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空巢老人的新闻，其实如今早已经满目皆是，翻开报纸，打开网络，时不时会有这样的消息闪过——老实说，充斥着的，大多都是些负面的消息。这些消息夹杂在铺天盖地的信息洪流中，几乎已经成为我们这个世界的常态，因为成了常态，所以多少便让人觉得麻木。人就是这样的奇怪，当某种常态时刻裹挟着我们的时候，因为司空见惯，倒仿佛是可以忽略不计的事情了。这就好比空气质量的糟糕，由于人人领受，由于无外如此和只能如此，于是作为个人，呼吸时反而不会觉得十分窒息。
    这则新闻就是在这样的情绪下进入的我视野：
    2013年3月中旬的一天，上午9时许，宜春120急救中心接到报警，称中心城区东风大街一名95岁老人在家割腕自杀，急需抢救。当赶到老人家中时，医务人员发现，老人平躺在床，面色苍白，昏睡不醒，床前的地面上一摊鲜血，老人左手腕伤口处流血不止，情况十分危急。医务人员给予紧急处理后，快速将老人送往医院接受进一步治疗。途中，家属说出了老人自杀的原因——可能由于年后一些亲人外出务工，身边的家人也忙于工作，在家陪伴老人的时间越来越少，疏于对老人的关心，老人心里充满孤独感，一时间无法承受，这才做出轻生的举动。
    消息配发有照片。被救的老人躺卧在病榻之上，形容枯槁，但神情宁静，仿佛根本不曾有过酷烈的决绝，抑或肉体遭受的创伤，并不在他的意识之内——就是神形之间的这份落差，突然令我感到了震惊。
    我在想，究竟是何等力量，能够让一个活到了九十五岁这般高龄的老人选择从容赴死？消息称，这位老人此番已是两度试图结束自己的生命，唯一的原因，只是因其独守空巢，害怕孤独而失去了生活的勇气。此中逻辑，似乎在我们的经验之内，又千真万确地超乎我们的想象之外。在我的经验和想象中，高龄老人往往对自己的生命怀有格外珍惜之情，这完全符合生命应有的逻辑——告别之际，便要格外留恋。而且，在我想来，人之暮年，大多会因为历经了太多的尘世悲喜，于是世事洞明、人情练达，对于生命，会有着更为宽阔与豁达的体认，由此，对于诸般痛苦便理所应当地有了更为强大的领受能力。
    在我的心目中，九十五岁高龄的老人，几乎就是一位“神”了。
    新闻中提及的“孤独感”，在我看来格外醒目，这是家属给出的老人赴死的最大动因。那么，是什么样的孤独感，能让一位“神”对着自己的手腕割下了锋利的刀片？能让一位耄耋老者，毅然地选择了离开？
    我要承认，正是这个意象令我决定走进这个写作计划，而这个意象的核心词，便是——孤独。
    我从来以为，相对于物质力量对于我们的压迫，人类心灵上巨大的困境，更为强烈地作用在我们的生命中。肉体的病痛，物质的匮乏，乃至诸般种种的天灾与人祸，这些似乎都是外力，有时候几乎是不可辩驳与无法转圜的；而心灵专属于我们，我永远在意的是，是什么，让我们的心灵都无法自已？如果说，空巢，衰老，对于我们还是未来之事，那么，孤独，此刻便潜藏在我们每个人的内心，它柔韧地蛰伏着，伺机荼毒我们的灵魂。
    我想知道，随着我们年华老去，当肉体渐趋衰败的时刻，我们肉体中那颗内心里的孤独感，是因何反而逆向生长，越来越蓬勃，越来越庞大，直至茁壮到先于肉体的衰亡来熄灭我们生命的残烛？
    我想了解这位暮年赴死的九十五岁高龄的老人（们），想了解他的子孙（们）——作为生命的个体。并且想深入了解产生如此伤痛的我们这个老龄化时代的构成方式，了解事实真相——就像走进雾霾里，去化验糟糕空气中真实的化学分子，而不再仅仅是无动于衷地将之呼吸进肺里。
