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哦”是乖巧女孩子的不响。在《繁花》中，人物总是不响，絮絮对话构成的嘈杂生活之流中不时杂以沉默，人物面前有乱局，心里涌动或是不定，那是凡人走入文学性的时刻。而市民生活不容女孩子不响，父母等着年轻人有声地顺从，以及时的行动去响应父母的召唤与要求。市民生活是逼年轻女孩子要说话的。因此在钱佳楠《不吃鸡蛋的人》中，一个个女孩子在围坐着一圈长辈的饭桌上说着“哦”，淡淡地，或是涨红了脸。而女主人公周允不时“暗想”，想的不是自己的心事，而是对面前情境的评论。叙述中一再地出现“呵呵”，那是周允在这部第三人称主观叙事的小说中一再给出画外音。
    小姑妈把被戏称为“金元宝”的蛋饺含在嘴里，吧唧吧唧地咬开，含着黄黄白白的蛋皮和肉馅，说周允要让她爸妈去喝西北风啰，呵呵。
    她妈妈像赌博似的，今天选择伽马刀，明天又想动手术，她问她爸，伽马刀好吗？周允爸说好。第二天又问周允爸，动手术好吗？他也说好。呵呵。
    她看着亲戚的算计与惺惺作态，父母面对经济压力、攀比、母亲重疾时的焦灼和虚荣，直说出自己的评论似乎不体面，又太残忍，于是她发出一次次轻声冷笑，瞬间抽离出这些情境之外，意识到自己与他们多么不同，意识到自己多么想要、多么需要与他们不同。当周允像飞出自己的身体之外一般进入评论音轨模式，我们能清楚地看到这里正有一个活动的灵魂困在病室里面。
    《不吃鸡蛋的人》是一个家族故事，也是一个女孩子的身体历史和内心史。它家族故事的部分试图重写《伊菲革尼亚在奥利斯》，一个父亲献祭女儿给神的故事。从古希腊三大悲剧诗人开始，无数西方作家以这段希腊史事为蓝本重新创作，寻找不同的重点，给人物布置下不同的结局或行为动力。最新近的可能是爱尔兰作家科尔姆·托宾以伊菲革尼亚的母亲为中心写作的小说《名门》，是一出注目于亲人之间仇恨与不安感的当代家庭戏剧。在希腊，伊菲革尼亚服从了父亲所代表的家族义务，而钱佳楠让女主人公代入伊菲革尼亚，想象她心中的委屈，追求自由的决心，弑母的不再是那软弱的儿子俄瑞斯忒斯，而是不再驯顺的伊菲革尼亚。不过，更核心的改写在于钱佳楠把经济动力引入了故事，让女主人公的家人受困于贫穷。这里的家族义务是“有出息”，过上好生活，在上海抵抗社会巨变中的下岗、不确定感、物价、女孩子容颜的脆弱易逝。折磨人物并令他们偶尔相互憎恨的不再是暴力、仇恨、愤怒、情欲，驱使他们作出最关键行动的不再是人类面对众神时那种期望得到认可的、顺从的、忠诚的虚荣心，而是社会阶层之间相互攀比着想要过上比他人更好的日子的虚荣心。这实在是个真真正正的上海故事，也是个真真正正的当代中国故事。
    而女孩子的内心史，似乎可以说又是改写了《恋情的终结》，虽然格雷厄姆·格林这部小说在书中并未直接出现。当母亲诊断出重疾，周允私自许下誓言，
    神啊，我用今生今世的爱情来换我母亲的平安无事。
    神啊，请你拿走我这一世的爱情,赐我母亲平安。
    神啊，我母亲是为了我才得这种病,请可怜可怜我,拿走我的爱情吧。
    佛教传入让关于“孝”的中国叙事加入了报应论，常常出现这种祷祝，用食素换取原谅，以出家换取家人健康，等式像功过格册子一样画得决绝清晰。而当代独生子女市民家庭里，“拿走爱情”不再意味着出家，而是遵从父母心愿，嫁给自己不爱的人，嫁给体面、富裕的人，像简·奥斯丁所说的那样，嫁给一个储藏室。周允的愿望应验了，但她不肯服从祷祝所要求的互惠，爱上了别人——实际上她不认为这是祷祝，用书中的话说，那是一项“曾经与神作的交易”。交易，意味着可以违约，用其他形式的惩罚去替换原有的条件，交易更意味着双方平等，她不像《恋情的终结》的女主角那样在愿望实现后全心服从于神的权威，既是不得不放弃自己的爱人，又是心甘情愿地被神力说服。这种改写让周允的逻辑中有机会主义和实用主义，但也意味着自由。周允真正是个上海女孩子。
    2.
