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每个人生身的地方，那片给予人生命与精神的土地，事实上已经成了每个生命个体的信仰。祖先生活过的土地，远离故土的人精神永恒的故园，无论是脚步的回返，抑或是精神的遥望，都仿佛一种意味深长的朝圣。故土于厉彦林而言，从来不是某种观察，甚至也不是体验，而是一种凝注大地的生命，因而才有了这对精神源头的不止回溯。
    在故乡的土地，作者与那里的一切已然融为一体，在一个个难忘的瞬间，下意识地挣脱了钢筋水泥的生命重压与心灵羁绊，身心敞开如赤子，每个细胞都贴紧故乡的土地，直至心灵与故乡的山野草木、与生长其间的父老乡亲默默融合，从而气血畅通，地气升腾。
    而无疑，与之相应的是远离故土的日子，那些源自心底的惶惑不安，从不曾消失。如同失去信仰的人恒久的茫然无措与无着无落。人之为生命个体，土地上的生灵，显现出前所未有的深意。正如费尔巴哈在《基督教的本质》中所表述的“人是宗教的始端，中心点，宗教的尽头”，在故乡的土地上，在土地上的人们中间，作者在本能的沉思中，一次次抵达了精神的深处，从生命与心灵的多维视域，从下意识的怀想与乡愁，到当下语境中对故园对土地的深思，盈满心头。
    “出身乡村的人，记忆的底片上总叠印着一个回味无穷的故乡”，“我的故乡沂蒙山区，那是一片贫瘠而肥沃的土地，是一片古老而英雄的土地”，“我自愿终生成为一位故乡的歌者”。那里，同样是给予人最初精神启蒙的古老而英雄的土地，祖先的生命源于此，确切地说，也许正是祖先恒久不散的精神符号，结构出了每个人精神深处亘古的乡愁，使得生命对那片故土的回望变得意味深长，使得怀乡不再仅仅是一时的怀想与歌唱，而是如某种使命般、信仰般深刻悠长：“土地像一首词，上阙是人类生存的空间，下下阙是安放灵魂的栖所。”回返故土，回到故乡去，从步履的回归到精神的皈依，这时的乡愁已不再是语义上的修辞，而是满怀一个生命的温度与质地，用理性的沉思与感性的本能建构而成的，是仿佛余光中“一枚小小邮票中的乡愁”，沈从文翠意悠然边城的乡愁，荷尔德林“毕生回返的乡愁”，塔可夫斯基长镜头中的乡愁，更是奥德修斯历尽艰辛执意回返伊塔卡的乡愁。
    从某种意义上说，回到故乡，也仿佛回返到庄严的母体之内，再次体味那片土地的温度、气息，以及与身心从未离断的命脉。没有故土不令人欣慰，同样，没有故土不令人伤悲。那片寄寓着每个远行人的土地，有多少欢喜，就有多少绵长的哀伤。没有一个地方对个体生命的牵肠挂肚，比那里更深重，就仿佛我们的指纹和胎记，毕生相随，哪怕我们被世界如何重塑，哪怕我们经历了如何的结构与解构，惟乡愁亘古如一。
    惟欢乐惟泪水在那片土地上的印痕亘古如一。汉乐府民歌曾有如斯吟唱：“悲歌可以当泣，远望可以当归”。而事实上，悲歌果然可以当泣，而远望如何可以当归？渐行渐远的难离故土，丝丝缕缕的渴念，怎一个远望可以了得。厉彦林并未仅仅驻足于远望，在《地气》一书中，我们不难发现，相比于对故土的执意探寻与回望更为深远珍贵的，是作者经由对故土的炽情，进而自觉地对其外延进行观照，使生命成为精神价值的葆有者，而散文创作透过个体生命对故土的乡愁，呈现出的是对这片土地的更深层次的持久探寻，一个充满家国情怀的鲜明主题。
    这样的写作主题，势必会使一个人对故土村庄的精神遥望不再仅仅是怀想、忆念与歌唱，而已然满怀对祖国对人民的深情，对土地环保、对乡村中国眼下结症与未来走向的隐忧，这样的忧患意识，是在当下享乐至上的语境中难能珍贵的，彰显着一个时代的写作者心中最朴素最深切的良知。爱默生曾说过，“一个人怎样思想，就有怎样的生活”，而这其间的生活，显然，阔大的精神内涵大于世俗意义：关于土地与经济、与政治、与法律、与文化、与伦理，那千丝万缕的联系。于是，土地问题也成了一场“血”与“火”的抗争。这广袤的土地，是一个大“魔方”，转动起来叫人眼花缭乱；是中国的一面“镜子”，折射着历史和现实的时空，叫人叹息不已……在这样一个全球化的世界里，如何逆势生存，保持自身特色，正是“乡土中国”的重大命题。
    社会进程中的诸多现象，人类发展进程中必然遭遇的难题，不会豁免一个作家的精神使命。聂鲁达说：“祖国更重于生命，是我们的母亲，我们的土地。”厉彦林的精神指向，正与聂鲁达的认知不谋而合：“纵观人类膜拜土地数千年之后，伴随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蒸汽、电力、信息等革命，使人类跪着的双膝慢慢地站起来，开始自信地征服世界，包括故乡的土地。然而，笑容还没有完全绽放，却又面临一系列生存危机与考验……陡然间人类才发现自己在大自然面前，是如此地自私与渺小。”土地，我们生活于此的土地，亦是祖国，是人民，是一个历经万难正在崛起的华夏民族。人之命在元气，国之命在人心，文学之命在地气。一个深怀时代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的作家，其作品无疑会弥散出艺术审美的庄严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