    当然，网络上的这则新闻不是让我走进这个写作计划的唯一理由。孤独这一命题，早就是驱动我个人写作的基本动力。但它的确是一个导火索。那位老人安详的面容之下，就是惊心动魄的酷烈。他孱弱的躯体里，藏有骇人的力量，是这个力量，能让他举起那看似轻如鸿毛，实则重若千钧的薄薄的刀片。
    以后不久，我就具体展开了访问空巢老人的行动。同时，我还做出了一个决定，那就是——我要利用假期，利用一切可能的时间段，带着自己的儿子一同来完成这样的任务。儿子只有十三岁，正是颟顸无忧的年纪，但我知道，作为他的父亲，我自己终将会有那个概念意义上的九十五岁，关键的是，儿子他也终将会迎来自己的九十五岁。这算不得是未雨绸缪，当令生命更加完整地呈现在儿子的眼前，却是我愿意尝试着赋予他的教育。
    于是，这些对于老人的访问，基本上是在2013年的暑假期间和大多数周末完成的。我们父子俩在这一年，走街串巷，深入乡间，频繁地共同聆听着一个个垂暮的故事：直接面对同意“聊聊”的空巢老人，倾听两个小时左右，把对话录在录音笔里。两个小时左右，当然这只是平均数，也有用时一个上午或者更长的时候——因为孤独，老人们的诉说欲往往超乎我的想象。他们的诉说，大多数似乎与我们的采访目的没有太多直接的关联，但对于老人整体的生命存在状态而言，却都是弥足珍贵的呈现。
    不用说，对话大多相当冗长。而且，一如我们的日常交谈，大部分话题的跳跃性太大，老人们几乎不约而同地热衷于回忆自己的过去，相反，对于自己如今的境遇，他们反而有种近乎羞涩的矜重。这种落差，却让我对此番写作有了某种更进一步的着迷。人性的复杂与深邃，鲜活与生动，在一次次与老人们的“聊聊”中，一次次地被我感受着。
    采访当然也有被拒绝的。这本来就在我的估计之内，我将之视为这项工作有机的组成部分。面对老人们奇特的、有时几乎可被称为“乖僻”的性情，本身就是我要做的这项工作的基本内容之一。事实上，被拒绝的某些场景，如果记录下来，也很能够生动地反映出空巢老人的日常状态——对于这个世界果断地拒绝和粗暴地否定。但由于和整个计划的写作体例不相符合，这种情景大多只好忍痛割爱了。
    如何向老人们介绍自己，起初颇令我为难。我很难跟老人们说明我是一个作家，在我看来，这似乎不是一个最利于我与老人们闲聊的身份。好在老人们往往有自己先入为主的判断，他们几乎大多数不由分说地将我视为“政府的人”，其中最接近的判断，是将我当作了媒体的记者。对此，我基本上不予澄清，只要老人们愿意对我开口，我未尝不可以来扮演一位“政府的人”或者是一位“记者”。
    但是，这种身份的混淆，在某些时刻又的确困扰了我，尤其当我不自觉地以“政府的人”自居时，聆听老人们的诉说乃至诉苦，就格外有了一份沉重；如果我下意识地将自己当作了一名“记者”，那么，为老人们的境遇大声疾呼，差不多就会成为彼时心里强烈的愿望。
    这个写作计划的完成，是我迄今最频繁地与数字相遇的一个写作过程。譬如：全国老龄委办公室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11年底，中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达1.85亿人，占总人口的13.7%。预计到2013年底，中国老年人口总数将超过2亿，到2025年，中国老年人口总数将超过3亿，2033年超过4亿，平均每年增加1000万老年人口。
