惟诚小说女性形象的津味魅力——以《黑白阿母》和《酸魔糕少女》为例
天津丰厚的文化底蕴为天津作家的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天津作家发掘天津文化,围绕天津地域特色进行小说创作,因此而形成具有天津地域特色的津味小说或津派小说。津味小说在写天津一方水土一方人的同时,也写出天津的人文气质,写出了天津不同时代的地域性人物。以冯骥才、张仲、林希等作家为代表,他们写出了许多天津味的或传奇多彩、或厚重朴实、或幽默风趣的人物形象,表现了天津的时代风云变幻。但过去大多数津味小说写作集中在北洋后期和民国初期的天津。虽然“冯骥才与林希表现天津地域文化,不约而同地聚焦清末民初,正是抓住了其关键所在。”①但表现天津当代人形象的作品不多也是津味小说的一个遗憾,同时,过去的津味小说中成功塑造的男性人物形象较多,津味小说中的许多男性人物形象在现当代文学中有一定的影响,但是津味小说中女性人物形象的塑造总体显得单薄。 津门女作家惟诚写有长篇小说《女兵》和《负罪》,她以自己的兵营经历和医院经历作为写作资源,书写了女兵和医生这两个群体的人生遭遇和成长历程。近年,惟诚的小说创作出现了地域文学的转向,小说的内容和风格渐渐符合王之望“明确了津味文学的三要素:别具一格的天津市井风情、津门文化特色人物群像的刻塑以及富有特色的语言运用。”②惟诚以自己对天津人天津事天津物的独到观察和体验,运用娴熟的叙事技巧,化用天津方言,在她的小说中成功地塑造了一系列在天津地域活动的天津风情味十足的天津当代女性形象,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津味小说中女性形象薄弱的缺陷,从这种意义上说,她的小说成为了津味小说的一道独特景观,因惟诚长篇小说人物众多,本文仅以她的中篇小说《黑白阿母》和短篇小说《酸魔糕少女》中的女性人物形象的塑造为例,来探讨惟诚小说中塑造的女性人物的津味魅力。 一、超越俗世的小洋楼女性形象 惟诚小说中的女性人物形象,是充满了都市味的洋气形象,她立足于天津的历史文化背景,让小说人物有了特殊的时空立体感。 小说《黑白阿母》以天津小洋楼新娶的美儿媳梁晓团,探秘样的限制性视角,第一人称的拉家常口气,道出了住在1932年建造的洋楼里的谢四一家四代人的生命简史。惟诚用细致的当下生活画面叙事,碎片化的人物回忆,刻画了洋楼中多个女性人物形象,突出塑造了传奇阿母吴美婵,这是一个特异的受到中西文化双面影响的人物形象,天津小洋楼里接受了良好教育的少奶奶阿母吴美婵,在过去时代曾经享受过不一样的奢华,丈夫企图将她“调教为有上海滩大小姐品味的女人”,在文革中她历经艰难,八十年代后成为大医院的心理医生。小说中描写阿母被单位同事取绰号为“花里胡哨”,会“抛媚眼,做调皮表情”,“有会说话的屁股”,“爱出风头”,六十岁了还能“自己开车上路”,她的“情史”和“做派”是他人闲谈的话柄,她在他人的叙述中被想象、猜测、怀疑、敌视和崇敬,这一切增加了她的传奇色彩,也使得她的形象立体丰富。 吴美婵这位女性的形象既不是传统的也不是先锋的,而是如她儿子评价的那样是“超现实的阿母”,吴美婵的超现实和天津的历史和世代变迁有关,因为老夫少妻,吴美婵被丈夫宠爱地西化地女儿般培养着,她做少妇时“总被污水泼身,却不讲别人坏话”,解放后吴美婵却在社会生活中如雨得水,到了老年却“人缘和口碑空前绝后的好”,阿母在时代的磨难中,人群的非议中享受人生,修炼得“成仙儿,转转眼珠,万事一目了然,拍拍脑门,句句真经,老巫婆!”吴美婵始终让浓烈的情感服从于丰厚的理性,表现出处理人际关系的高度智慧,她凝聚着亲情,发展着事业,吸引着人群,还能在情感的夹缝中“明好暗亲”地品尝爱情的幸福。 阿母在他人带有强烈价值观的“非议”中,对他人的心理观察和分析犹如“千年老妖”般准确细致,并把所有的“男人看成她的病人”,施展有“超级魅力”的人际智慧,在生活中成为游刃有余的“教母级人物”,她用自己的深厚的心理学知识,帮助周围的人和自己的病人。