名家选本未甄录者，乃合汲古本六首为《补遗》一卷以附于后，于湖著作当以是本为最完备矣。 光绪乙巳冬日武进董康呵冻书。 由跋语可知，董康光绪乙巳年（1905）秋间自书贾何厚甫处购得旧钞本《于湖先生长短句》五卷《拾遗》一卷。何氏为京师琉璃厂会文斋书店主人，通版本目录之学，伦明《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有记，称其与叶德辉相善。[6]因是本各调之下兼注宫调，故董康断之为传录乾道本者。董氏所据旧钞本卷第及篇次安排与瞿镛铁琴铜剑楼所藏影宋钞本完全相同，故其为乾道本传钞无疑，然其漏钞《拾遗》卷中《西江月·为刘枢密太夫人寿》一阕，故董康又据毛晋汲古阁刻《于湖词》将此阕补入《补遗》。 董康得此传抄本后，将其与所藏《南词》本《于湖词》比勘，并据《南词》本校订字句、词题、篇次，又据汲古本、《南词》本作《补遗》一卷，综合三本，校定重钞，遂得一完整本《于湖词》。董康据《南词》本校字句之异，即在所校字句下小字标“一作”，但并未注明所据为《南词》本，故吴昌绶针对董康所校云：“凡此本‘一作’云云，当是据《南词》本校。”如董校《满江红》（秋满衡皋）：“‘芜’，一作‘簾’”；“‘遥碧’，一作‘历历’”；“‘如席’，一作‘摇碧’”；“‘点’，一作‘颗’”。校《虞美人》（柳梢梅蕊香全未）：“‘蕊香’，一作‘萼香’”。校句异如《定风波》（铃索收声夜未央）：“‘起寻花影步回廊’，一作‘曲栏花影步凄凉’”。 字句校异之外，董康还据《南词》对传钞本词序篇次进行考察。如其校《浣溪沙》（一片西飞一片东）词云：“按：此首似应依怀麓堂本移《次韵戏马梦山与伎作别》后。”此词乾道传钞本无词题，在卷四末，而《南词》本则有题，题云“梦山未释然，再作”。且此词位于《浣溪沙》（罗韈生尘洛浦东）之后，“罗韈”一首，乾道传钞本亦失题，《南词》本题作“次韵戏马梦山与伎作别”。可见，二词实为同时之作，而乾道传钞本将其分置二处，故董康加按语说明。另如其校《丑奴儿》（伯鸾德耀贤夫妇）云：“按：此首似应依怀麓堂本移《张仲钦母夫人寿》后。”此词位于卷五末，董康所言《张仲钦母夫人寿》一首指《丑奴儿》（年年有个人生日），则位于卷五之首。此二词乾道传钞本均失题，据《南词》本“伯鸾”一首词题为“张钦夫生日，用前韵”，可知二词自当前后相续。 此外，董康在校订中还删除了互见之词，其于《拾遗》卷末注云：“原本第二十八首为《丑奴儿》，第三十首为《点绛唇·饯刘恭父》，均互见卷五，故不录。康。”《拾遗》第二十八首为《丑奴儿》（伯鸾德耀贤夫妇），其与卷五之《丑奴儿》仅一字之别，即“庭下”作“庭砌”，故董康删去不录。《拾遗》第三十首为《点绛唇》（秩秩宾筵），其与卷五《点绛唇·饯刘恭父》（绮燕高张）除首句不同外，其馀大同小异，显系同词另稿，故董康亦不录。[7] 董康校钞本不类陶湘《影宋本于湖先生长短句》于目录处词调下注宫调名，而是在正文中词调下注宫调。而二者最大差别在于词题之不同，董康在校勘乾道传钞本时对词题做了很大改动。董康校改词题主要有以下四种情形： 1.乾道传钞本无词题，董康直据《南词》本补题。此在董康校钞本最为常见。如《蝶恋花·行湘阴》、《鹧鸪天·平国弟生日》、《虞美人·赠卢坚叔》、《菩萨蛮·舣舟采石》、《浣溪沙·次韵戏马梦山与伎作别》、《丑奴儿·张仲钦母夫人寿》、《减字木兰花·琵琶亭林守王倅送别》、《满江红·于湖怀古》等。 2.删改乾道传钞本词题，据《南词》本易之。