    不消说，对于数字，我颇为抵触，尤其是这些用于数据的数字，动辄以千万计，所表示出的规模，由于太过庞大，反而似乎只具备了某种象征性的意义，降低了它所应有的那种有温度的力量。还有一类数字，是老人们的寿龄。老人们的年岁，作为数字本身，不过百岁，但此类数字我却愿意详加记录。因为，这些在自然数中不过一百的岁数，一旦置换为人的寿命，却都尽显其大。
    老实说，在这样一个庞大的基数上，找到数十位老人进行采访，看起来并不是一件格外困难的事，但事情做起来却没有我想象的那么轻而易举。这是因为，囿于我们传统观念的约束，老人们陷于“空巢”生活，多多少少都会指向对于儿女们的隐性谴责。实际上，在采访过程中，老人们除了抱怨子女对自己的忽视，更多担心的是——我说的话不会被他们知道吧？不会给他们带来负面影响吧？于是，老人们便会积极地去为子女们进行辩解，仿佛自己如今的境遇，若能“不拖累”孩子，就已经是人生残年全部的正面价值了。个中滋味，我当然可以理解，但这种状况，有可能会令我采访到的内容有不少“伪饰”的成分，令我难以倾听到老人们真正的内心。
    我甚至如此想象那位新闻报道中两度自杀的老人——他在日常生活中也许是安然沉默着的，平和地思念着儿女，独自忍受着莫大的孤独，或许对邻里们提及子女之时，还是一派夸赞之情，在世人的眼中，他是位福寿双至的老人。但是，他却向着自己的手腕举起了利刃。
    因此，对于老人们的话语，我力图如实还原，但经过整理后的内容，一定又会有我的主观色彩。这样一来，对于自己的写作，我也不免担忧，我怕自己会误判了老人们真实的内心。本书以“非虚构”的写作要求为基本宗旨，但在某些段落，的确掺杂了我的某些想象。这种想象，其一是为了在行文中保持某种逻辑的连贯性；其二也使我在面对这个题材时，更能感受到其独具的魅力。我认为，只要本着恳切的理解，我就不会背离“非虚构”的宗旨，用心去面对一个个活生生的老人，我们便无法出离上帝所给予的人类生命的边界。
    访问对象中以女性老人居多，这不是我刻意选择的结果，其中只反映出一个客观的事实，那就是：老年丧偶者，往往是女性多一些，先走的那一位，多是男性。而且，也许是我个人的推测——老年男性大概对这类打扰更加怀有抵触情绪。事实上，拒绝我们采访的，也的确都是些男性老人。这种现象颇为有趣，但已经是两性心理学研究的范畴。也许，女性寿命长于男性的奥秘之一，便在于她们更愿意言说。诉说如果成为人类延寿的奥秘之一，那么，空巢老人生活中的无以言说，便成为一个致命的匮乏。孤独，由此便更凸显了它有违人道的残忍。
    作为一个整体，空巢老人的境遇大致相仿，几个规定性的指标便可以将其概括，但由于社会身份的不同，个体家庭的差异，又使得每位空巢老人的状态各不相同，因此，尽管空巢老人如今已蔚为大观，成为我们这个社会的主要现象之一，但找出能够均衡反映“空巢老人现象”的受访对象，却是极花时间极费思量的劳作。我力图用不同的侧面，尽可能全面地呈现空巢老人们所面临的困境，并且并不讳言由于困境的逼迫，部分老年人会成为社会秩序的扰乱者。但这个愿望无疑是难以悉数抵达的。我期望，这部书的读者们，能够从这数十位作为个体的老人的生命中，体味出某种更为辽阔的人类普世的况味。
    这里所需要依赖的，只有每一个阅读者自己内心的情感了。
    在技术上，鉴于保护老人们隐私的需要，我都做了相应的处理。我可以保证，在读者眼里，每一个老人都更接近于“书中的老人”。但对于我个人，他们却都是活生生的现实之中的长辈。有些老人，尽管我们之间只有区区几个小时的交谈，但他们提供出的密集的、带着体温的生命信息，却不啻是向我这个倾听者交付了一生的秘密，由此，珍惜并且敬重老人们这样的交付，对于我就是一种必要的心情。我想，没有这样的一种心情，这个写作计划的全部意义也将完全丧失。