她“以俗俱进”的操作俗事的能力,赢得儿媳妇梁晓团依恋地欢呼她是“大救星阿母”。她顾全亲情的大局,有“掉虎离山”的机智。阿母对人性的宽容包容,超强的生命活力,给人留下了温暖而可敬的深刻印象。阿母应对复杂世态的能力,融入广阔社会生活的文化底蕴,阿母看透世事后,那种超然世外并享受人生的态度,阿母周围的人对阿母的好奇、贬低、羡慕、嫉妒、仇恨、追随、依赖等,都使得小说具有心理空间上的立体性。这在惟诚自己的小说创作中,是小说主题上的一个新领域,同时,阿母吴美婵也是津门小说世界中一位新鲜的现代性都市女性形象。 小说中几个次要人物,大阿母辛勤积攒家财,临危时“在人间神秘蒸发”,却为家族保存了今后“东山再起的财富”的自我牺牲精神。女儿阿捷飞扬跋扈而又偏执极端的性格。闺蜜小尾巴的市井中小人物的面孔,都有生动的给人印象强烈的塑造。第一人称叙事者梁晓团的成长经历也让人读了五味杂陈。这些人物漫画般各有个性,但小说中也展示出了人性的复杂性来,小说中对这些人物的肖像和身体细节的描写也十分精彩。 《酸魔糕少女》篇幅短小,通过第一人称叙事者也是旁观者周晓婷对闺蜜高雯进行追忆和追踪,成功地刻画了小洋楼的另一代女性人物高雯,小说回忆哥哥评价高雯“阳春白雪”,用生动的细节写出高雯的美丽善良和厚道品性,小说写出身于五大道小洋楼的高雯落魄到去超市做临时工被顾客刁难时,恰好被她的发小闺蜜周晓婷撞见,再以周晓婷的追忆,叙述了高雯的心酸家史和他们少年时的故事,她姥爷是开当铺出身,母亲嫁到天津带了一火车嫁妆。其中对高雯的败家子儿行为描写尤其生动,高雯因为出身不好,加上特殊的在同学看来是“酸”的贵族做派和京味口音,被初中同学们排挤,于是将家中的古董名贵文玩红木珊瑚等做的小玩意拿来随意送同学,甚至“把花梨木算盘拆卸下来,当做跳房子的道具珠珠”……而我去她家提醒她说:“把你们传家宝胡乱送人,你哥和你妈能饶你?”高雯说:“我需要朋友……”这些细节非常真实而感人,而最感人的莫过于当周晓婷得知步入晚年的高雯处境艰难时,去讨回当年被哥哥抢走的高雯当年赠送的如今已经价格非常高的可能是宫廷流出的御用笔筒的紫檀木笔筒,准备归还高雯,我还准备去把过去高雯随意赠送给如今已经是女土豪的同学的小礼物尽量要回来,将这些东西一起物归原主,以给高雯一点经济上帮助时,当我电话给高雯时,高雯开始是谎说她自己在北京,逼得我说明我已经知道她的处境,并说明我的意图后,高雯挂断了电话,几天后“我收到高雯用其他手机发来的一条短信:谢老同学,我一直在天津。给出去的东西和从前的旧时光一样,不想再次拥有,希望珍惜那只笔筒和象征友情的小葫芦……”读到这里不由让人潸然泪下。高雯的自尊、自爱和自信跃然纸上,小说成功地塑造了一位命运之手将之从富足推搡到生活底层,精神境界却保持在巅峰状态的小洋楼女性,一个精神上的贵族。 这篇小说虽然篇幅短小,但是却写出了天津这一大地域中的小地域,五大道小洋楼区、八里台天津方言区两个小地域,在风俗、观念、文化习惯甚至说话的语调的地域性冲突,她写出了说天津话的天津和说京调甚至说洋话的天津的小地域的文化冲突,表现了天津“土”与“洋”不同风情。 惟诚写的是别人没有写过的女性人物,写的是自己熟悉并有深有感悟的人物,她写出了她自己出人意料的观察和思考,让读者对天津现代女性另类的智慧、魅力和吸引力有所感悟。这两篇小说整体上节奏轻快,小说中惟诚在空间的构架、时间的转换、人物的交替、事件的出场上都有自己的思考,做到了有序调度场景,简化提取琐碎世相,具象描写人物心理,人物对话桥段富有都市现代气息,人物形象极具个别性,刻画细腻,人物内心世界比较丰满,小说展示的生活细节有时间和空间上的纵深感。 《黑白阿母》和《酸魔糕少女》直指人性,给读者打开了一种思考人生、观察社会、了解人心的视角,也引发了关于“人”“鬼”“仙”之间过渡的思考。 二、建构津门物象的多重隐喻空间 天津这个城市“既有纯真质朴之乡土气质,又有殷勤热切之市井情怀;既有燕赵故地豪爽刚强之气质,又有商业重镇精明活泼之性灵”③。