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马原不知道是多少年的朋友。马原身上始终保持他的一个优点，就是幼稚。我刚才听他唆半天，为自己的书辩护，我想马原真是，65岁了，还是没变，你搭理他们干吗？你云南的房子还没盖好，你过几天回去，房子一盖，什么事跟你都没关系了。
    我认真地把这个书读完，我读了三天，其实我可以一口气读完，但是因为我现在老花眼，读一小时就要休息一下。这本书虽然有300多页，但是给我的感觉不超过200页，很快读完。我读完跟马原说，写得真好看！马原好多年以前，他没看过《活着》，到我家里没事干，我送给他签名本，他看完以后给我打电话说“写得真好看”。这是我们互相之间的评价。我们不会多说其他的话的。
    我读完这本书的一个感觉就是这是一个老江湖写出来的书，一个经历了很多的人才能写出来的书。至于里面有一些什么细节或者故事你可能在别人那儿知道了，我在读《安娜·卡列尼娜》的时候也发现，沃伦斯基的很多东西我也知道，你说哪一部小说的什么地方你不知道呢？确实有你不知道的，但是也有你知道的，都是对一个作品的判断，我们先不谈这些。
    我就谈谈我所了解的马原。我们当年在鲁迅文学院，上世纪80年代末，那时候陈晓明很牛，他在社科院研究生院，好远，但是现在一点不远，当时觉得好远，我跟格非转五六次公交车去看他，他从来不到鲁迅文学院看我们。马原经常到鲁迅文学院看我们（因为他到北京没地方住），当时莫言跟我住一个房间，他刚好又回家盖房子去了，反正莫言也不在，马原就在那住几夜，我们那时通宵地聊天，那时候真的充满热情谈文学，我们到了晓明那儿，除了文学的话题没有别的话题。那真是一个很美好的时代。
    那时候马原还在西藏。有一段时间他离开西藏回到沈阳——马原是一个很认真的人，但是他做事基本半途而废——，很热心地给沈阳文学院搞一个活动，那次是我认识史铁生以来，史铁生的第一次长途跋涉，我跟莫言、刘震云三个人把史铁生扛上火车，到了沈阳以后看到马原，当时的马原比现在强壮多了，还没生病，震云身体比我和莫言好，在北京就震云背铁生，我和莫言负责抬轮椅；到了沈阳以后，就是马原背了。马原背着铁生走。记得我们还在那儿进行过一场足球比赛，在一个篮球场上，很窄的地方。我们北京队加上沈阳的马原，马原再帮我们拉一两个踢得好的，我们让铁生当守门员，铁生坐在轮椅里，我们说你就在这待着，把门守住。沈阳文学院的孩子不敢踢，怕把铁生踢坏。我们围着他们很窄的门进攻，告诉他们：你们一脚踢到史铁生身上，他很可能被你们踢死了……然后就剩下我们向他们进攻。
    那时候确实很好玩，晚上我们还去偷黄瓜，我印象很深的是，当时我们走道里面都是水缸，偷来以后把黄瓜在水缸里面洗一下给铁生送过去，铁生咬一口说，哎唷，我这一辈子没吃到这么新鲜的黄瓜。我说，从我们摘下来到进你嘴里，不到十分钟啊。因为当时文学院就在农村，周边全是农田。
    我们这样的故事太多了。马原去海南岛，因为他一直在漂泊。他当年选择去西藏，其实已经走上了今天的道路，就是漂泊的道路。总是在途中，一直安定不下来。他在北京也漂过一段时间，那是我们见面最多的时候。他原来在拉萨群艺馆，马原这个人心高气傲，他个子也高，所以平时看别人矮，他也瞧不起别人，跟群艺馆馆长关系很不好。他这种性格，拉萨市委书记都不放在眼里，群艺馆馆长算什么，所以经常吵架。有一天他们群艺馆馆长发火了，说马原你别再来上班了，马原如获至宝——你说的不让我上班。从此以后马原再也不上班了，但是工资照样拿。然后他开始到北京来了。
    后来他又去了海南岛。去了好长时间。他在海南有一个想法，就是要拍一个片子，叫“中国文学梦”。我记得那时我已经回嘉兴了，刚好程永新和格非从上海过来看我，住在我家里，我们三个人在房间里下围棋的时候，突然有人敲门，打开一看，三个人都傻了：马原来了。他怎么找过来的？！那时我们没有手机，家里也没有电话，马原大概听说我们好像是在嘉兴，就直接上了火车。
