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异国远方特地来到耶路撒冷的诗人, 自然也是一位内心虔诚的朝圣者, 一名“我与你”的灵性对话者。当他 (她) 踏进这个承载厚重历史、意味深长的圣地, 踟蹰在耶稣被囚的客西马尼花园, 无语地面对着骷髅山上耸立的巨大的十字架, 眼泪滴落在犹太人的哭墙上, 甚至再次重返耶路撒冷, 充满着惊诧、震动、悲悯、困惑、怅惘、反思、忏悔……油然而生的内心颤栗与灵魂拷问, 刻骨铭心的追忆、冥思与告白, 构成了诗人王桂林的诗集《我的耶路撒冷》的主旨。正如诗人在后记《每个人心里都要有一个耶路撒冷》中坦诚:“我此行的主要目的是去耶路撒冷, 真正走一回朝圣之路。此前我一直把写诗歌视为自己的宗教, 认为写作之路就是朝圣之路, 但远没有这次来到耶路撒冷的受洗让人震撼, 如雷轰顶, 五内俱焚。”
    《我的耶路撒冷》收录了王桂林于2012年9月3-8日参加在以色列首都特拉维夫举办的第32届“世界诗人大会”之际, 去往耶路撒冷的一段心路旅程。“那里巨大的气场深深吸引着我们, 以至于我们去过一次之后的第三天又重返耶路撒冷, 重走耶稣背负十字架走向死亡之路。那一天, 每个再次到来的诗人都从肉体到灵魂受到了双重的震动与洗礼。”作为一个来自东方古国、携带几千年文化传统的中国游子, 一个历经了大半生的苦难、忧患、骚动、沉浮而依旧执着于诗歌写作的当代诗人, 桂林走在这条令他泪流满面、失声痛哭的荆棘之路上, 和着热血、墨水与泪水写下了一组献给耶路撒冷的宗教诗 (包括《耶路撒冷》《以色列》《祷告》《地中海的阳光》《客西马尼园》《我是》《重返耶路撒冷》《竖瑟》《哭墙》《今夜》《死海之盐》《你就在那里》共12首) 。诗人从一个超越于日常生活之外的信仰维度, 言说了个体肉身如何遭遇耶路撒冷非同寻常的历史、文化、宗教、地理、自然和神圣场景, 在刺眼的光芒下脱胎换骨, 洗心革面。对桂林而言, 去往耶路撒冷之路亦是打碎自我、追寻信仰、寻找精神家园的复活之路。
    一、耶路撒冷的沉思:光或阴影
    由诗名来看, 《我的耶路撒冷》显然是“我”与圣城“耶路撒冷”之间的对视与对话, 从生活在另一种文化传统中的“我” (朝圣者或旅行者) 为视角, 抒发了诗人“我”的所见所闻, 所感所思。无疑, 置身于21世纪初中东局势依旧紧张, 暴力冲突持续不断的特殊语境中, 面对着这块弹丸之地无所不在的历史遗迹 (圣城、哭墙、墓园、圣殿山、耶路撒冷、客西马尼园) ;民族 (以色列、阿拉伯) ;核心形象 (上帝、摩西、穆罕默德、约翰、耶稣) ;特殊物象 (石头、弹孔、竖瑟、十字架、明月、乌鸦) ;自然场景 (加利利湖、肯纳瑞特湖、地中海、死海、橄榄山、圣殿山) 等, 一个来自儒释道文化传统的诗人“我”, 不无悲悯地看到诞生了世界三大宗教 (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 的圣地, 因信仰的不同和历史的纠葛而引发的战火绵延至今, 苦难未了;那些用不同的方式信仰上帝之爱的人却始终无法友好和平地相处, 最终与流血、仇恨、伤害、弹孔、泪水、死亡为伴。诗人感到非常困惑:“死去他们仍怀抱仇恨/山坡上埋着不一样的信仰……耶路撒冷/墙上仍留有新鲜的弹孔” (《耶路撒冷》) ;“这座哭泣的墙上/时间的眼睛依旧流血/上帝未醒/他的儿子们仍在仇恨” (《哭墙》) 。诗人哀叹自古以来, 以色列国“是世界喉咙里的钻石/阿拉伯肋骨中的钉子” (《以色列》) 。面对这两个民族之间长达千年未休的怨恨与暴力、冲突与混乱, 诗何以为?一如特奥多·阿多诺那句振聋发聩的世纪之问:“奥斯维辛之后, 诗人何为?”这是每个怀有公义和怜悯之心的诗人不得不正视的问题, 在一个危机四伏、人性堕落、信仰崩溃的时代, 诗歌能够做什么?