惟诚表现的天津不是乡土的一面,而是作为大都市的现代化的一面,“和平区五大道自成一体的风土人情,像津城近代史衍生的城中之堡,安静隐没在建筑格调西化的楼群街巷。”美丽而富有历史文化魅力的五大道小洋楼是这两篇小说人物的家,是人物活动的典型环境,天津的小洋楼作为一个典型有特殊历史来源的建筑,也是新的文化生成的空间,“对一个时代,一个城市的读解离不开对其民风的读解。而对民风的读解、记录也恰极具代表性地表现了这个城市在特定时空下的生活概貌,且这种表现也必定渗透了作家对这个城市的感情。”④小洋楼是她的小说人物成长的特殊环境,也是惟诚对天津这个城市感情的寄托物,她在写她的人物的家史心灵史的同时,道出了这些街道这些社区的变迁史,对街的记忆对人的记忆融汇在一起,变成了她对光阴的记忆对往日情感的记忆。 惟诚注重表现五大道这一特殊地域场景的历史变迁,为我们切开小洋楼的一个个鲜活的历史断面,写出了小洋楼中的人物特殊的来历、性格、教养,惟诚对小洋楼坚实丰厚的历史文化背景了解很深,在小说中对小洋楼的过去与现实的交代简洁有序,为小说增加了传奇色彩,她对小洋楼的景观和内外物象的描写,如:“高雯的房间并排四扇窗,双层玻璃,走在木地板上每一步会咚咚响,屋里家具古香古色,好多用品像出土文物,一台不大的老式钢琴摆在正面墙根中间位置,琴旁有个黄铜似的留声机和一大摞密纹唱片。……”这样的描写很有张爱玲小说中对古旧家庭的景物描写的韵味,文字充满了怀旧的气息,津门都市气味扑面而来。 惟诚在天津的一家医院工作,也常常到天津的洋楼做客,《黑白阿母》中人物上班在医院,回家住洋楼,高雯母亲的前夫是外科医生,小说中人物活动的场景和道具,都是惟诚极熟悉的,都是浸透了惟诚的自己的生命经验的津门物象,加上惟诚用审美的、艺术的眼光对具体生活场景的透视,她能合理的调度这些场景,并使得人物在这些场景中活动的细节画面形象化、感觉化。小洋楼也因此有了丰富的象征意义和想象空间。 《黑白阿母》中的黑钻石、白色高跟鞋、葡萄酒、狄娃香水、檀木家具、珠宝、红宝马、白马六和床头小纸盒的人体润滑油等物象,不仅把人物表现得“贵气逼人”,而且因为这些物都有其来龙去脉,这就让这些物象有了丰富的隐喻性。如:“白色高跟鞋”这个物象,小说一开始就写老年阿母依然穿一双白色高跟鞋,之后,在许多地方都写阿母穿着白色高跟鞋,有许多时候,这双白色高跟鞋和环境和人物的年龄身份不太和谐,但是阿母克服困难也要穿白色高跟鞋,而小说的结局是女儿阿婕阻止给过世的阿母穿白色高跟鞋,儿子花了一晚上做的一双棉质白色高跟鞋,最后也被阿婕烧了,阿母是光着脚上了天堂的。黑钻石、白色高跟鞋等都市物象是和小说人物是不能分离的,这些物品的拥有者同时拥有一种都市化的气质和审美眼光,是这些都市化的物件烘托出一个物质上的贵族情景,也使得黑钻石、白皮鞋的隐喻象征意义,有了实实在在的生命现场支撑,这种象征性和隐喻性,是和天津的历史发展和社会环境变迁相结合的,是非常有地域性现代性和都市味道的。 而《酸魔糕少女》中的“酸魔糕”本身就是天津的一种怀旧零食,同学因为觉得高雯京腔的“酸软”,不友好地给她取了“酸魔糕”这个绰号,但高雯最后短信给我“记住,我高雯命如酸魔糕,品如白百合,纯然地活着就是最好的完善。”酸魔糕的隐喻象征意义完全凸显了出来,这个天津地域特色绰号独有的象征寓意让人感悟人生的酸与甜。《酸魔糕少女》中的那些传家宝的遭遇更是折射了一个大变动的时代,这些小玩意传家宝折射出了时代和人心。《酸魔糕少女》中对时代变迁中小洋楼的现场进行细致描写,小说中的物象浸透了人物的感情,叙事者表现出对不同寻常的邻家的叹惋。 惟诚在小说中使用了部分动作性很强的天津方言,她运用时进行了过滤,让非天津读者也能顺畅地阅读,同时,又能从语言中感受到一种天津味。她小说中的许多对话和叙事,因为天津话的活用,表现出幽默诙谐的趣味来,让人读了忍俊不住,这在她的长篇中表现更为突出。同时,惟诚在小说中对天津的风俗人情的表现,不仅表现天津的旧风俗,而且对天津的新风俗新人情进行了叙述,使得她的小说的历史审美维度更为多样,有更多的当下性现实性。 