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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文本意义的众声喧哗 现代社会以来，随着现代性的消长与后现代主义思潮的泛滥，个体及其多元主体性，受到空前的重视。在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下，文学界出现了有关作者意图与文本意义有没有关系，到底文本意义是作者意图的表现，还是评论家的理论独白的争论。争论的结果是形成了三种文本意义观：第一种意义观认为，作者是文本创作者，也是文本意义的第一个赋予者，没有作者，就没有文本，更谈不上文本的意义。第二种意义观认为，如果读者—评论者不阅读和评论文本，文本就是一堆废纸，没有任何意义，读者—评论者让文本复活，赋予文本以新的生命。因此，文本的意义是读者—评论者赋予的。第三种意义观认为，文本是作者与读者—评论者对话交流的媒介，双方在对话交流中，都对文本的结构和意义有贡献，因此，文本的意义由作者和读者—评论者共同创造。 以上三种观点都有道理，但都有失偏颇。上述观点的共同之处在于其都认为，意义是人专属的权力，因此只有人能创造意义，而文本作为后天的存在，其意义肯定与那些跟文本发生关系的人相关联。但这些观念的持有者或多或少都犯了机械唯物主义的错误。在他们眼里，唯独人是创造的主体，可以不顾外在客观存在而提出属己性的要求；而其他事物，只是一种中性存在，缺乏任何存在的意图性，不具有实现自身的内在要求。事实上，万物都有其自身的存在属性与内在性要求，其存在的完满需要人类去敞开、照亮、倾听甚至遵循。考夫卡在《艺术与要求性》中指出：“既然在自我中可以找到要求性，那么就完全有理由在其他事物中同样找到这种性质；而由于我们不断在事物中发现这种性质，就不该怀疑我们的直接的、朴素的经验。”(15)人类的生存发展史表明，人必得生存于一定的环境之中，在环境中进行奋斗与创造，让环境更适合自己的生存发展与成长要求。但同时，环境也对具体的生存者提出要求，它要求生存者朝某个方向奋斗，又阻止生存者进行某些方面的活动。以此推论，当作者准备用艺术文本与读者—评论者交流某种人生认识或生命体验时，他除了需要懂得自己的对话对象有什么样的对话意愿，需要认识特定时代对某一话题的普遍看法，以及这一话题的深层意蕴，还需要选择适当的艺术样式，需要知道特定艺术样式对创作者的形式要求。这是因为，“艺术创造的特点：某种客观的东西需要艺术家来创造，而艺术家也必须服从这一要求。这样，艺术家的工作就受到这一需要被创造的东西的要求的指导”(16)。当某位作者计划创作一个小说文本，他想用这个文本与当代青年交流爱情话题时，他的这一创作意图就同时要受到至少三个方面要求的制约：一是当代青年男女婚恋现实的要求性的制约，二是长期形成的爱情小说惯例的要求性的制约，三是当代人的爱情理想的要求性的制约。他不能无视自身之外的这三种要求性，不能把文本变成自己意图的传声筒，把他人当成没有嘴巴只会听话的耳朵。只有尊重他者的说话权利，用恰当的方式把这几种他者的要求有机地融入自己的话语体系，形成一个具有良好对话效能即召唤他人说话、容纳他人话语的文本，才能达到预期的对话交流目的。 作者之外的这三个要求性，出自三个不同的主体，从三个不同方面，纠正着作者意图的片面性，增加着文本意义的丰富性。他们要求作者打破自我中心主义的藩篱，关注他者的存在，倾听他者的呼声，要求作者扩展自己的创作意图，增加自己所建构的文本的容量与厚度。善于进行对话交流的作者，在实现自身意图时，一定会对自己提出要求，他对自己的要求越高，就会对自身之外他者的各种要求理解得更加充分，就会在自己结构的文本中较好地融入他者的合理要求。作者对自身之外各种他者的要求融合得越充分越完美，他的创作意图在文本中表现得也就更加合理，更容易被他人理解和接受，更容易通过文本与他人进行对话交流。同理，读者—评论者在阅读—评论某种样式的文本时，他也必须懂得这种艺术形式的惯例，必须知道这个文本中渗透着作者的意图，必须理解文本所建构的生活世界，这是对读者的要求。更准确地说，在阅读—批评活动中，必须清楚作者通过文本指引读者—评论者的对话交流过程，规约读者—评论者的阅读—评论活动。如果读者—评论者脱离甚至对抗这些要求和规约，偏离文本指引的对话交流方向，就会进入与文本无关的理论独白的死胡同。虽然，我们承认，读者—评论者有权利把自己的历史处境、阅读经验及人生体验，融入到自己当下进行的阅读—评论活动之中，对现有的文本进行再结构，对现有文本的意义再认识、再发现、再创造，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文本的意义；但是，读者—评论者赋予文本的意义，也像作者意图、形式惯例赋予文本的意义一样，它只是文本意义的一个方面。文本意义，是上述诸方面意义众声喧哗的结果，是多种文学主体相互争吵、相互制约、相互融合的统一体。任何一种意义的独白和霸权，都是对文本意义的简单粗暴处理，最终会导致对文本意义的曲解。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