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历史处境
    21世纪初还在小说中玩味人与人之间诸种社会关系，即便不能说过时了，至少不是一件时髦的事情。早在现代小说诞生之初，人与人之间的情感、社会关系已经完成了经典性的历史呈现，在十八、九世纪的欧洲站立起那么多的著名人物，他们的犹豫、痛苦、选择和命运永恒性地探讨着人性的丰富程度，从大的潮流上这可以看作是对具体个人的文学化呈现，所以我们能够清晰地记住冉阿让、卡西莫多与艾丝美拉达、苔丝、艾玛、简爱与罗切斯特、安娜卡列宁娜、玛斯洛娃这些独特的人物。20世纪以来的现代小说，又将人与时代、与社会的抽象关系进行了呈现，以早上醒来发现自己变成一只甲虫的格里高利为代表，围绕地球一圈我们能够读到《1984》《鼠疫》《狂人日记》《我是猫》《喧哗与骚动》《了不起的盖茨比》等等著名的篇章，在这里人物并不再是作为我们所谙熟的环境中的一个特殊形象而为人所关注，写作的重心悄然转移到作为具体时代中的人，从此我们在那些再次为我们熟悉的名字之前加上了时间和地点。等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小说的兴趣再次转移，此时人作为一种生物类别想象他与大自然、世界、宇宙的关系，小说通过这样的想象能力重新塑造理想的人类形象，反思人类的历史，它特别的兴趣在于人类未来存在的可能性，这个潮流里最有代表的就是科幻小说。
    小说的这条历史发现线索在20世纪的中国很有意思，它催生出一种充满现代性和革命意味的青春小说，并且形成关于青春小说的传统。整个20世纪上半期的中国先锋性小说，都是要写一种断裂与建立，与旧的一切断绝，寻找、建立新的秩序。某种意义上，现代中国小说借助了青春，发掘其中的理想性质，假借它身上所具有的对于未来的可能性断裂历史，在这个过程中青春爆发出巨大的革命力量。“青春”在这里不仅是一种隐喻，还参与了小说的故事设计。问题就在于当小说的历史情境转换之后，世界性的话题从紧张的人与时代、与社会的对立关系转向面对资源枯竭、生态恶化、战争的核武器、恐怖组织等诸多人类世界性的问题时，此时要求生成人类对人的自我想象与重新塑造，那么文学中的青春将不再需呈现对既成秩序的断裂。如前所述有关青春的想象和利用，对中国现代文学来说，已经形成一种传统，更为重要的是某种意义上中国现代文学就是一种青春文学。因为已形成传统的、充满青春气质的中国现代文学在经过近百年的历史之后，在这个世纪更替的时期，被一个更大历史潮流否定了，所以在这个传统和历史之下业已形成的文学期待和审美习惯带来我们认知上对于文学“断裂”的判定。
    我在研究上世纪80年代左右成长起来的一批作家(他们也是这三十年来中国大陆的中坚作家)时，发现他们在新世纪两千年左右的小说如《秦腔》《兄弟》《生死疲劳》《蛙》等作品中，都将历史的线索描述为一种“无后”的境遇。现在看来，这一代作家某种意义上是上一个传统中的最后一代作家。从小说的历史和人类的整体现实处境而言，中国现代文学的确正在一种传统上面终结，几乎所有从“五四”新文学过来的气质、姿态、兴趣、立场都在新的历史语境中迅速消亡。在这个历史的转变缝隙中，所谓的“无后”是一种必然的出现，“无后”几乎可以视为这种传统的标志性终结。经历过“无后”的历史现实隐喻之后，几乎一代人摆脱了历史对于他们的巨大的压抑，从而走向更为自由的个人化书写，如贾平凹在《秦腔》之后写作了《带灯》。与这个传统断裂真正休戚相关的是以被称为八零后为主体的一代人。