    诗人不是高屋建瓴的政治家或外交家, 也非超尘脱俗的宗教徒, 无法提出解决实际困境的策略或路径, 然而, 诗人却可以用另一种诗意的方式进行思考, 写下阻止暴力、抵抗纷争、倡导仁爱的诗句, 在善与美被恣意蹂躏的年代保护作为人的尊严与良善。正如爱尔兰诗人希尼所言:虽然“在某种意义上, 诗歌的功效等于零——从来没有一首诗阻止过一辆坦克。在另一种意义上, 它是无限的。——哪怕仅有小小的亮度, 也有片刻止住了混乱。”于是, 我们看到追求和平和仁爱的诗人不由自主地展示了另外一个超越废墟之外的自然场景——与千疮百孔的哭墙和无辜生命被殉葬的墓地形成了反差, “太阳将我和大海同时照亮/诺大的地中海没有阴影。” (《地中海的阳光》) 在这里, “阳光”与“阴影”构成了充满张力的鲜明的对比, 喻示着一种缓和尖锐、残酷、复杂现实的可能维度:跨越疆域、种族、时代、宗教、文化、国家之外的阳光、大海、天空, 不正是上帝赐予人类的共同家园吗?如果那些一边祷告一边深陷“在自己的阴影里” (《哭墙》) 的每个人都能够抬起头, 凝视远方蔚蓝色的地中海, 可以感觉到“风中一阵密语/肯纳瑞特的湖水清澈又沁凉” (《竖瑟》) 。如果让阳光充盈温暖每个人的内心, 驱逐仇恨, 那么, 历史的“阴影”与自我的“阴影”也将荡然无存, 源自不同信仰和民族的人们将在“在天空深处接吻” (《耶路撒冷》) ;上帝所有的子民将友好相处。
    这种穿透阴影、黑夜、迷途的“光”, 昭示着消除人与人之间的隔阂、敌意与偏见的永在之光、爱之光:“更高的光雪亮我的眼睛” (《我是》) ;“密密的十字架在山顶发光” (《重返耶路撒冷》) ;“挂在圣殿山的左边”的“大脸庞的明月” (《今夜》) ;“白昼用它的光/刺穿所有谎言和错觉” (《你就在那里》) 。唯有神性的救赎之“光”, 能够祛除人类的一切苦难与黑夜, 化解剪不断理还乱的历史所积累的各种恩怨、愁苦与伤痕。诗人不可能解决历史遗留的问题, 但是诗人们穿越语言与国界, 在省察、思考人类的困境, 为全世界受苦受难的弟兄姐妹们一同经受身心的苦楚。
    二、客西马尼园的叩问:我与你
    自1919年出版白话文《和合本圣经》 (Mandarin Union Version) 以来, 以基督教为核心的宗教情怀和信仰话语逐渐传播并渗透到古老的华夏文明之中, 也为中国现代文学走向普世化和国际化注入了神圣的精神源泉。20世纪上半叶的一些中国诗人开始广泛地接触、阅读《圣经》, 关注基督教信仰和希伯来文化, 尤其是耶稣的受难形象、牺牲精神和神圣品格成为现代诗歌的主旨之一。例如, 徐志摩写过长诗《卡尔佛里》 (Calvary, 这是Golgotha的拉丁名, 即耶稣受难的“骷髅山”) 。鲁迅以耶稣受难为题材, 著有二首《复仇》的散文诗。艾青根据四福音书, 写下了由109行构成《一个拉撒人的死》的长诗。穆旦的《隐现》则是一首用对话体的形式探讨基督教信仰的宗教诗。
    到了21世纪初, 桂林有机会来到耶路撒冷, 亲临耶稣受难的现场, 而非像其前辈诗人那样局限于阅读《圣经》或以某种方式进入基督教信仰。诗人置身耶路撒冷和耶稣受难之地, 他不再是历史的旁观者或来自异国他乡的猎奇者, 而是把自己融入到基督教诞生之初所呈现的神圣场景中, 以一个中国人的特殊身份面对着神子耶稣。在《客西马尼园》一诗中, 诗人展开了“我与你”的对话:
    你回到你主的身边,
    我没有主, 只能徒生艳羡。
    你满脸祥和, 静穆,
    一如橄榄山正听见圣谕。
    多么羞愧!我, 来到此处,
    甚至算不上异教徒!