    读过钱佳楠此前出版的短篇小说集《人只会老，不会死》后，一位友人说，“写困窘写得真好”。它是富有细节的生活场景，是人物心灵的焦灼，也是构成动机的要素。《不吃鸡蛋的人》中的上海市民家庭也被困窘所摄，周允的亲人并不是一些野心家式的人物，与其说这是一些想要富有、想要爬升的人，不如说这是一些想要逃离困窘的惊恐者，超出自己掌控的社会变迁磨损了他们，鞭子挥向女儿，带着爱的声响。
    钱佳楠的语调温温润润，但书里的场景让人心惊。一边是眼里见到的强国梦，城市之光，成功癌，常青藤，一边是低保、素菜、老人难得吃一筷盐水鸭。这不是别的地方，是在上海。
    出生于八十年代的青年小说家与随笔作家中，反倒是写城市市民社会的一些作家描写贫穷时，写得细致，有透骨凉意。而有乡村生长背景的作家常常倒即便是写幼年的贫穷和物资不足时也有极大的温情，穷并未带来“困”的感受。当然，这和后者有汪曾祺、废名这样可效仿的先人给出一套完整的、怀旧性的、正面的田园图景有关，让今天的作家可以将童年风物与家事放在二重怀旧的框架下去认识和描述。但更重要的恐怕在于，在城市中，环境几乎不提供抵抗贫苦的资源和动力。
    日常生活在什么情况下能够抵抗贫苦？在未被全面商业化的情况下，在教育还能带来社会阶层流动的情况下，在小孩去读书，家里还能吃饱饭的情况下。在贫苦农村，家庭提供的爱的记忆也可能压过困窘感。而且，在村庄里总有咸鱼可吃，不至于只有素菜。而城市里的贫穷就是困窘，没有一块田，一条家门口的河。大城市是这样无情地密密麻麻，一切都要靠买，没有工作就没有收入，打开电视，走上街道就是金钱的表征。周允父母希望她嫁给有钱人赵丰嘉——你看，丰富嘉美，连人名都令人神往，名字搭配着西装，就像名牌皮包的品牌与包相搭配，名字在这里并不只是像乡间的“金锁”“富裕”一样，表达着一种美好希冀，而是这充满表征的城市的代表，城市真正是一个物的世界，每个人都在市场上有其价值，每样商品都有一个价签和一个品牌。这里的贫困家庭是极少那些乡村的贫困家庭还可能有的田园牧歌的爱的，完全卷入商品链条，样样都要去买，样样买不起。
    于是会有隔离与恨意。就像周允告诉自己的爱人，“她的母亲就是这样，但凡听到有大生意，就说你去好了，不知道的还以为不是老妈，是老鸨呢。”
    ——当然，农村的这种“抵抗力”也是时代性的。九十年代之后成长起来的乡村贫苦少年，是打工一代的孩子，这是不同的一代了，家庭破裂，社会缺乏上升机会，乡村遭受污染和征地，家庭里都是吵闹，争土地，没有钱给老人医疗，什么都商业化了，买化肥和农药也要钱。
    萧红也写过这样的城市中让人绝望的贫苦。在商市街就是全然的困窘，要花钱去租住房子的，要用钱去买黑面包和红肠的，末了只能数着日子掰面包。鲁迅也写，《伤逝》中困窘磨灭了伴侣情意，总是要“筹款子”，涓生失业后二人生活无着，末了到子君离家时只余盐和干辣椒、面粉、半株白菜和几十个铜板。当代的生于八十年代的年青小说家中，张怡微、双雪涛笔下城市平民家庭也常常是窘迫的，即使家庭成员间有爱，不是憎恨、攀比、相互利用，也有种日常生活的无望感，超越性总是需要来自于日常生活之外。
    3.
