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围绕“五经”之一的《春秋》所做的阐释、注疏作品非常之多，早期作品中，能够流传至今且赫赫有名的是《春秋》三传。所谓“三传”，即《左传》《穀梁传》和《公羊传》。一般认为，三传得名与阐释者有关，“左”指左丘明，“穀梁”指穀梁赤，而“公羊”则指公羊高。关于早期公羊学的传授源流，以徐彦《春秋公羊传疏》引戴宏序所记流传较广，云：“子夏传与公羊高，高传与其子平，平传与其子地，地传与其子敢，敢传与其子寿。至汉景帝时，寿乃与齐人胡毋子都著于竹帛。”当然，有不少学者对此段文字的可靠性、完整性持怀疑态度，如《公羊义疏》的点校者刘尚慈先生，就认为这段文字“或许有脱略而不全”，并不能准确描述公羊学传授的师承关系，而且，《公羊传》的作者并非是此处所说的公羊高，而是另有其人（此处不展开论述，详见《春秋公羊传译注》之《春秋公羊撰概述》）。
    

    
    《公羊义疏（全六册）》（十三经清人注疏）书影
    就内容来说，“三传”虽然都是阐释《春秋》微言大义的典籍，但侧重点并非完全相同，简而言之，《左传》重在记事，叙事较为客观，可以作为史学作品来读；《穀梁》着重阐发《春秋》经文大义，突出尊卑贵贱思想及君主权威，体现了早期的儒家思想；而《公羊》则多寓褒贬于说理之中，强调天人感应、阴阳五行、大一统思想，重视为后王立法，比附现实政治色彩较为浓厚。清末著名经学家皮锡瑞认为，在三传中，“唯《公羊》能发明斯义”（《经学通论》），即认为《公羊传》独得孔子真传，其所解释最接近《春秋》经义。这一论断的提出，固然与皮锡瑞本人所处学术立场、政治环境等密不可分，但在一定程度上，也真实反映出《公羊传》对深刻理解《春秋》这一经典的巨大作用。
    可以说，《春秋》三传作为一个专有名词相提并论，是历史上早已有之的，但与名义上的地位相当不同，其实际境遇，自三传形成伊始，便有着极大差距。与《左传》长盛不衰形成明显反差的是，《穀梁》与《公羊》自汉代盛极一时后，便长期门前冷落，乏人问津，即使到了唐宋，它们获得了列身“十三经注疏”的殊荣，但始终是作为《左传》的陪衬而存在。自宋至清，长达数百年历史中，有分量的疏解作品极少，直至清代经学研究之风大盛之后，才涌现了一批卓有价值的成果。以《公羊传》为例，乾隆朝进士庄存与重视探索“先圣微言于语言文字之外”，开启了公羊学的破冰之旅。庄存与的弟子、孔圣后裔孔广森继承师训，其所著《春秋公羊经传通义》，篇幅虽短，但多有创获。道光年间著名学者刘逢禄，是庄存与的外孙，在继承家学的基础上，进一步为《公羊传》正名，认为它是儒学正统，所著有《春秋公羊何氏释例》《春秋公羊解诂笺》等。与刘逢禄同时代的学者凌曙，于公羊学殚精竭思，著述颇丰，有《春秋公羊礼疏》《公羊礼说》《公羊问答》《春秋繁露注》等。凌曙弟子陈立，则集腋成裘，将前人相关学说勾稽索隐，写成了集大成式的《公羊义疏》。
    
    《春秋繁露义证》（新编诸子集成）封面
    

    陈立（1809—1869），曾从梅植之、凌曙、刘文淇等名师学习，精通经史小学，于公羊学用功尤深，所著《公羊义疏》吸收前人训释成果，为集大成式的作品。1982年，中华书局规划“十三经清人注疏”系列丛书时，将该书纳入了出版计划，且为入选的唯一一部公羊学典籍。 
       