    这部书在我的写作中由此成为一个特例。它在某种程度上讲，不是一本我写给无数未知读者的书，它几乎就是我和这数十位受访老人之间私密的对话，他们中的大多数不会阅读到付梓后的这本书，但这本书的真正作者，却只能是他们。
    这是我写作时的态度——在触碰一个宏观现象的同时，我在领受老人们个体心灵的交付。这种态度给这个工作增添了难度。成稿后两位老人拒绝公开发表——哪怕是以匿名的方式。既然老人说不，那么只能放弃。我自始至终想在这部书中坚持恳切与顺服，就像一个晚辈在长辈面前应有的那种态度，否则干这件事情的意义对我便会大打折扣。
    这部书因孤独之名，所以我只能尊重每一个老人孤独的选择。
    我力图收在这部书里的，完全是老人们本人自发的、积极的表述。不做过多的文字润色，不做诱导，不做勉强。对于我写作能力的考验，在这次工作中只集中于一点——如何才能原封不动地采用老人的话语并且做到使其容易阅读。
    访问时，我最先需要了解的是老人们的基本人生背景：今年高寿几何，曾经做过什么职业，如今的身体状况，家中子女在哪里高就等等。在老人的个人背景上如此花时间和占如此大的比重，是因为想让“空巢老人”在我这里成为每一个具体而微的个人，而不愿意让我面前每位活生生的老人变成“空巢老人”这样一个泛指。这可能是一个小说家的天性在作祟，而另一方面，我对空泛的“整体”无法驾驭也难以感兴趣，只对每一个具体的、不能替换的“个人”怀有敬意。在这个意义上，很多时候，我都会忘记了坐在我对面的，是一位“空巢老人”。面对老人，我只在有限的时间内，尽可能竭尽全力去深入具体地理解对方是个怎样的老人，并力图以其本来面目记录下来。
    我想我采取的这个态度，或许对于完成这部书稿也是有益的。因为“空巢老人”这个概念，作为一个重要的社会学意义上的存在，已经被我们广为知晓，而作为具体的“空巢老人”，他们的形象却因为屡见不鲜而显得轮廓模糊。在我面前出现的这些老人，如果不是因为这样的采访，连我都会将他们混淆在大而无当的概念里，认为他们就只是、也只是生活的本身而已，他们仿佛仅仅只被赋予概念的意味，我们极少能够有机会、甚或有耐心，侧耳倾听他们独特的声音。要知道，通过媒体，他们大体也是被同一种叙述范式所描述的。
    无疑，老人们都是艰难的，这是自然规律使然，尽管程度各有不同。但我却必须将他们一一分别，让他们成为唯一的那一个空巢老人。在我眼里，让每一个人成为他们自己的，无一例外，都事关“孤独”。是“孤独”这样的存在，令人之个体彰显了自己的与众不同。相较于肉体衰败这样的自然规律，孤独，就显得格外沉痛。因为前者不可逆，所以我们面对起来反而易于接受，而所谓孤独，似乎是一个可以人为调剂的情绪——尽管人之孤独，亦是不可辩驳的生命本质——所以强加于己的时候，才如此令人神伤。
    对于孤独感的存在，老人们的表现也各不相同。有几位生活条件不错、个性也颇为外向乐观的老人，如果不加分辨，从他们的话语中你几乎难以捕捉到孤独的阴影，但作为一个亲临现场的倾听者，我却能够从他们瞬间的语气或者神情中，感受到那无所不在的忧伤。
    我认为这不是我的个人猜度。
    在这个写作计划整个的执行过程中，一首里尔克的诗始终萦绕在我耳畔——
    我在这世上太孤独，但孤独得
    还不够
    使这钟点真实地变神圣。
    ……
    是的，我在这世上太孤独。
    节选自弋舟《我在这世上太孤独》之《写在前面：以孤独之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