    所以，《中国文学梦》好像就是在我家开的机。在我嘉兴的那个家。当时 “巴老”（巴金）虽然没有常住华东医院，但是已经年老体弱，马原拿着那个大灯烤着人家好几个小时。等到他的片子历尽艰辛，钱都花完剪完以后，却发现，放不了。为什么放不了？因为电视台播放的节目清晰度不断升级，他用的磁带的清晰度已经过时了。
    我印象很深的是，我们当时为了《收获》上焦点访谈，就去忽悠央视新闻评论部的人。最后他们同意了，要给《收获》做一期节目。但我们又不是《收获》的人，找来找去谁来做这个节目？王利芬。王利芬那时候在新闻评论部，是谢冕的博士，唯一一个懂文学的。我印象很深的是王利芬很关心地问马原，说，你这些年不写东西在做什么？马原说，我在拍一部《中国文学梦》。她说你做这个片子干吗？马原说，我就想为中国文学做点事。王利芬就说了一句很好的话：“马原，你想为中国文学做点事，你就自己多写几篇小说吧。”
    后来他又开始漂，漂到上海去同济大学当中文系主任。说实话，马原当中文系主任，我觉得就是他起的这个书名，“荒唐”——一个到处漂泊不定的人做中文系主任……他还请我去那儿做过一场演讲。到了同济的招待所，吃了一个午饭，我们哥俩就在房间里面，坐在床上又开始聊天，好几年没见了，我也忘了问演讲题目是什么，他也没有跟我说演讲题目是什么，聊得差不多该去吃晚饭了，吃完晚饭就去会场。人很多，马原自己不上去，就在下面坐着，让他们系里的一个教授在上面主持活动，等我开始发言的时候才想起说什么啊？往后面看一看，有标题在。其实马原也不知道我要说什么标题，他根本不关心这些“破事”，他就是陪着我，跟我聊天，陪我吃饭。终于没多久，他有自知之明，辞掉了，他知道这事情胜任不了。
    他在同济的时候，我到上海我们必见面。我跟苏童有一次去他家，他在同济刚分了一个房子，很骄傲，他把所有直角的墙全部弄成圆的，还说他那是有知识产权的。装修完以后他给我们展示他的成就，我们说，马原还真是喜欢折腾，把墙弄成圆的——这也有好处，撞的时候不疼。
    然后他就又消失了。我不知道他生病的事情。因为他绝对不会对任何人说生病的事情。是他在同济的一个朋友黄昌勇（他当时在同济做宣传部长）找到我，说你能不能给马原打一个电话？我说发生什么了？他说马原跑了！我说怎么跑了？是被通缉跑了？他说生病跑了，肺里有一个肿瘤，是非常严重的病，马原不愿意住院治疗，从上海跑到海南岛，他很危险很危险，你能不能给他打一个电话，把他叫过来，说服他，让他来医院治病。我想了想，我说我知道你们关系挺好，但是我告诉你，我那个电话打过去屁用没有，第一他不一定会接，即便他接了，他不仅不会出来，他还会说你以后生了病你也到我这来，我说我太了解他这个人了，让他去吧，是死是活，听天由命。再过一段时间，马原漂到云南去了，前段时间给我看他在云南盖的那些房子，很盛情地邀请我去。
    这些年来马原的生活跌宕起伏，漂泊不定，你都不知道他在哪里。我们老朋友经常会见面，会说起“马原在哪里”，一桌子人都不知道，大家都不知道他在哪里。
    所以说，这些年我虽然听到好多对马原的惋惜声音——说马原不写东西，瞎折腾，折腾来折腾去；还有人讽刺，各种各样的声音都有。但是我看完这本书后的感受是，没有一种生活是可惜的，也没有一种生活是不值得的；所有的生活都充满了财富，只不过看你是开采了还是没有开采。读完这本书，我的感觉是，这是一个老江湖写的。解放前有一句老话叫“十年修成一个举人，十年修不成一个江湖”。马原过去的作品里，《虚构》这样的作品类似于举人写的，《黄棠一家》这种书是一个老江湖写的；当然我并不是说老江湖强于举人，我们这个社会需要举人也需要江湖，如果从社会安定角度看的话，举人多江湖少肯定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