    从前的悲苦无处哭诉,
    只能借诗行铺展灵魂的出路。
    此刻闭上双眼向内心张望——
    主啊, 我看见血液翻飞,
    在你的穹窿里轰然炸响。
    怀疑的尘灰纷纷
    掉落阶前。我忍住泪水,
    和你跪倒在客西马尼园。
    这是《我的耶路撒冷》组诗12首中最动人、最出色的一首。可与作为基督徒的现代女诗人冰心 (1900-1999) 在1921年5月《生命》杂志上发表的同名诗《客西马尼花园》进行对比。
    漆黑的天空,
    冰冷的山石,
    有谁和他一同儆醒呢?
    睡着的只管睡着,
    图谋的只管图谋。
    然而——他伤痛着, 血汗流着,
    “父啊, 只照着你的意思行。”
    上帝啊!因你爱我们——
    “父啊, 只照着你的意思行。”阿们。
    冰心的《客西马尼花园》是最早用自由诗的形式书写耶稣受难前夜的中文诗。那时的冰心当然无法亲临现场, 她主要是依据《四福音书》和个人的信仰体验写下了耶稣被犹大出卖, 知晓自己为了背负人类之罪而将被钉上十字架的痛苦情形和心理活动。此诗引用了来自《圣经·新约》中有关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的所思所想, 比较吻合书中的情节和描述, 以第三人称“他”作为倾诉对象, 结尾用祷告的形式表达了诗人对“上帝啊!因你爱我们”的基督教信仰, 这也构成了冰心前期诗歌有关“爱”的核心主题。
    桂林的《客西马尼园》展现了一个“借诗行铺展灵魂的出路”的中国诗人的心灵自白, 面对神子耶稣, 这个渺小、羞愧、悲苦的“算不上异教徒”的“我”无处躲藏, 赤裸裸地敞开自己, “主啊, 我看见血液翻飞, /在你的穹窿里轰然炸响。/怀疑的尘灰纷纷/掉落阶前”。在与神子的遭遇中, 诗人的宗教情怀亦奔涌而出, 为更博大无限的上帝之爱所环绕。这种宗教体验是个体通过把自身的有限性投入到上帝的无限性来获得的一种自我超越。而超越本于人对存在之绝对偶然性和荒诞性的恐惧, 对物性存在的反抗和对生存意义的反思。在有限之我与无限之你 (上帝) 的对话中, 渺小的自我粉碎了, 内心得到了净化和抚慰。
    桂林的《客西马尼园》一诗以“我-你”式的对话方式表现了人与上帝的亲密关系, 表明诗人作为一个追寻真理的个体固然难以摆脱生命的悲苦和荒诞, 但依然勇敢地撬开坚硬的自我内核, 用呼告、仰望而非理性或思索靠近上帝。在此, 上帝并非一个虚空的概念, 而是能为人的生存提供某种终极性的依靠。德国犹太神学家马丁·布伯认为世俗与神圣间的重新结合, 不是体现为一种实体, 而是体现为一种关系;不是存在于内心的反求诸已、孤寂沉思的体验中, 而是存在于一种相遇, 一种对话, 一种在人际中的超越。不同于对象化、经验化的“我与它”之关系, 桂林的《客西马尼园》中的“我与你”的相遇、对话与言谈, 是作为个体的“我”与至高的上帝进行直接的面对、聆听和交流。它不同于冰心的《客西马尼花园》中的祈祷者, 是单方面地向主耶稣的祷告行为, 更多体现了现代人注重“我与你”之间的一种亲密关系, 一种在场的交流与对话方式。这种对话关系把人引向了崇高的神性世界。
