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王与抒情诗》李宏伟/著，中信出版集团2017年5月版
    李宏伟的长篇小说《国王与抒情诗》写到第31节时，才经由主人公黎普雷之口，道出了一段颇具深意的话：“《创世记》说，亚当、夏娃被逐是因为吃了分别善恶的果子，以前人们常常把重心放在‘善恶’上面，但实质却是‘分别’。在上帝的创造中，万物混一，并无分别。无分别即无生灭，因为物物相续，此灭彼生，因而在整体意义上，并无生老病死。隐喻移植过来，即是说，人类作为整体，其中并无个人，因而也就没有个人的生死。没有个人的生死，人类自然不朽。”“分别”不仅是这段话的关键词；其语义，还是整部小说在叙事上的中场发动机，是叙事的根本之所在。《国王与抒情诗》正是对“分别”的演绎和演义。
    小说将故事发生的时间设定在2050年。创建了帝国文化集团的那个人因为商业决策方面的无往而不胜，早在2050年之前很多年，就被其员工尊称为国王；又因为其产品的至关重要和广受欢迎，也被其用户称作国王。国王与他的帝国文化集团一并认为：“人类融合是大势所趋。”而所谓融合，就是所有个体的人融入作为集体的人类，就像一滴水掉进大海，得以永远不死。
    为此，国王和他的帝国文化集团创造了三种东西：可植入人脑的意识晶体、移动灵魂、意识共同体。它们将分三步实现作为大趋势的人类融合：
    第一步，以移动灵魂为中介，将意识晶体捕捉存储的信息转化为可分解、可接入信息，构架起意识共同体；第二步，去掉移动灵魂，实现意识晶体与意识共同体的无间隔衔接；第三步，意识晶体与意识共同体融合为一，完成人类在信息基础上的同一。
    要达到这等辉煌的境地，必须消灭所有形式的分别。在所有形式的分别中，语言文字具有无可比拟的分别能力；在语言文字的诸种分别能力中，抒情是最具灵性、最有感染力的分别形式，抒情诗则是这种分别形式的标志性形态。商业利益打一开始，就不是帝国文化集团的首要目标；国王最大的理想是：削减文字的抒情性，放逐文字的所有歧义，唯余纯粹交往性的文字，用以达到人类无分别的至高境界。
    这有点类似于《1984》里的新话原则，所谓新话，就是“除了肯定是异端的词要取缔以外，减少词汇数量也被认为是目的本身。凡是能省的词一概不允许存在。新话的目的不是扩大而是缩小思想的范围，把用词的选择减少到最低限度间接帮助了这个目的”。《国王与抒情诗》更进一步：通过消除语言的分别功能，“从而实现类的永生，个人从而得以不朽”。这是《国王与抒情诗》在叙事上仰赖“分别”一词之语义的一个方面。
    维护语言文字的抒情性，甚至维护抒情诗的尊严，乃是《国王与抒情诗》仰仗“分别”一词之语义的另一个方面。事情的原委大致上是这样的：抒情诗人宇文往户在领取2050年度诺贝尔文学奖的前夕，于家中自杀身亡。宇文往户临死前终于明白，自己几十年的生活完全在国王的掌控中。因为他的意识被掌控了，所以，看似自决的生活，看似自主的抒情诗创作，实际上都是被操控的；国王之所以让他写诗，是为了让他明白，最终没有任何人能“保证诗歌永在”。宇文往户以自杀为方式，向国王和国王的理想发起了反击：他不屑于达到不朽之境地，他要将死据为私有。
    《国王与抒情诗》因为有正反两种仰赖“分别”一词之语义进行的叙事，才获得了第三种仰赖“分别”之语义进行的叙事：第三种存在于前两种的相互撕扯、对峙和博弈之中。正反两种叙事斗争得越激烈，第三种叙事就更精彩、更动人心魄。事实上，《国王与抒情诗》之所以能够峰回路转，之所以在叙事看似陷入绝境的时候能从容地抽身而出，全仰赖正反两种叙事的激烈争斗，尤其它们之间的激烈撕扯给第三种叙事带去的精彩。
    《国王与抒情诗》将叙事建基于一个看似简单，实则语义丰富的词语，在当下中国小说创作界堪称罕见。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雨果，因为《巴黎圣母院》就是对“命运”一词的深度展开，是对“命运”之语义的深入挖掘。雨果毫不迟疑地说：“本书正是根据这个字写成的。”但《巴黎圣母院》的叙事，却从不仰仗“命运”一词的语义，更不用说“命运”一词会给《巴黎圣母院》捎去三种叙事。李宏伟很清楚《国王与抒情诗》的独创性在何处。
    临近小说结尾时，国王对黎普雷说：“等你体会到我今天和你说的每一句话都是运思推演的结果，而不是妄念与狂想控制下的信口开河，你会明白，这是另一种抒情，与你的抒情实为人类之两翼……这是帝国的抒情。”李宏伟清楚地知道“分别”一词的语义功效何在，所以才借力打力、因势利导，利用“分别”一词的语义，构建了这部具有前瞻性的长篇小说。这是对词语之激情的充分利用；《国王与抒情诗》则是在“分别”两种抒情的基础上，进行的更高层次的抒情：抒情永远不死。而抒情永远不死才是《国王与抒情诗》的主旨之所在，也是“分别”一词为小说叙事提供动力的目的所在，因为没有个人的人类毫无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