惟诚对天津地域文化的独到表达融于她的小说人物中,惟诚小说的津门风味是和她自己的生命经验息息相关的,她的叙事动能是她自己的生命体验、她自己的心结,惟诚故事写得传奇多姿,但小说中细节却真实而有现场感,如小说中写到的医院的工作情节,小洋楼内的生活细节等都有许多难以虚构的特点,惟诚的小说中表现出的文化丰富厚重天津,她写出的有独特的文化和城市风貌天津,也使得我这样的读者对人物活动的背景,产生了探究的好奇来。 惟诚在小说中说:“我们居住的五大道似乎是天津文化和天津卫民俗隔绝地带”,在津门小说中对隔了几个街区的土气的天津的表现很多,“传统性”的天津书写主要是反映那个乡土天津的,但是,我们要看到五大道这样的街区,也是天津的典型地标,是多元化的天津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惟诚小说中这些洋气的地域被书写得具有生命力和地域文化特点,惟诚对天津城市生活的书写,对天津的都市性、世界性、先进性元素的表达,让她的小说纳入了“当代性”的内容。 需要指出的是,大量的津味小说的叙事方式是古典的,传统文学的叙事技巧运用较多,有的津门小说直接借用古典小说传奇小说结构、回目等方式,闫立飞就曾概括津味文学困境的两大表现:一方面是创新意识的缺乏和文化积淀的不足,导致了题材的扎堆重复与叙事的模式化,从而影响到津味文学的艺术品质与思想深度。另一方面是为追求津味或地域文化色彩的展示,一些作家刻意寻找和塑造地方知名人物,挖掘地方重大历史事件,致力于地方文化符号的罗列和展示,却忽略了其背后的地域文化精髓和作家的艺术创造,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群落整体水平的提升。⑤ 虽然,惟诚的津味小说就目前来说,写作的量有限,文本的影响也有限,但她的文本是富有个性的,内容有自己的独特性,结构方式是非常现代的,她借鉴了许多西方小说的叙事和结构方法,在人物的心理状态表现、前后照应、象征提升、戏剧性的设置上,都十分成功,因为现代性写作手法的运用,惟诚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往往能写到人物的隐秘深处,让人物的心理空间呈现出多维度的奇幻感,这在她的长篇小说人物塑造中也十分典型。 天津的洋楼有中国人修的,也有外国人修的,洋楼里曾经的故事还很多,这里也是天津的洋文化与传统文化的冲突对立之地,“在五大道上,随意敲开一座洋楼,也许就能撬开一座宝藏,挖掘出意想不到的神秘故事。”五大道小洋楼可以成为津味小说的表现和审美的对象,挖掘它们的深层的文化内涵和在其中活动过的天津人的人格精神,想必也乐趣多多。真的希望惟诚能在类似题材上有更多的开掘。如果惟诚能继续挖掘天津的地域资源,写出更多天津的有历史文化风尘的新女性,将这类小说写成一个系列,那么惟诚小说作为津味小说的新元素新品种将不可忽视。 注释: ① 王云芳:《漫谈当代天津文学的地域性》,《理论与现代化》,2009年第3期。 ② 罗海燕:《新世纪以来天津文学研究综论》,《社科纵横》,2014年第4期。 ③ 冯骥才:《手下留情:现代都市文化的忧患》,上海: 学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147页。 ④ 张元卿:《民国北派通俗小说论丛》,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18页。 ⑤ 张大为:《经济理性时代地域文化的认同困惑》,《天津社会科学》,2009年第2期。 (作者单位:云南昭通学院中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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