    小说的历史潮流和中国的现实处境共同终结了诞生自20世纪初的中国现代文学的一种与青春有关的传统。这个传统放置在小说自身的历史脉络来看，它实际上是利用青春的自然属性对抗社会历史环境，是一种显见的对抗性书写，它在一个世纪里在整个世界的现代性语境中、在中国的现实环境里都处于先锋的地位，它的理想性和斗争精神提高了小说的社会历史地位。当它作为一种强势的、主导的传统和价值评判面临终结时，此时代表着小说最先锋的势力是以科幻为代表的关注整个人类现实矛盾和未来处境的一种潮流。如果继续讨论，这种潮流尽管在小说中是最先锋的，可是小说在此时的社会历史环境中它的地位面对这个问题未必有足够的技术空间去承纳，我们看到了电影《黑客帝国》、《云图》、《星际穿越》，也就是说有可能在人类进入到这样一个精神的关注点上，小说本身所能达到的可能性已经出现真正的竞争对手，但无论如何对人类整体命运和处境的未来想象，是小说此时最先锋的、最具有创造性的一个潮流。
    二 陌生的一代人
    本节要研究的对象既不是中国现代小说的一个曾经高导的历史传统，也并不是以科幻为代表的此时小说的先锋力量，而是在这两个夹缝之中以八零后为主体的文学写作。按照中国现代文学里的青春传统，世纪之交的文坛对于继贾平凹、莫言、王安忆、韩少功、苏童、余华等这代作家之后的新一代的文学声音充满焦虑，一面是愈加老道、源源不断的新作，一面是组不全人数的“独唱团”。几乎后一代对写作有兴趣的年轻人们都无法用自身单薄的经历和经验去与上代人在历史层面上对人生、社会的思考相匹敌。就在中国文学的热闹非凡和炉火纯青之时，它也遭遇了后继无人的困境。“青春”是八零后这代人唯一的经验，可是此时的“青春”再也没有便车可以搭，于是我们读到了大量的相似的有关“孤独”的文字。可是我们这个民族不但不善于体味孤独，更不习惯于对孤独进行审美，相反孤独对于我们来说始终是一个问题，我们急于解决掉它。从我们的文学传统和审美习惯出发，长久以来，我们很难在一代人如此绵密的孤独书写里寻找到问题和意义，于此同时，书写也变得更加地零散和私人化，甚至开始靠近日常生活细节，讨论具体的、卑微的个人的小故事，而这些却是青春所不擅长的。在这些气闷的、惆怅的、无解的孤独声中，我们这代人的青春书写是不是就要这样闷过去了，不知要等多久才能理直气壮地凭借虚构的文本跟“他们”谈谈人的生老病死。难道我们只能学着用父辈的眼光和口气看待我们的成长和他们的人生吗？还是我们沉入“码工”的大潮，以电脑为流水机器，用一些后宫妻妾的故事填补路人等车、换车、吃饭时候无聊的时间而不思考意义吗？
    郭敬明的《小时代》三部曲终于在拉长的篇幅中，为我们这代人看似没来由的孤独做了历史的注解。《小时代》写出了这代人本质上的孤独感。这种孤独不是来自西方的个体的为我们所熟悉的孤独，它首先是一种客观的状态，是源于一代人血缘被切割，是一种孤零零的不得不接受的孤单。也就是说，它不是形而上的、心灵的、精神的孤独，它就是血缘里的一种与世界关系上的孤单。这种孤单是中国最为忌讳的。我们这个民族，恰好非常重视血亲，人的亲缘关系是一切社会关系的基础，我们的所有节日都讲求家人团聚，相应地对于亲情以外的其它感情都变得不太牢固，也很艰难。这种孤零零的处境是一代人的处境，它真的会导致精神上的孤独吗？还是会衍生怎样的一代人与之相关的情感？它到底会给中国社会带来怎样的情感模式改变，一切都在历史化的过程中。但是从那么多语焉不详的对这种孤单的描述和表达中，我们可以看到这种身份与小说中人物的敏感、不信任、没有安全感、厌世或者是世俗的胆怯、自卑、狂躁、偏激等密切相关。与此同时,几乎大部分小说对这种孤单的描写建立在小说中人物家庭的不幸层面上，好像只有取消了幸福的家庭模式，他们才能接近他们感受到的那种孤独状态。这也许是我们这代人从未体验过家庭里有血缘上的兄弟姊妹的原因，我们感受到了某种孤单，并且日久被这种孤单的情感包围，我们以为这就是西方说的孤独，其实我们也不知道它好还是不好，只是这种感觉带来我们对世界不一样的角度和理解。这种情感很难把握，于是长久以来在文学中我们是令人陌生的一代人。
