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硕，女，闲时写作，有部分作品发表、获奖和收入一些重要选本。曾获北京文艺网·国际华文诗歌奖诗集奖，2015年度《安徽文学》评论奖。著有长篇纪实小说《民王朝遗民部落》、诗集《绮语》等。现居贵阳。
    近年我很少通过杂志读小说，对那些把技术、感官和口水乱炖一锅的“杂志体”小说，有一种本能的拒绝。加之当前文学生态芜杂，“众口一词写作”现象一浪高过一浪，喧嚣之声让人难辨别是非，不如掩耳但不盗铃。
    我没有读过蒋在的小说，最初拿到她的小说时，我是犹豫的，基于以上的想法，我不知道是不是该认真地读一下，她即将发表在杂志上的两篇作品。蒋在给了我全新的对她的以及我对杂志的认识，同时也颠覆了我们对年轻写作者关于“经验”的认识。一个人心灵的经验或者叫内心的宽阔度，在小说中是不是远远高于那些貌似千疮百孔事物的表面叙述呢？
    认识蒋在时，是先读过了她的一首写在算术本上的诗《干花》，震动很大，无法想象那样的表达会出自于一个11岁的孩子之手。显然艺术是属于灵魂的。
    蒋在的小说《街区那头》、《回不去的故乡》、《叔叔在印度》、《虚度》、《举起灵魂伸向你》……这些名字已然泄露一个秘密：文学和信仰，本质上只是“哲学课题”的两种表情。不过蒋在首先吸引我的，是她身上透出一种自绝于“人民”的勇气——她不经意间就已上路，简单地读和写，宛如生活新的构成，没有捆绑什么，也没有被什么捆绑。在《举起灵魂伸向你》和《虚度》中，这种勇气尤盛。
    在“人民”的国度，只有出于对生命充满敬畏，才会以这种本真的态势直面写作。这让我确信有一种爱堪称无疆——永远寻找自己的本来面目，借助一切需要借助的物，可又不曾迷失于物的本身。或者说，蒋在的灵魂深处，始终有一个绝对意义的“耶路撒冷”。
    宗教是人类最初也是最后的张望——蒋在的文字就是一个重要的佐证。在《虚度》中，她直接把生命的“七寸”展现给你看，并不着意于审判谁，更没有妄议宗教的企图，她只是借由一些成长记忆和成年后的身边事，静静地分担了上帝的苦与弱（因为无人配称“无辜”，所以才有上帝的苦弱），并成为那个离上帝最近的人。或者说，她只是要经由写作这种路径追问：滚滚红尘何以安放这副身心？我们到底该走向谁？
    同理，在《举起灵魂伸向你》中，生命的交互和张望混杂，身份辩认与相生相克须臾不离，这便是俗世的原生态。我和教授，波特和教授，我和波特，只是一串意识与存在的密码，没有什么可以被精确和固化，是与非，灵与肉，生与灭，无处不在：“那些雄性轮廓清晰的线条，在黑暗里上下颤动”，还有“叠起来的彩色经幡”……这些，在怎样举起和举起怎样的灵魂呢？
    这篇小说以一个出奇不意的结尾告诉我，当作家在灵魂深处活成了所有的人，充满生命的延续和被延续，他便拥有无可穷尽的灵知……而对于拥有这样品格的灵魂，我为其做个铺路石也愿意。这并非题外话。只因为，在驳杂而稠黏的人性黑洞中，我们往往空有心肠，很多人为此尴尬、愤懑和坠入混乱的虚无，但蒋在例外，耶路撒冷是她永远后退的“彼岸”，她说“我只对这个线路图感兴趣”。我的心，始终为之感动。
    蒋在拥有一种被铭刻于灵魂深处的，最隽永、最高贵的生命力——它直接来自于圣灵真切的救赎。我想我一直就是爱着蒋在的，未必一定是尘世里的这一副形色皮囊，而是另一个，另一些，连她本人也未必全然体认和觉知。在“通往耶路撒冷的线路图”上，我总是遇见她而非别的人。
    无论是《虚度》，还是《举起灵魂伸向你》，一个20出头的学生传递出的洞见力。“我的心跳在加速，每一个单词从嘴里吐出时，都像棱角分明的石头。”是的，她总是瞥见人世的真相，人们不是在荒诞中沉默、被异化，就是在荒诞中以流血流泪的声响承担自己的因果。或许蒋在只是在告诉我，真正的信仰是：这个世界的确不完美，但并不妨碍我自己变得完美。