    在《不吃鸡蛋的人》中，把人物从困窘中解救出来的，是商业社会认可了周允的才华。故事的命定论限于贫富、出生地点家庭、疾病，人物将这些理解为无法左右的天意。让周允去求拜神明、祈祷用爱情换来母亲健康的，不是迷信，而是对天意的无可奈何——既然注定，她便进入“注定”的逻辑，信它，向神明跪下去。
    小说中的上海是一个患上了成功癌的城市。没有成功就没有钱，就没有消费和安定。父母期望周允成功。她先是令他们失望，一路在考试中胜出，却没能“五百强”，当上了中学教师，一个普通人。而她终究获得了成功——在小说中，周允凭借画画的才能赚到了钱，成为有名的青年画家。商业社会以随机的、无法预测也无法复制的方式奇异地认可了她，而她的才华也几乎是无由的，不来自于教育或家庭或成长的赐予，偶然奇异地降临在她的手指。
    如是，便似乎可以理解周允拿来与神明作交易的不是其他，而恰恰是自己的爱情。其他的都是别人的，都是命定的，但才华和爱情是我的——才华和爱情，小说中两种让人物自由的力量，两种只属于也只关于自我的力量。在这个意义上，《不吃鸡蛋的人》有一些浪漫小说的要素。拯救周允的是艺术世界对才能的发掘，虽然在商业世界中它不知道可以走多远；艺术的逻辑与爱的逻辑一起，与商业和资本主宰的职业生活和日常生活作着对抗。如果说这本书有缺点，就是它给了一个幻梦，使得它对商业化下市民社会的批判不够完整——她在这个商业逻辑里获得了成功，那成功不是反讽的，也不偶然，是一种才华的必然，美玉遇到了亮眼睛，这几乎成为对这种商业逻辑的肯定。以至于书在某种程度上仍旧服从商业逻辑，有对才华将在资本世界中闪光的笃信（即使是暂时的）。
    但倘若说《不吃鸡蛋的人》在面对资本逻辑时低下了头，它在观察家庭逻辑时又毫不让步，彻底，无情，不抱任何希望。家庭的困窘意味着你必须爱他们，回馈他们，别无选择。他们为了你把辛苦变得更辛苦了，你只好把一生献祭给家庭，让他们富足并且快乐。而钱和认可是对这个家庭的休克疗法，生活宽裕后父母更加麻木，钱并不能让他们放松，进入另一套逻辑。
    纳博科夫曾经评价契诃夫擅写一种典型的俄罗斯人，那是无能而不幸的理想主义者，往往陷在庸俗的有产者生活里——受过教育仅仅是种表象，那种生活就是庸俗的，即使俗气中有欢乐，孤独中有真诚的盼望。契诃夫写的往往便是这种泥塘中的盼望如何生出一些真切的情感，不是菲茨杰拉德式的自我毁灭（有产者认为更多的名气和财富是性感的，但并不乐于追求它），而是一瞬的心灵震颤，从嘴唇到灵魂都通电，点亮了契诃夫小说中“生活的鸽灰色调”。
    而家庭是中国的生活泥塘。商业社会、上班族生活、婚姻日常对人精神的磨损，那都是后来的事了，首先是你的父亲和你的母亲。
    他们只是一对无聊的好人，老实本分的上海市井小民，做不出波澜壮阔的事来，但并不妨碍她在八年前把自己献祭给神，而今她作为神的女祭司，将要度过看似光鲜却暗淡无趣的漫漫人生？她绝不相信伊菲革涅亚是求仁而得仁，又何怨的。
    带着絮絮的淡淡忧愁，钱佳楠把希腊神话重新表述为一套中国家庭故事，在这种故事中，人不是需要服从神的喜怒恩宠，而是需要服从家庭的期望和需要。残忍的对比在于，神有怜悯心，是可以感动的（女神阿尔忒弥斯正赦免了伊菲革尼亚，令她不死，而是终身守贞）。而在中国家庭故事中，在中国的真实生活中，那抽象的“家庭”与它具体的诸多要求往往不可质疑，不可说服，不可感动，只有死亡能打破这个债务循环下的互惠逻辑，带来自由。这也正是周允在小说末了的盼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