    独生子女这样的现实处境可能有诸如更多的被关注，更多的物质支持，但它同时也附加在每个个体上更多的寄托和要求，也面临着更多的压力。这种影响首先是心理上的不安、胆怯以及自我中心。早在《小时代》之前，这种情感状态实际上已经被张悦然、笛安等人开始触碰，只是它始终以一种莫名的面貌作为主人公的身份存在，大量的中短篇小说都没有足够的体量来真正地围绕这种情感处境有兴趣地呈现。我们看到的只是很多以青春为视角的年轻作家，对于这种孤独本身的玩味，它既没有成为一个问题，同时也没有被放置在历史与时代中得到追问，所以这类作品中弥漫着莫名的惆怅。这种情况除了与写作者没有足够地思考和认识笔下这种实际上是此时我们这一代特有的孤单有关，还与整个现代小说在20世纪以来从具体的个人转向抽象的个体这一潮流有关，正是在这种文学的大历史潮流下，年轻的写作者才急于在自我一代身上寻找人类和人性的书写意义，更为重要的原因可能在于这代人对于时代的兴趣严重缩水。《小时代》在几个年轻男女的友情、爱情书写中，不自觉地写出了真正困扰在这代写作者笔下的孤独情感。这种孤独带给一代人的敏感、极端、胆怯才是郭敬明小说中关于友谊和爱情的真正诠释。它也许改变不了我们这代人“陌生”的面目，但有可能让我们自己彼此看见。
    三 身份的困扰
    《小时代》对本文讨论到的独生子女一代人血缘被切割造成的特殊的孤单处境的描述，首先是来自小说中四个女子之间的友谊问题。顾里、林萧、南湘和唐宛如这四个从中学时代就相伴在一起，她们之间歇斯底里的友谊，起码在我们已有的文学史中罕见，这种友谊早已不是庐隐《海滨故人》里的随意、散淡和偶然，相反有点卯足了力气的意思。她们之间这种友谊在小说中不断地遭遇郭敬明一次又一次设置的巧合和误解的考验和挑战，就在它眼看着就要最后被破坏时，主人公们就会发自内心的、不由自主地在我们已有的、现成的“友谊”概念之外，从自我的感情身处，不但是重新修复而且是进一步深化这种彼此之间的情感。整个过程看似矫情，但也不可枉负作者的努力，他试图摧毁本已存在的那些概念，重新为这些人物建立新的概念——友情。这种在《小时代》里不断被寻找和建立的感情，实际上是一种新的感情。如果想要真正理解这种“友情”，我们就必须回过头来看看这种感情的承载者。事实上这代独生子女，不仅仅是在家庭中没有了兄弟姐妹的情感寄托和社会交往练习，他们与父母的关系也变得更为微妙，看似足够亲近的关系背后则是更为深邃的自我隔绝和自我封闭。于是，他们在寻找和建立友情的时候，不自觉地放置一种真正的但又是假想和想象的亲情。在后一种情感模式中，他们是敞开的，也是亲切的。郭敬明笔下的四个女孩，出身、性格、智识与容貌包括遭际，各不相同，可唯有在友谊这方面，四个人都有种不由自主地动人。也就是说，郭敬明在尝试一代人对于一种情感的内心渴望、坚守与自我建设，甚至在整个过程中所有人都是不自觉的。无论是高傲的、富贵的顾里，还是粗糙的体育生唐宛如，抑或没有主见的林萧和用力生活的才女南湘，她们都可以在爱情上、事业上精打细算，唯一表面的理性无法阻止的就是彼此生命中的友谊。
    具体来说,《小时代》触碰了一代人特殊的历史处境，我把它首先理解为独生子女的孤单。这种孤单启发了我回过头来理解同龄人之前的大量创作。在《小时代》之前，大量的八零后写作者将作品中人物身份设置为破碎家庭中的孩子。如果说，五零后一代至今还迷恋写文革时期的记忆和历史，六零后酷爱80年代的黄金岁月，七零后擅长在日常生活里讨论智慧和哲理，八零后困扰于一种身份。长久以来，我们以为这种身份就是对个人理想和社会责任的散失，却不知道这代写作者一直在没有什么资源的情况下认识自己。《小时代》本身也包含了这种身份的困扰，它一上来就用尽办法解决这个问题：顾里的经济背景和能力为一伙人暂时取消或者是中止他们与家庭的复杂关系，人物的背景舞台总是在脱离家庭之外的一个安稳的、独立的空间里。人物离开了家庭，与父母的关系暂时性地得到搁置和缓解。走出家庭之后，郭敬明就有机会从其它角度认识和讨论他的人物，为自己设置了一个非常有利但难以让人领情的条件，他显然是找到了更直接的方式来讨论“陌生的一代人”。