    “我的脚步声也粘上了暮色，它沉静孤冷地扣在地面上。”
    蒋在是个留学生，专修过古典文学和哲学，三年前以获得奖学金的方式，去往加拿大求学，家境并不殷实，非官非富，致多算个“文二代”（她的作家母亲并没有料想她也会从事写作）。在异国他乡，蒋在领受着她这样的孩子该领受的一切，完成着现代意义的“格物致知”。在她笔下，代表“中心”的大洋彼岸，第三世界的人和白种人，甚至 “教授”，他们其实同构同源，甚至毫无二致。若有差异，也只是同一真相拥有不同种的表情罢了。也许，人类的哲学课题和宗教经验所及、未及（包括溢出“我”自身感知能力的部分），都是在证明并感恩自身的渺小——至少我们由此拥有了健全的心智。
    “从山下的公路往上看，教堂侧面的墓地，那些刚开出来的带刺醋栗花，黄色的在矮灌木丛中很美。”“通往墓地的小路上，有一棵枫树，走过时，杏子总是忍不住伸出手去，她喜欢风吹动树叶时她触手感到的抖动。也许只有在这样的时候，她才能真正感觉到自然中与之相通的微妙之处。”在《回不去的故乡》中，一开始就布满死亡的气息，把个体生命的孤寂、隐秘和不可确定，以自然的征相来加以辨认，充满哀伤和彻底的悲悯。而在《街区那头》，又是在硬碰硬的人与人的交接中得以显露的。卡拉毁掉了自己的父亲，也毁掉自己的人生，可她必须这么做，这一荒诞的合情合理凸显了小说的文学中的层次。而杏子不是，她不想毁掉任何人，对生活她有很明确的目标，可自然意外地提前领走了她——俗世里，她们都没有出路，完全没有。
    在《虚度》中，蒋在直接以教堂为基本背景，更为彻底地展现了这种意指。驼背——那个晃动在太阳光下的身影，犹如上帝置放在我们心灵深处的“鬼”，他比雨果笔下的卡西莫多更立体和生动，他让我们对生命的痛惜和追问更为彻底——天地间上帝是完美的镜子，可我们在哪里呢？
    行笔至此，我想我应该更具体地赞美蒋在了——拥有“同体大悲”的心肠；对名利淡然，忽略一切话语中心；对小说文体的结构和意蕴推进有着天生的管控能力。是的，蒋在的确做到了，结构与意蕴、真相的自然嵌合。她能以如此生动、有力的文本告诉我，叙述，也是通往“耶路撒冷”的线路之一，它不止属于技术语境，更是一个人的心性与品格。
    我一向固执地认为，好的小说家一定是建筑师、哲学家和酒神的化合物，是经验力、观察力和想象力、结构力的集大成者。蒋在对事物的感知、碰触和想象、复原，是多种面向的发达，她总是能让“现场”自行开口说话，并以温热的心肠催生，诗性地表达出这些有关于“根本事物”的哲学课题： “我感觉有一个生命，正透过她的肚皮看着我。”
    因为缺失智性的尊严，在感觉和情绪的迷宫里，我们总是无法知道得更多。
    如何”举起灵魂伸向你”？我们的命运有可能来自任何一个存在与意识的面向：国别、族群，文化密码，家庭，共性中的个性，某个异性的降临，等等，我们始终难以打捞自己。是的，很多人都替蒋在活过，蒋在替很多人死过——了知，就是承担，就是高贵。世俗宗教是另一种失效的药丸，只能重复促进孤绝状态的人，不断地寻求感觉和情绪的虚妄安慰。无他。而真正的救赎之路往往无人肯迈开双腿，因为真正仰视上帝追随上帝的人极少。蒋在是例外：那光亮始终在她心里，从未消散。
    “教堂的音乐已经响起，风琴手再次弹奏巴赫的《d小调托卡塔与赋格》，鼓手被一根柱子遮住，从杏子站的角度很难完全看清他。一缕阳光反射在廊柱上，空气中涌动着的纤尘游丝一般地飘浮。”
    “秋天的阳光总是那么明丽。”
    教堂、巴赫、异性、秋阳，这个根本的图景永恒不衰，这是理想的红尘，它沉甸甸地聚集了生命所有的渴慕、卑微和坚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