    布伯认为人生活于世, 必须面对上帝, 但这一上帝不是外在于我们世界的、超然的上帝, 而是渗入所有世界, 甚至体现在当下、感性的事物中, 存在于日常生活中的可以与之对话的上帝。这也是桂林所感悟到的无所不在的上帝, 它不是书本上的教条、理性的思索或知识的累积, 而是当下心灵的触动与敞开。正是在“我”与“你”相遇的关系之中, “我”实现了超越。诗人愿意放下一切自我的疑惑和固执, 低头忏悔:“心中原有的十字架/突然歪倒, 破碎”。正如《圣经·马太福音16:24-25》耶稣对门徒所言:“若有人要跟从我, 就当舍己, 背起他的十字架, 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 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 必得着生命。”透过十字架上的牺牲与爱, 人领受了通向神性世界的钥匙。当耶稣昭示了“爱上帝, 爱邻居, 爱仇敌”的信仰诫命时, 我们理解了基督之“爱”并非所爱对象的属性, 也非“我”之情感的流溢, 它呈现在“我-你”关系之中, 在我与上帝、邻居、仇敌的关系中敞亮自身。诗人在此相遇的神圣时刻中, 坚定地回应着:“我低声说:我爱/即使此生再不回来。” (《重返耶路撒冷》)
    在另一首《我是》的诗中, 诗人甚至以第一人称“我”的叙述视角呈现了“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受难意义:
    更高的空中有更高的律令
    更高的光雪亮我眼睛
    当众人心甘情愿地瞎掉
    ——我是
    我是说出真相之人
    是我显圣迹以上帝之名
    即使刽子手不问我我也会主动回答
    ——我是
    不要责备将我出卖之人
    是我给他勇气让他自己吊死
    他做的事他自己也不明白
    ——我是
    橄榄山的石头背对着我
    善良的妇女为我流泪
    我生下来就是为了承担这一切
    ——我是
    十字架一定要我来背
    耶路撒冷不能永远哀哭
    我流着血走向高处, 高处的死
    ——我是
    在此, 诗人根据四福音书中有关耶稣受难的事迹, 形象地展现了耶稣与世界 (众人、刽子手、出卖者) 的对抗, 呈现了耶稣的牺牲精神和十字架的意义 (说出真相, 承担痛苦, 背负十字架, 流血为人类赎罪) 。在这首诗中, “我是” (I AM) 竟然重复了四次, 并非偶然。《新约》中的“四福音书”几乎都是神子以“我”之身份在言说上帝的福音。如布伯所言:“耶稣对‘我’的陈述何等有力, 甚而是太有力了。何等何意, 甚而是不言而喻!因为, 这乃是无待无限之关系的‘我’, 在这样的关系中, 人谦恭俯服, 颂‘你’为父, 称己为子, 且仅是子。每当他言及‘我’, 他总是意指那神圣原初辞之‘我’;‘我-你’为他而生, 引他入无限存在。”作为人与上帝之中保, 耶稣流血舍身为了人类, 背负人之罪, 为使得人与上帝的和好如初。在诗人的叙说中, 耶稣之“我是”把我们引入真实的存在之中, 我们得以进入无限的存在。
    三、重返耶路撒冷:泪水中的救赎
    与耶路撒冷隔海相望的是另一个引人注目的城市雅典。耶路撒冷与雅典, 构成了地中海文明的两个方向, 两种精神, 奠定了西方文化的内核。不过, 通往耶路撒冷的信仰之旅相异于通往雅典的理性之路, 它不是阿波罗式的明媚灿烂或阿佛洛狄忒式的轻快享乐, 而是充满着揪心的悲苦、哭泣、颤栗与沉重。雅典代表了通过知识、智慧、张扬自我和天赋而发展起来的科学理性之路, 另一条是通过舍弃自我、牺牲、同情、谦卑、博爱而流溢出来的精神信仰之路。神学家舍斯托夫认为人类的知识并没有把人引向自由却反而奴化了人, 知识所提供的理性真理被人类的苦难征服了。因此, 唯有信仰才能推倒人身上漫无节制的骄傲和原罪, 让人重新站起来。