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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评论的独白 各种“强制阐释”理论，都以斩断作者意图与文本意义的关系为手段，以给读者、研究者和批评者腾出“强制阐释”空间为目的。文本的意义是人赋予的，在文本的两端，站着两个与文本交往，且通过文本进行交往的人，一个是文本的作者，一个是文本的读者—评论者。他们从不同的方面赋予文本意义，又从两端争夺文本意义的赋予权。结构主义理论家在为读者—评论者争取意义赋予权方面最为卖力。兰德尔在《作为功能结构的认同体》中指出，万物之始，只有结构，“结构是一切意思和意义的基础，所以，没有结构，任何东西都不存在，都不可设想”⑤。这句话表层的意思，是把结构看成万物的本质，当然也是文本的本质，认为文本的意思就在形式结构、功能结构之中，深层的含义则是，文本结构的意思是隐蔽的，等待读者和评论者去发现，与作者的意图没有关系。这一说法看似有理，实则简单粗暴。他无视创作实际，即创作是作者为了与他人进行对话交流所做的一种努力，文本结构是作者有意识有目的进行的一种有意义的建构，因此，谈论文本的结构及其意义，不能离开其创作者。杜威就曾指出：“艺术并不创造形式，它是对形式的选择和组合。”⑥这段话的意思很清楚，艺术的形式是作家选择与组合的结晶，是作家意图的一种表现。他还进一步指出，当代艺术家刻意地经营艺术形式和结构，但是，“它是以教育为目的进行的试验的一种方式，人们用他来训练新的认识方式”⑦。也就是说，这种方式，不是文本自律性的存在方式，也不是作者意图在实践中简单的施用，它是作者创作的文本外在的功用性诉求。由此看来，艺术的形式与结构，不是自然天然的产物，不是任由阐释者强制阐释的独立存在，文本的意义也不是由读者—评论者单方面赋予的。文本的形式与结构，首先是艺术家有意识地选择与组合，文本的意义首先是艺术家意图的表达。 另一位结构主义大师罗兰·巴特，他比兰德尔的强制阐释，显得更加严密与精致。他在《结构主义活动》中指出：“应该把分析家和创作者均置于可称为结构的人的共同符号之下，这种人不由其观念或言语活动来确定，而是取决于他的想象力，或者确切地讲，取决于他的想象活动，即他内心感受结构的方式。”⑧这些“结构的人”每一次活动都在重新建构一个对象，他们建构的这个对象，不同于他们眼中所看到的对象，“结构的人”在建构新对象的同时，又把自己加进去，为结构对象赋予了新的意义，通过为新对象赋予意义的活动，“结构的人”又给自己增加了一个新身份——“意义之人”。“结构的人抓住现实，分解现实，然后又重新组合现实；因为在结构主义活动的两种对象或两种时间之间，出现了新东西，这种新东西完全不是一般可理解的东西：幻象，便是补加到对象上的理解力，而这种增加具有一种人类学价值，从这个意义上讲，这种增加部分就是人本身，就是他的历史、他的处境、他的自由和自然对人的精神的抵抗本身。”⑨“结构的人”在制造对象结构的活动中，把自己加了进去，因此，他所结构出来的这个文本结构，与之前所看到的对象的结构已大不相同。举例来说，面对两个英国青年男女的恋爱素材，莎士比亚把它结构成为《罗密欧与朱丽叶》，并在这个文本中加进了莎士比亚的历史处境及精神追求等，这个文本已经与它的素材大不相同。以《罗密欧与朱丽叶》为蓝本，分别用汉语在北京的剧院演出，用俄语在彼得堡演出，用法语在巴黎演出，也会加进这些不同国度的演员及导演的历史处境和精神追求等，造成三种与莎翁文本大不相同的版本。假如再由中、俄、法三国的评论者去分析评论，又会加进他们各自的历史处境和精神追求等，进而结构出与演出版本大不相同的批评版本。以罗兰·巴特的逻辑来推论，作者开始结构活动，他所看到的素材及其背景中的文化、历史等全都死了；文本已经形成，作者及其创作背景也就死了；批评一旦开始，文本及其以前的惯例也就死了。人们不禁要问，读者—评论者最终建构出来的被他赋予意义的文本，还是作者创作的那个文本吗？读者—评论者是想把阅读—评论活动当作对话交流的场域，还是想把它变成表演独白话语的舞台？ 巴特为了剥夺作者的地位，强行剥离作者意图与文本意义的联系。其论据有三：首先，作者结构的文本经过批评家再结构，已经不是原初的文本结构了，作者赋予的意义经过批评家的再赋予，已经不是原来的意义了。因此，经过批评家结构并赋予意义的文本，它的意思已经与作者的意图没关系，而是读者和批评家意图的表达。其次，作者建构文本结构时并不想清楚地表达某种意思，他往往一边表达某些意思，一边又遮蔽自己的意思。《作者的死亡》就做如是判言：“写作不停地提出意思，但却一直是为了使其消失：写作所进行的，是有步骤地排除意思。”⑩再次，文本本身是圆整的、多向度的，作者与文本的关系是单向度的，因此，作者对文本的解读往往是有缺陷的。