如《浣溪沙·桂州同僚饯别》，词题原作“同僚饮饯宜斋”；《减字木兰花·赠尼师，旧角伎也》，词题原作“赠尼”；《柳梢青·饯别蒋德施栗子求诸公》，词题原作“蒋文栗兄趋朝，钱文茹横槎，宗文如古藤，孝祥置酒作别，赋此以侑尊”；《南乡子·送朱元晦行，张钦夫、邢少连同集》，词题原作“刑监庙饯送朱太傅、张直阁，阻雨赋此词”；《西江月·隋索靖小字法华经及古器为老人寿》，词题原作“以宝鼎、隋人写小字莲经为揔得寿”。 3.保留乾道传钞本词题，据《南词》本校“一作”。如《鹊桥仙·上主管寿送南康酒北梨》，董康校云“一作‘以酒菓为黄子默寿’”；《浣溪沙·丹阳湖》，董校云“一作‘三塔阻风’”；《南歌子·上吴提宫寿》，董校云“一作‘赠吴伯承’”。 4.据毛晋汲古阁本补词题。如《浣溪沙·黄陵庙》一首，董校云“一作‘阻风三峰下’”，此词影宋钞本无题，《南词》本作“阻风三峰下”，汲古阁本题作“黄陵庙”，故董康据之补入。 由上可见，董康以乾道传钞本为底本，参校《南词》本校订词题的诸种复杂情形，或补入，或改易，其校改原因自然是意识到了《南词》本之佳。如《西江月》（不识平原太守）一首，影宋钞本无题，《南词》本题为：“蕲倅李君达才，当靖康、建炎之间，以诸生起兵河东，屡摧强敌。盖未知其事，重为感叹，赋此。”此题明确交代创作背景，对于理解于湖词之情感大有助益。另如《望江南》“赠谈献可”、“题南岳铨德观作”二首，汲古阁本与影宋钞本词题俱为“题南岸铨德观”，而根据二词内容，前一首为赠谈子，后一首为铨德观，影宋钞本及汲古阁本均淆误词题，故董康据《南词》本正之。 就董康校钞《于湖词》而言，其最大贡献在于首次为《于湖词》提供了一个完整之本。《唐宋名贤百家词》本《于湖词》，二卷，计154首；毛晋刻《于湖词》三卷，计181首；吴昌绶刊《景宋本于湖居士乐府》四卷，计182首；陶湘刊《景宋本于湖先生长短句》五卷《拾遗》一卷，计177首；而董康综合乾道传钞本、汲古阁本、《南词》本，补遗汰复，计得于湖词221首，于此可见其于《于湖词》之功。正是在此意义上，朱祖谋校后跋曰：“《于湖词》，是本为最完备，董跋甚允。” 另外，由董康校《浣溪沙·梦山未释然再作》及《丑奴儿·张钦夫生日用前韵》二首所云“应依怀麓堂本”调整次序，可知影宋钞本在篇次上亦有移易处，不及《南词》本之佳。而据董氏所言，调后篇次正同《文集》本《于湖乐府》，并且将董康据《南词》本《于湖词》所校词题与《文集》本对照，二者完全一致，则又可知《南词》本《于湖词》与《文集》本《于湖乐府》同源，或即从《文集》本出。由此观之，《南词》本《于湖词》比乾道传钞本优善，此正董康所言“乾道本佳处十之四，《南词》本佳处十之六”的含义。董康据《南词》校《于湖先生长短句》之时，《文集》本《于湖乐府》尚未被发现，故其于《南词》本佳处的判断亦足见其眼光。 二 董康校钞《于湖长短句》时，吴昌绶正极力搜刻宋元词集，故董康将是书寄赠吴氏，其于《蒲江词稿跋》中云：“吴印臣孝廉影搜刻宋元名家词集，以补琴川未竟之功，函来索余校定《于湖长短句》，并录以寄。”吴得书后欣喜记云：“光绪乙巳岁除，授经比部以所校《于湖》《蒲江》二集精钞见寄，欣快无极。丙午新正五日，昌绶记。” 吴昌绶获得董钞《于湖词》后，先是倩朱祖谋代为校订，朱校后，吴氏再详加校勘，之后又倩吕景端继续校读。诸人校订，以吴昌绶最为详赡，而吕景端最简。吕氏校勘《于湖词》时在光绪丁未（1907）冬，其校后有记云：“光绪丁未东坡生日，吕蛰厂校读一过，时客京师，居城东法华僧寮。”吕氏校勘不多，偶有校字及校释词题。如其校《减字木兰花》（江阴州治漾花池）“始”，云“‘始’疑‘好’”。其释题如校《水调歌头》（帅清江作）云：“‘清江’应作‘静江’，宋静江府，今桂林也，词题作‘清江’，可通用，不如改‘静’为是。”