“通向生活的原则、源泉和根本途径是通过人们向创世主呼吁时的眼泪, 而不是通过那询问‘现存’事物的理性。”真正的信仰不是理性思维所能达到的, 而是一种来自旷野呼告时的眼泪。在《我的耶路撒冷》中, 频繁出现的核心意象与“眼泪”有关, 它是为被钉十字架的耶稣而“流泪”的“善良的妇女” (《我是》) , 也是泪满哭墙的“时间的眼睛” (《哭墙》) ;更是“无处哭诉”的我“忍住泪水, /和你跪倒在客西马尼园” (《客西马尼园》) ;还是为了“耶路撒冷不能永远哀哭”而走向十字架之死的耶稣。显然, 桂林在《我的耶路撒冷》中所要追随的道路是一条充满着呼告与泪水的十字架之路。
    这也是为什么诗人再次返回圣地的原因, 耶路撒冷不只是一个令人流连忘返的古老城市, 而是一个必须时刻怀抱和心中拥有的圣地。在《重返耶路撒冷》中, 诗人称述到:
    是什么让我再一次回到这里
    久久地, 久久地不愿离去
    我用泪水擦拭哭墙上的泪水
    一把刀深深地插进心里
    没有缘由的苦痛降临体内
    当我重返朝圣之路
    心中原有的十字架
    突然歪倒, 破碎——
    贪婪地吮吸一切, 将橄榄山的石头
    抱进怀里
    再一次, 再一次抬起谦卑的头
    密密的十字架在山顶发光
    我低声说:我爱
    即使此生再不回来
    重返耶路撒冷之路, 是再次的朝圣与心灵净化之路;也是永远的救赎之路。在耶稣面前, 每个人都要背负自己的十字架, 将小我打碎, “将橄榄山的石头抱进怀里”, 把自己的生命与主重合, 在上帝的怀抱中谦卑地走向永恒的救赎。
    在《我的耶路撒冷》组诗中, 我们看到了光与阴影、神性大我与个体小我、傲慢与谦卑、石头与泪水、历史与自然、山顶发光的十字架和自我原有的十字架这两种对立的话语彼此交织、争执与对比。同样, 这些话语也体现了诗人桂林对于信仰的困惑与求索:在三教发源地的耶路撒冷, “上帝未醒/他的儿子们仍在仇恨。” (《哭墙》) “耶路撒冷/墙上仍留有新鲜的弹孔” (《耶路撒冷》) 不过, 上帝的“隐匿”和“不在场”更使得现代人的求索与呼告成为可能和必要。无论以何种方式接近上帝抵达信仰, 朝圣之路也就意味着拯救的可能性。诗人通过对耶路撒冷的反思与亲历, 获得了救赎的力量与身心的洗礼。
    《我的耶路撒冷》中的最后一首《你就在那里——兼致伊甸》, 是诗人桂林写给此行另一位去往耶路撒冷的诗人伊甸 (1953-) 的诗, 它指向了当下的中国语境, 打开了中国诗人之间分享灵魂秘语和精神世界的空间。在汉语中, “伊甸”一词取自《圣经·旧约·创世纪》中的“伊甸园” (Eden) , 而与桂林出生在五十年代的伊甸同样是一位执着于精神追求和灵魂家园的诗人。他写了一首著名的诗《黑暗中的河流》:
    我们看不见河流
    但是它在流
    我们听不见水声
    但是它在流
    我们爱它, 我们给它写一千首赞美诗
    但是它在流
    我们恨它, 我们发誓忘记它
    但是它在流
    我们远远逃开, 一去不复返
    但是它在流
    我们寻找它, 像寻找圣地一样虔诚
    但是它在流
    我们气急败坏地吼叫, 咒骂, 威胁
    但是它在流
    我们取消它, 删除它, 否认它的存在
    但是它在流
    黑暗愈来愈黑, 愈来愈暗
    但是它在流
    桂林的《你就在那里》与伊甸的《黑暗中的河流》构成了某种互文性的对话与交织:
    我燃烧
    还是冰冷
    你就在那里
    写五十首赞美诗
    或者紧紧地抱着自己