    当解决、排除或者是搁置了人物与家庭的关系之后，《小时代》面对的是人在确定历史处境下真正的爱与怕（借用刘小枫语，“我们这一代的爱与怕”）。也就是说，如果不完全依靠已有的独生子女，或者是破碎家庭这样的看似人所共知的处境设置，如何就从个人的角度反过来写具体的、特定的一代人的历史处境。《小时代》有两点特别需要注意：第一点从单一的人到人与人；第二点是生存性的情感需要。
    所谓的从单一的人到人与人讨论的是《小时代》中孤单的个体如何在此时的历史处境下建立新的社会网络关系。弥漫在一代人笔下的孤单，首先指的是血缘里我们能够直接看到的孤单，或者说是来自血缘的孤独，这种身份虽是确定的，但讨论到情感层面却又是很隐秘的、个人化的。它直接带来的局面是，一代人没有了像父辈那样根基于血缘亲缘的庞大的人际网络，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又一个孤零零的形象在大地上行走，又像是一个人在异乡走夜路，在这些行走中总是有若干人会对这个世界更加敏感、不信任、没有安全感，甚至是患上洁癖等心理病症。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小时代》中推动情节的居然是人与人的误解。这样一个脱胎于热络的亲缘血缘为基石的社会历史情境中的人孤零零地行走，他要如何与既成的社会秩序发生关系，又要如何与那些同样孤单的人相遇。这种孤单是此时特殊的客观存在，它正在衍生出许多新的情感问题。
    生存性的情感需要是指《小时代》围绕孤单的情感，基本建立在生存的层面上，主要指的是创造性的友情。尽管小说中写了顾里顾源、林萧与简溪、崇光，乃至南湘、唐宛如等人的爱情，但整体来说《小时代》里的爱情不重要，它对小说不起着决定性的、根本的作用。而真正关涉小说精神内核的却是那种毫无血缘但又充满亲人感的、难以割舍的友情。甚至所谓的爱情，完全可以在这种新的友情层面获得观照。之所以我们看到的这样的友情很突兀抑或失真，是因为友情在我们可视的历史书写中，也只有桃园三结义那样的兄弟之情或者是伯牙、钟子期那样的知音关系可以参考，根本没有像这样的决绝的歇斯底里的甚过亲人的年轻人之间的感情。就在郭敬明一次又一次以误解为阻挠的过程中，这几个人之间的感情，仿佛经历过了血液里面的交融和淬炼，最终一方面告诉我们这种感情不是可有可无的，它几乎可以看成是关涉到人物生死的，是人物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所以可以被称为生存性的感情，另外一方面又展示了在这样一个血缘隔绝的历史情境下，如何在社会的网络中形成了一种新的情感关系，更为重要的是这种新的情感关系某种意义上有着亲情的意味。这一看似夸张的感情，似乎胜过/取代了血缘上的亲情和人生中的爱情，突兀的强调更是凸显了一代人都能心照不宣的孤单，也流露了孤单的一代人内心的胆怯和脆弱以及渴望。
    四 如何结尾
    小说的结尾，故事退去，作者出现。如果说小说的开头，只是作者艺术性拦截和切入生活，那么经过所有的讲述和安排，他最终会在结尾的时候出于人之常情地跟读者谈谈他为什么要写这个故事，他的情感和态度。结尾检阅着书写意义的。某种意义上，任何情感和材料都可以进入小说，只是作者是否有足够的思想能量和艺术感受驾驭它们。当读者在阅读中姑且接受和信任所有的材料、角度和细节之后，结尾必须对读者作出对于他们信任的承诺，必须解决前面所有被暂时搁置和压抑的疑虑。我们这代写作者整体而言遭逢了如何结尾这样的难题，这也使得进入他们作品的材料备受质疑。