接下来就朱祖谋及吴昌绶对董康校钞本《于湖先生长短句》的校订略加述论。 吴昌绶在倩朱祖谋校勘前曾通读一过，偶作蓝笔标记。如《西江月》（落日镕金万顷）一阕，董康钞作“庐兵千峰”，吴直接以蓝笔改“兵”为“岳”；《画堂春·上老母寿》词，吴在“卷非”二字处用蓝笔标记，后来朱祖谋批云：“‘卷非’二字似不误。” 朱祖谋校订董钞《于湖先生长短句》时在光绪丙午（1906）六月，其校后跋语云：“甘遁属再加斠订，行匧无书，客中又乏秘笈可假，仅依毛本及形声传误之显然可指者识于简端，殊少精采之处。丙午六月，彊村记。”可知，朱氏之校仅据毛晋汲古阁本《于湖词》对校，并指出因形近、声近之误者。朱据毛晋汲古阁本校词题者如：《西江月·桂州同僚饯别》，朱校云“毛本题作‘同僚饮饯宜斋’”；《水调歌头·隐静山中大雨》朱校云“毛本作‘隐静寺观雨’”；《南乡子·送朱元晦行，张钦夫、邢少连同集》，朱校云“毛本题作‘刑监庙饯送朱太傅、张直阁阻雨赋此词’”。另据汲古阁本校字词之异如：《木兰花》（送归云去雁），朱校“‘换’，毛本作‘护’”；“‘忍’，毛本作‘见’”；《浣溪沙·中秋十八客》，朱校“‘丹’，毛本作‘册’，是”；《满江红》（千古凄凉），朱校“‘坐收长策’，毛作‘圣明无敌’”。其据形、声相近而致讹者如：《水调歌头》（舣棹太湖岸），朱校“‘酹’，误‘酬’”；《念奴娇》（绣衣使者），朱校“‘钩’，疑‘絇’之误”；《拾翠羽》（春入园林），朱校“‘诸’，疑‘谙’”；《临江仙》（试问梅花何处好），朱校“‘欲’，疑‘破’”。由朱氏据形声校词多以“疑”出校，可见其一贯的疑而存之的校词风格。 朱祖谋因为“行箧无书”，并未对董康校钞本《于湖先生长短句》做出全面细致的校订，因此吴昌绶在朱校的基础上用朱笔、墨笔对《于湖先生长短句》进行了两次详细校勘。吴昌绶曾云：“《南词》原题李西涯编，乃删窜汪晋贤《词综序》以弁卷端。雍正间鲍渌饮已于赵氏见之，疑当时坊肆所为。”[8]所以他在校勘董钞本时针对董康所言“怀麓堂本《南词》”，直接删去了“怀麓堂”三字，这也表明其明确否定《南词》为李东阳所编。 在校订字词上，吴昌绶首先据朱校校改，如：朱校《水调歌头·送刘帅趋朝》“云韬”：“‘云’，疑‘六’误”，吴即改“云”为“六”；《浣溪沙》（绝代佳人淑且真）词，董校“寒长”云：“一作‘长寒’”，朱校云：“毛本作‘长寒’”，吴补校云：“是”；朱校《蝶恋花·行相阴》词题：“‘相’，疑‘湘’”，吴补校云：“可以意改”。吴昌绶亦据汲古本校，如：《醉落魄》（轻黄淡绿）词，吴朱笔校云：“汲古‘黄’作‘寒’”“‘妆’作‘梳’”“‘光阴速’，汲古误作‘闲妆束’”；《念奴娇》（星沙初下）词，吴昌绶朱笔校云：“汲古题作‘离思’。”除汲古本外，吴昌绶还据《花庵词选》、《绝妙好词》、《全芳备祖》中所收张孝祥词对校董钞本。如其校《水调歌头》（江山自雄丽）词：“汲古‘牋’作‘声’，‘玉’作‘宝’。（朱笔）《花庵》同。（墨笔）”可知其先据汲古本批校，又据《花庵词选》再校。《鹧鸪天》（玉殿西头白玉堂）词，朱校：“‘玉’，毛本作‘浴’，疑‘洛’之讹。”吴氏校正朱校云：“《花庵》亦作‘浴’，子野词亦有‘浴殿’之语。”《清平乐·殿庐有作》词，董康校“‘未’，一作‘不’”，吴校云：“《绝妙好词》‘未’作‘不’。”他还据《全芳备祖》补《锦园春》（醉痕潮玉）咏海棠一首。 此外，吴昌绶又据《南词》本对董钞本作进一步校勘。他在《宋金元词集见存卷目序》中说：“吾友武进董比部得彭文勤知圣道斋旧藏《南词》六十四家、汲古未刻词二十二家，中多罕觏秘笈，昌绶尽获其副。”[9]所以在获得《南词》本《于湖词》后，他对董康校改乾道传钞本不彻底处再次据《南词》校订。