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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的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上指出：“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与阐发，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在笔者看来，这既是文化路标，也是学术指向。法律史研究历史上的法律制度与法律思想，也需要作“永恒魅力”的研究。本着这种认知，笔者结合李凤鸣近著《中国法官惩戒的现代化转型：1901-1949》一书（以下简称《转型》，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谈谈自己一些直观的感受与看法。 一、历史逻辑中的制度逻辑 《转型》一书研究近代中国法官惩戒的现代化问题，这是一个学界尚未拓深的新领域，如果学殖不足或者缺乏问题意识，往往满足于停留在史事重建的小目标上，不愿或不能经由检视、提炼并进而再构制度逻辑和制度义理。本书正是立足于大历史而有学术旨趣之作，体现了作者的学养和洞察力。在史料运用和研究方法上，作者立足于第一手和多元化的资料，集腋萃取、生发阐释，使全书的历史感很丰满，体现了“论从史出”和“形神兼顾”的诚实态度与学术根底。 进行长时段的制度历史研究，往往离不开历史阶段的划分。根据经济模式、权力结构、文化形态等不同的标准，将历史时段进行类型化切割，以在时间维度上展示不同的历史个性，是历史研究的常用手法。这不仅可以带来学术研究的便利，还可以产生对制度个性精准把握的效果。但是，由于社会形态与制度更新的非同步性，制度与历史时段并非始终合拍并进，即在同一历史时段，制度也会因实践变数而出现内在精神甚至规则形式的异变。因此，在历史逻辑中，不能忽视制度逻辑本身的个性。李著《转型》一书，先简略追溯古代中国的法官惩戒制度，进而着力梳理晚清政府、北洋政府、南京国民政府等不同时段的制度变革，即以“基调”、“变调”、“复调”、“咏叹调”为主线，层层推进，并兼顾历史逻辑与制度逻辑、逻辑与事实的互动与平衡，体现了较强的学术解释力，这是本书最值得关注的学术贡献。 本书的作者作为经年的学术研究者，学术逻辑自不成问题，问题是，用怎样的逻辑来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在笔者看来，李书在历史逻辑中通过构造法官惩戒制度本身的逻辑，使其研究视角显得豁然开朗，这也是作者匠心独具的地方。笔者认为，进行具体制度的研究离不开政治制度的背景研究，对当时政治制度所形成的权力结构进行解剖，进而分析具体惩戒制度在政治权力结构中的地位及其与其他权力的相互关系，并对此作类型化区分，以展现制度本身的实在功能和真实本相，是非常重要的。这既是学殖拓进的重要体现，也是让读者有读书获得感的学术情怀。本书的研究正本着这一路径，按照权力结构，将近代中国的法官惩戒制度分为一元化模式、多元化中的三权模式和五权模式等三种类型，让制度标签自然产生知识的区分度和识别度，在作者与读者之间架起了便捷的联通桥，也奉献出对学界而言有特色的产品，这是难能可贵的。 一些学者认为，读书问学也如参禅，其初，看山是山，看水是水；当有悟时，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至其彻悟，看山仍是山，看水仍是水。无论是著书还是读书，由博返约、博中有约皆是其中的大境界，这也是 “书越读越薄”的俗谚在禅理或学理上的表达。如果借用上述比喻，当然不能说本书达到了参禅悟道的境界，但是我们可以从中体会到作者力求至善的情怀，这正是学术研究的生命力所在。大道至简，同归殊途，如何做到上述境界，自然是见仁见智，但必须注意的是，法律史研究离不开法理解释，在历史逻辑中体现制度逻辑，是删繁就简的重要途径，也是培养学境的重要方法。 就历史研究而言，可将其分为事实建构和义理阐释两大类。事实建构是通过对历史事件、历史思想、历史制度等历史本身用历史叙事的手法进行历史还原，再现历史原貌。这种研究手段，通过勾沉抉微来再现历史，不但可以满足人们的好奇心和求知欲，还可以陶冶人格和民族性情，进而形成文化认同。因此，事实建构并不限于历史展览的意义，她还有更深远的文化价值。事实建构的学术价值是非常重要的，但在价值多元化的当代，义理阐释所进行的历史理论和历史哲学的省察，对于制度史和思想史而言，更是有历史穿透力的审视。在笔者看来，叙事体现描述力，义理体现解释力。研究法律史，体察历史上的法律及其思想，更重要的是学术解释力。就本书而言，制度逻辑的类型化，本身即是学术解释力的一种体现。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