    你就在那里
    穿过长江, 黄河
    向北, 再向北
    直到滩涂荒芜, 海水寒凉
    你就在那里
    白昼用它的光
    刺穿所有谎言和错觉
    你就在那里
    黄昏拉起幕布
    只露出背影, 沙粒, 挽歌声
    你就在那里
    你就在那里
    不愠, 不怒, 不喜, 不悲
    黑暗中高高的祭坛竖起
    又不为人所见
    你, 就在那里
    在这两首表达了类似主旨的诗歌之间, 我们可以找到中国当代诗人共享的理想主义精神和对不可见之“圣地”的不懈追求与信靠。《你就在那里》中的“你”与《黑暗中的河流》中的“它”指向了同一个不可言说、无形无影的超验对象。“黑暗愈来愈黑, 愈来愈暗/但是它在流”与“黑暗中高高的祭坛竖起/又不为人所见/你, 就在那里”表达了同一种信念、同一种追随。与伊甸的诗歌风格相比, 桂林的诗歌风格更为简明、纯净而富有质地, 用词讲究, 意象丰满, 如“白昼用它的光/刺穿所有谎言和错觉”和“黄昏拉起幕布/只露出背影, 沙粒, 挽歌声”, 其中的“刺穿”与“拉起”等动词非常形象;“燃烧”与“冰冷”、“白昼”与“黄昏”构成了二种感觉和色调;“长江, 黄河”的地理名词所代表的中华传统文明与两河流域孕育的希伯来文化构成了某种潜在的相遇与交汇, 预示着一种超越东西文明可能性。
    对桂林自身而言, 耶路撒冷之行的意义在于为他提供了一种超越水平线 (世俗世界) 、垂直向上的神性维度, 赋予他此前的诗歌所缺乏的深度和广度, 一种穿透黑暗、伪善、谎言、错觉、繁华的洞察力, 一种勇敢地背负起自己的十字架的渴望、信念和热诚。这种对信仰的热切呼告与凝神专注, 使得置身危机时代的我们不致于沉溺在虚无主义或无神论的悲观绝望中。难能可贵的是, 诗人从我与他、个人与上帝之关系的根本立场切入对人类历史和生存困境的思考, 透视个体生命在不同的时代境域中遭遇到的各种苦难与混乱、暴力与丑恶、专制与扭曲, 呈现了不同于儒释道传统的自我反思与忏悔意识, 从而超越了启蒙理性和崇拜科技的神话, 也超越了庸俗世界沉溺于商品消费的物质桎梏, 以此维护个体生命的神圣性和作为一个诗人的历史责任感。“诗歌不会拯救世界, 但是诗歌能够迫使灵魂进入最后的逃避领域, 能够肃清最后残余, 能够暴露灵魂的不完善, 及其在充满罪和悲剧的世界之中的处境。”桂林并非基督徒, 也非异教徒, 作为一个诗人, 他只是从自身独特的人生体验出发, 透过耶路撒冷的悲情历史和肉身的苦难人生而体悟到一种深刻的信仰情怀;他只是真诚地暴露自身灵魂的匮乏和罪性, 在“我-你”的关系中进行交流对话, 敞开心灵, 仰望上帝 (绝对精神、真理) , 寻求精神的再生和灵魂的皈依。这在缺乏精神信仰和自我反思能力的当代中国人中是一种罕见的品质。
    很久以来, 中国当代诗坛泛滥着形而下的各种欲望、身体、日常琐屑与赤裸裸的享乐, 精神萎靡不振。我们的心灵深陷于机械技术与商业资本的泥潭, 生命在空虚、猥琐、虚假、谎言、腐败、失落中毫无方向地沉沦, 丧失了对自由、美善、真理的仰望与叩问。在诗人桂林看来, 一个缺乏信仰或灵魂的民族, 其心灵与精神将是贫瘠荒芜的, 也是极为危险可怕的。《我的耶路撒冷》为中国诗坛指明了一条抵达心灵家园的救赎之道。舍斯托夫说:“渴求普遍和必然的真理的理性引向死亡, 而生命之路要通过信仰。”现在, 我们每个人也许应该安静下来, 仰望黑暗中高高耸立的祭坛, 扪心自问:我的耶路撒冷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