如其校《鹧鸪天》（楚楚吾家千里驹）词：“堦墀”作“堦除”，“真如”作“真成”，“纡绿”作“綵绠”，吴注云：“均《南词》”；校《鹧鸪天·上元启醮》词题：“《南词》作‘设醮’”；校《浣溪沙》（只倚精忠不要兵）词首二句：“《南词》一二句互易”；校《凤栖梧·送刘恭父》词牌：“《南词》作《蝶恋花》。” 要之，吴昌绶利用汲古本、《南词》本《于湖词》及《花庵词选》、《绝妙好词》等对《于湖先生长短句》精心校订，使于湖词渐趋详备。 三 吴昌绶校订董钞本《于湖先生长短句》，尤为值得注意的是，他自此开始了对《于湖词》版本的深入考察。经过长时间的梳理比勘，他彻底弄清了张孝祥词集流传版本间的差异，并对不同版本《于湖词》的数量进行了详细考订。吴昌绶对《于湖词》的校考代表了当时张孝祥词集研究的最高水平。 对于董钞本《于湖先生长短句》是否传钞乾道本，吴昌绶曾有怀疑，他在卷末董康及朱祖谋跋文处朱笔批云：“爱日精庐有《于湖词》，不知较此何如？”“此但当系旧钞本，不能遽定时代，亦不能因卷端乾道二序即目为乾道本也。”此二则批语后被删去，表明其最终确定董钞为影乾道本之传钞本。 吴昌绶校阅董钞本时有Δ、Ο符号标识，当为考察各本词作异同之用。他在卷一《六州歌头》（长淮望断）处朱笔批云：“汲古篇题多与此不同，就其互异者著之，若比此减省，或明知有误者不录，通校全帙，胜于毛本远矣。”后又墨笔批云：“此本与汲古合，所不合者，汲古先刻篇首，后删去耳。”“此五卷并《拾遗》及《补遗》前六首，共百八十首，汲古本同，汲古复一首，百八十一也。”吴氏首先肯定董康校钞本优于汲古本，并且通过比勘词作篇帙，考知其与汲古本同源。在获见《南词》本《于湖词》后，吴批云：“《南词》只百五十四首，而较此本与汲古皆多四十首，少六十六首，疑本缺一卷，故长调殊寥寥也。”显然，《南词》本《于湖词》与董钞本、汲古本并非同一系统，他推测《南词》本或缺少一卷。吴昌绶对《于湖词》的搜集考察并未止步于此，他一直在为获得《于湖词》善本不断努力，其致缪荃孙书云： 《于湖词》五卷《拾遗》一卷，一百七十四首。绶有校抄本。此事在七八年前。毛刻篇数相同。一百八十一首，内复一首。所不合者，毛先刻廿四首，后删去别刻耳。此词绶与古微屡校，心知其详。又见旧抄一残本，只百五十四首，但已比宋乾道本多四十首，次序不合。心久疑为集本。授经屡云集本无词，遂置不论。及闻意园书散出，有宋本《于湖集》，绶欲买之，为景朴孙所据，索四千金。绶给价千五百元，未成，于是神游目想于集中四卷之词，吾师可借阅或抄示，感荷无极。绶但欲一观，即可刻成。[10] 札中所云《于湖词》五卷《拾遗》一卷校钞本，即董康校钞本。吴昌绶将获见旧钞残本与董康校钞本比勘后，疑此残本乃从《于湖集》析出者，因此他非常渴望得到《于湖居士文集》，故请缪荃孙帮忙借抄。在得见《于湖居士文集》之后，吴昌绶终对《于湖词》版本及词篇做出了清晰校订，其致缪荃孙云： 昔年授经得传抄乾道本《于湖长短句》五卷《拾遗》一卷，即从瞿氏、朱氏本出。因以所收《南词》中《于湖词》对校，为《补遗》一卷，并录见寄。时绶尚在沪，比到京见《南词》本，覆核再四，私计此即集本。但求全集，杳不可得。今始蒙抄示，则果不出所料。《南词》所据集本缺一卷，故授经所补尚未全，今得四卷，再核其源流本末，皆了然矣。集本一百八十二首，应据景宋本补卅七首，汲古本补四首，共为二百二十三首，方始完备。汲古四首既不见集中，又不见景宋，颇可疑。顷从《全芳备祖》检得一首，馀三首尚未知所由来，或即《花庵》所选，俟再考之。景宋乾道本一百七十四首，应据集本补四十五首，汲古本补四首，共为二百二十三首，亦成完本。汲古本多六首，集中已有二首。