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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历时研究的共时性关怀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我们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做到“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在笔者看来，这一新时代宣言既强调了中华文化的延续性和包容性，又阐明了学术研究的当下性要求。法律史研究离不开历史叙事，但在此过程中，还要注意进行义理阐释，注意面向未来和进行创新性发展，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铸炼民族精神和鉴往知来。法律史研究当然属于历时性研究，但我们必须要注意尽可能地挖掘其共时性价值，梳理过去和未来的历史连线，之所以如此，也是出于“一切历史皆是当代史”的应有期待。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全面推进了司法制度改革，法官惩戒制度改革也进入一个新时期，其中法官惩戒委员会的建置、法官员额制改革、领导干部干预案件阻断机制改革、法院经费省级统筹等各方面的配套改革全面推进，对于我国法官惩戒制度的法治化和现代化有着重要的新起点意义。党的十九大报告要求全面落实司法责任制、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的战略定位，彰显了法官惩戒制度改革的迫切感和使命感。因为司法的本质属性要求保障法官的独立审判权，现代法治的重要特征是通过程序正义实现实体正义，法官作为这种机制的实践者，对其进行惩戒，更不能偏离这种正义实现的方式。当前的改革，我们必须要注意的是，在完善诉讼构造的基础上推进法官惩戒制度本身的构造，在完善独立审判权的前提下推进法官责任制，做到权责分明和权责一致，这也是比例原则的当然要求，惟其如此，才能真正实现司法作为社会正义防线的基本功能。本书对于法官惩戒制度的历史和未来、理想与现实有准确的把握，体现了通过历史研究的学术性关切。作者在书中对惩戒权性质的分析和定位，对惩戒机关独立化、惩戒事由理性化、惩戒程序法治化等基本问题的理论回应，以及对法官惩戒法所应予彰显的惩戒与保护并重的前瞻性思考，皆可以明确地找到与当下问题的对应点，从而为我们的制度建设提供一些历史的参照。李氏在书中一再强调，法官惩戒现代化的实质是法官惩戒从行政化走向司法化，这也是当下“问题对应点”中的焦点，应当对照当前的改革进行细致地检视。 在中央提出全面依法治国的当下，法官惩戒制度改革的意义也突破了制度的本身。从功利主义的目的来看，本制度是为了惩戒法官不法、推进司法信任，但其根本目的是通过符合正义的司法来更好地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权益的实现，这是法官惩戒现代化转型中应始终注意的问题，也就是说，该制度本身的建设应与配套制度的建设形成合力，为超越制度本身的目的而铸造其基本精神。就笔者看来，现代化实际上意味着人的解放，结合当前我国的国情，在法官惩戒制度建设方面，必须要认真体味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对法官惩戒制度本身进行顶层设计，尽量避免社会进步不断、法律改革不止的短期行为。从历史理性的视角来看，法官惩戒制度的建设只有能够促进更高目的的实现，涵孕更远大的理想，才有生生不自息的活力，也才能得到人民的认同，实现制度改革的初心。这些理想的实现，离不开脚踏实地的学术研究，更离不开历史理性与现实张力之间的平衡能力。《转型》一书，正是这样踏实的著作，是值得一读的。 当然，作为学术著作，有作者自己的独特思考与裁量，难免有受主客观环境影响而造成的不足与缺陷，因此，在笔者看来，本书的瑕疵也毋庸讳言，如关于惩戒机关的第一手资料，着力不多，此方面的论证主要依据“法官惩戒议决书”，难以体现出惩戒审理过程中应有的动态情境，对于法官所置身的政治环境和关系社会等问题也未多着墨，是为遗憾。不过，学术研究不可能一劳永逸，对一本书过分地求全责备，也是非理性的。如限于经济能力或研究精力，有些第一手资料本身就很难获取；全面的探讨又需要增加书本的体量，也非易事。因此，上述问题的完善，离不开作者的持续着力乃至学术共同性的集体接力，套一句时语：学术研究，永远在路上。 （作者单位：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