    结尾按理要通过选取角度的叙述而使得被作者拦截下来人物和生活有所不同，它无论如何要带来读者对于人物或者是世界不同的想象和认识，要在艺术的审美之后，展示作者对于世界独特的洞察，要让经过整理之后的故事承担理性的思考的重量。与前辈相比，我们这代写作者的笔下也陆陆续续从校园成长到故乡记忆、城市经验，将很多来自我们视角和经验的材料进入小说，唯一的问题可能就是面对这些材料难以写出属于我们这代人自己的声音来。由于没有呈现鲜明的、新的对于历史经验的理解和认识，创作很难构筑一代人的共同情感和记忆。事实上，这样的处境不仅仅存在于我们这代人的写作中，它在文学批评中可能更为明显。
    在这样一个既无限追求时尚又四面复古的社会风潮下，我们始终没有建立起一代人思考和批评的坐标系。九零年代精英意识的消退，直接把我们这代人扔在了绝对个人化的声音潮流里，于是，从文学传统下来的那条强势的思想支撑断了。面对纷繁的物象和声音，似乎在这个时代一切都可以获得理解和同情，这造成了道德的模糊性。现在看来，它着实影响了我们这代人对于世界的理解，在七十年代末的朦胧诗后面，写出了此时的、吊诡的朦胧小说。无论是写家庭的残破还是关照社会上那些孤苦、黑暗的角落，很多小说最终只在常识性的叙述之后，留下浓重的伤感，甚至是孩子气的莫名其妙和故作高深。于此同时，随着社会经验和阅历的增加，一些创作者开始突然跳过最初对于材料的困惑和对于生命情感的实感，迅速接受已然存在的对社会、人物的情感打量方式。
    如果暂时放下来自我们现代文学这种青春传统的期待，此时的青春正在悄然还原到它原本的自然状态，如长篇小说《匆匆那年》。这种被还原的青春，放置在人生一世和家国时代中，作为一段珍贵的少年时期，多以追忆的角度被缅怀，它被放置和放大的是现实的、经济的成年世界易逝的、人生初始的那个“初心”，是人们可以想象和感知的自我生命中的“至善至诚”。它没有被刻意地关注和期待，它只是自然地呈现，它不提问，它本来就是现实世界的一部分，它不处理它与现实世界的关系，它就在朴实的、易解的、无奈的俗常人世间叹一口气，然后一次又一次地进行告别。它不认为方茴他们与那些和那些年少的人有什么精神特质上的不同，区别是时代和生活的细节，真实的细节唤起一代人的记忆。《匆匆那年》写出了一种细节上的真实。在这种细节真实之外，存在着另一种真实，它是沟通不同代际、地域和文化的真实，也许我们可以称它为人的真实。
    《小时代》某种意义上，在发掘一代人独特的历史处境问题上，触碰后一种真实，有关人的真实。它在结尾用一场现实生活中的大火灾拿走了小说中大部分人物的生命，这样的设置突兀到让人怀疑是否必要。在这样的结尾安排上，我们从幸存者林萧的回忆性叙述角度里看到了作者的批判性。当郭敬明用这样一场悲惨的、真实的大火结束如此多他亲手塑造起来的角色时，他或可视为是在用现实否定他在小说中所有努力建构的美好的东西，那么最终他要否定的就是此时的现实，这是其一。其二是，林萧最终一个人孤零零的存在，这一点是对我们这个时代由于独生子女政策而带来的正在改变的社会结构下的具体的青年个体的处境的坚持。在我们漫长的历史时代中，人口的社会结构一直是从少到多像金字塔一样繁衍，而独生子女是对这样一个结构的反向颠覆，于是由那么多的血缘在代的传递中减缩为这么样的一个人时，他跟世界的关系生来具有历史的记忆和现实的隔膜性质。如此，《小时代》的书写是有着某种被批评界和读者所忽视和低估的先锋性，它无心或者有意触碰一个还未被正视的社会历史现象，而这种现象的重要性单单就我们这代人的创作都可以见出端倪。
    （本文选自“火凤凰•新批评文丛”《无后》一书，北岳文艺出版社，2017年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