此今日细心斟核，而得两本互异如此。[11] 吴昌绶经过详细核查，认为董康所据的《南词》本《于湖词》即从《于湖居士文集》出，由于所据集本缺一卷，故董康所补未全。在见到影钞乾道本《于湖先生长短句》和宋本《于湖居士文集》这两个张孝祥词集最重要版本后，吴昌绶将二本细心斟核，明其源流，终成《于湖词》完本。起初，吴昌绶索要董康校钞《于湖先生长短句》之目的当为雕版之用，但最终并未采用，直到宋椠《于湖居士文集》出现，他才假袁寒云妻刘梅真影写本刊刻。吴弃董康校钞本不用，苦求宋椠之举，体现了他欲存古刻真面目的刻词理念。 董康校钞《于湖先生长短句》，加之朱祖谋、吴昌绶、吕景端对董钞本《于湖先生长短句》字句之校勘，版本之理董，再现了张孝祥词在清季由粗芜到精当，由模糊到清晰的校勘历程。董康、朱祖谋、吴昌绶、吕景端对《于湖先生长短句》的校勘考订，是清季词学家校勘唐宋词集的一个生动剪影，他们互通秘笈，合力校雠，推动了词籍校勘学的不断发展。   注释： [1]董康（1867—1947），字授经，号课花词隐、诵芬室主人，江苏武进（今常州）人。法学家，好诗词，嗜藏书、刻书，兼治版本目录之学。刻有《诵芬室丛刊》、《广川词录》等，著有《课花庵词》、《书舶庸谭》、《嘉业堂书目》、《曲海总目提要》等。 [2]朱祖谋（1857—l931），字古微，号沤尹，又号彊村。浙江归安（今湖州）人。“清季四大词人”之一，著有《彊村语业》三卷，又校刻《彊村丛书》，堪称词林巨帙。吴昌绶（1856—1924），字伯宛，号印丞（臣），晚号松邻，室名梅祖盦。浙江仁和（今杭州）人。嗜校藏词籍，其藏书楼名双照楼。著有《松邻遗词》、《宋金元词集见存卷目》，刻有《仁和吴氏双照楼景刊宋元本词》。吕景端（1859—1930），字幼舲，号蛰庵、药禅。江苏毗陵（今常州）人。能诗词，与吴昌绶、董康为友。 [3]王兆鹏先生《词学史料学》（中华书局2004年版），蒋哲伦、杨万里二位先生编撰《唐宋词书录》（岳麓书社，2007年），都提及南开大学图书馆藏董康钞本《于湖长短句》，均著录为“《于湖长短句》四卷《补遗》一卷”，分见二书第207页、412页。 [4]参王兆鹏：《词学史料学》，第205—206页。 [5]参蒋哲伦、杨万里编撰：《唐宋词书录》，岳麓书社，2007年，第415页。 [6]张金吾：《爱日精庐藏书志》，中华书局，1990年，第668页。 [7]伦明著、雷梦水校补：《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111页。 [8]董康删除之《点绛唇》（秩秩宾筵）一首，唐圭璋编纂《全宋词》仍从影钞乾道本《拾遗》录存，宛敏灏《张孝祥词校笺》亦“两俱保留”，分见《全宋词》（中华书局，1999年）第2222—2223页、《张孝祥词校笺》（中华书局，2010年）第136—137页。 [9]吴昌绶：《宋金元词集见存卷目》，光绪三十三年（1907）上海鸿文书局石印本。 [10]吴昌绶：《宋金元词集见存卷目》，光绪三十三年（1907）上海鸿文书局石印本。 [11]《艺风堂友朋书札》，《中华文史论丛》（增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905页。 [12]《艺风堂友朋书札》，第908页。 作者简介：杨传庆，男，南开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原载《文献》2017年第4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