巴特对作者与文本的关系进行三重阻隔之后，最后得出结论，只有读者和评论家最适合赋予文本意义：“文本是由具有双重意思的词构成的。每个人物都可以从一个方面去理解(这种经常的误解恰恰正是悲剧性)；然而却有人可以从两方面去理解一个词，甚至——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去理解在其面前说话的所有人物的哑语：这个人便是读者。”(11) 就这样，巴特首先消解作者的原创意义，强化读者—评论者再创造的价值。其次，遮蔽作者的对话意图，文本的对话功能，凸显读者—评论者的意义赋予作用。再次，强行减缩作者与文本的关系维度，任意扩张读者—评论者与文本的关系维度。一步步剥夺了作者赋予文本意义的权力，为读者—评论者争取了文本意义的赋予权，抬高了读者—评论者的地位与存在价值。其高明之处，在于用文本的建构作障眼法，提出建构是多次的，不是一次的；作者只是最初的建构者，经过多次建构之后，作者的建构痕迹已经消失，最终留下的只能是读者—评论者的建构。同样，赋予文本意义也不是一次性的，而是多次的。作者即使赋予意义，也是最初的意义，经过多次意义赋予之后，最终留下的只有读者—评论者赋予的意义。这是因为，读者—评论者是整个建构活动的终点，也是意义赋予活动的终点，他之前的结构者及意义赋予者——作者死了，但他活着；他之前作者灌注到文本中的意图消失了，他赋予文本的意思还存在着。因此，只有读者—评论者赋予文本的意义，才是文本真正的意义。换言之，阅读批评至上。 谈论任何问题，目的都是为了解决问题。我们都必须首先面对事实本身，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地解决问题。如果回避事实空谈道理，即使妙语连珠，滔滔不绝，这种道理既经不起事实检验又不能解决现实问题。文学活动是作者与读者—评论者通过文本进行的一项对话交流活动。作者运用文本说话在先，读者—评论者面对文本对话在后。是作者建构了文本中人物间的特定关系，画出了人物生存成长过程的起点、中途和终点，是作者决定选用戏剧或者小说体裁来表现这些人物的生命历程，也是作者赋予文本中人物以悲剧、喜剧或正剧色彩。阅读和评论，只能是在作者首创的贯穿着作家意图的文本上进行再创造，这种再创造即使高明到巴特那样的程度，也要以作者写作的文本为基点，受作家创作的文本的导引，总不能把《哈姆雷特》想象创造成中国的《西厢记》，想象创造成俄国的《钦差大臣》，想象创造成法国的《安德洛玛克》。说到底，阅读尽管重要，但阅读只是“引导下的创作”(12)，读者尽管有再创造的自由，但必须首先紧跟作者创作的文本的导引，“每篇先看主意，以识一篇之纲领；次看其叙述、抑扬、轻重、运意、转换、演证、开合、关键、首腹、结末、详略、浅深、次序；既于大段中看篇法，又于大段中分小段看章法，又于章法中看句法，句法中看字法，则作者之心，不能逃矣!”(13)读者—评论者只有面对作者创作的文本，面对文本中作者写下的字句、作者设置的人物关系等等，在作者创作的文本的导引下，在文本预留的空白中，进行想象与创造，才能走上阅读和批评的正道。脱离具体的阅读和评论对象，无视文本的实际状况，进行天马行空的评说，手法越高明，距离文学评论的本意就会越远。 当然，一切旨在对话交流的文本，都是为读者—评论者写的，凡是能和读者—评论者进行良好对话交流的文本，都是有意义的对话结构，这种结构，萨特称之为“召唤结构”，它作为评判一个文本是否为经典文本的重要标志，本质上是一种复调的召唤结构而非独白结构。这种复调的召唤结构，召唤读者—评论者与作者进行对话，召唤读者—评论者协同作者一起进行文本的创作，因此，它也为读者—评论者预留了许多需要填补的空白，预留了许多需要想象和补充的省略点，目的在于召唤读者—评论者对文本进行想象与创造。换句话说，读者—评论者正常的想象和创造，是针对具体文本中这些空白和省略点的，他不应也不可能超出文本结构中作者所发出的召唤而任意虚构。用萨特的话来说，不论读者—评论者的想象和创造走的有多远，作者总是走在他们的前面。(14)而20世纪以来西方文学批评的强制阐释论者，无视文学活动的对话现实，无视作者在这一活动中的先在性，把后来的读者—评论者对文本进行的再结构与意义再赋予，当成唯一的结构文本及赋予文本意义的活动，这就遮蔽了作者的意图，剥夺了作者赋予意义的权力，把作者与读者的对话活动，变成了读者—评论者的独白甚至霸权活动，这种做法使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远离了文学实践本身，成为一种没有对象的空头理论，最终会被文学创作和广大读者所抛弃。理论本是为指导实践形成的，最终因为脱离实践而变成理论家的自言自语，这无疑是理论自身的一种悲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