    《公羊义疏》全书为76卷，按照《春秋》隐公元年至哀公十四年顺序排布，结构上是先列《春秋》经文，再列《公羊》传文；与唐宋注疏体例相同，注释部分，一般分为“【注】”与“【疏】”两个层次。“【注】”文是汉代何休所做的解诂，这也是汉代之后经师解经的一个基础注本，很难绕开，陈立《义疏》视其地位仅次于“经”“传”，全部采纳进来。“【疏】”文则重在对经、传、注做进一步阐释，庄存与、刘逢禄、孔广森、凌曙等人的相关解说尽量加以吸纳，在此基础上或批驳、或深化、或纠正，将陈立的经学功底和小学功底体现得淋漓尽致。
    简要介绍了《义疏》后，我们再说说该书的整理者刘尚慈先生。刘先生于退休前一直供职于中华书局语言文字编辑室，《王力古汉语字典》即由她责编。刘先生是中华书局老一辈学者型编辑的典型代表，她在完成本职工作的同时，在学术研究尤其是文献整理领域取得了不凡成就。她的老本行是语言文字，出于对中古汉语的关注，对《世说新语》一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深耕细作，与张万起先生合作撰写了《世说新语译注》，得到了学界的好评。之后，接受了编纂《十三经辞典》中《春秋公羊传辞典》的任务。她深入钻研了《春秋公羊传》，抽丝剥茧，吃得很透。《春秋公羊传辞典》（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是从语言到经义全方位的工具书，其编撰体例，要求不仅要对全书的字及词、包涵经义的短语及句子给予注释，还要统计出每个字的字频及该字不同读音的音频、义频、含有该字的词或词组的词频，对于包涵经义的短语及句子出现的频率也要做统计。《辞典》正文后附有词条索引及开成石经的拓片，价值极大。如此，在出版《春秋公羊传辞典》的同时，她也推出了《春秋公羊传译注》。
    

    《春秋公羊传译注》是国家古籍补贴资助项目，收入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国古典名著译注丛书”中。该书分上下两册，出版于2010年5月，至今已经重印五次，累计发行量达到了13000余册。对于一部并不十分大众的经学作品来说，这个销量算是很可观了。该书立足于用深浅得当的注释、明白准确的译文，将不太容易读懂的《公羊传》加以整理，从而推动公羊学的传播。值得称道的是，在该书最后，作者撰写了一篇长达近两万字的《概述》，从《春秋》这一源头讲起，梳理了《公羊传》的成书过程、基本思想、流布传播等广大读者关注的问题，从而使得看似深奥的公羊学，褪去神秘的面纱，接了“地气”。
    

    
    《春秋公羊传译注（上下册）》（中国古典名著泽注丛书）封面
    正是由于《公羊传译注》的成功出版，在我们物色《公羊义疏》的整理者时，首先想到了刘尚慈先生，令人惊喜的是，基于她对古籍整理体例的熟稔以及对公羊学的深入研究，用了两年多时间，就将七十六卷近二百万字的《公羊义疏》点校稿交给了我们。
    《公羊义疏》篇幅长，难度大，无论是点校整理还是编校加工，都很难在短期内一鼓作气完成，为了提高效率，我们决定将七十六卷书稿按每十卷为一个单元排版、编校，即所谓的“滚动”式推进。随着编辑工作的渐次展开，取稿、送稿、沟通问题等等日渐频繁，与刘先生接触的机会也就越来越多了。刘先生家住翠微路二号院，从书局过去，差不多有半个多小时车程。我知道她平常一般都是工作到很晚才睡，为了不影响她早上休息，通常情况下，我会选在下午两点左右到达。见面地点，都是在一间面积不是很大的书房里。书房西侧是一整排书柜，插架图书大多前后两层，经史子集满满当当，东侧则放置着一组沙发和一张办公桌，中间是个不大的茶几，沙发之上悬挂一幅装裱朴素而考究的书法，“澹泊宁静”，与满室书香相得益彰，而茶几旁则排放着厚厚一摞《十三经辞典》各分卷的样书。因为我与刘先生同是书局编辑的身份，故而容易找到共同感兴趣的话题。我们一起谈论书稿体例方面的问题、断句标点问题、版式问题、编辑加工时需要特别注意的问题等等，交流起来很顺畅。而且在书稿之外，还有不少共同的话题。《王力古汉语字典》是刘先生责编过的图书中的得意之作，获得过第五届国家图书奖、第四届国家辞书奖。她经常提起与当时的编纂团队打交道的故事，不忘向我传授经验，告诉我遇到某某困难该如何解决，该如何整合团队力量，如何解决编著之间产生的摩擦等等，让我获益匪浅。
    

    
    《公羊义疏（全六册）》（十三经清人注疏）封面
    《公羊义疏》是集释性质的著作，在考证训释过程中陈立极力吸纳前人的研究成果，从而造成书中的引文异常繁复驳杂，且多数引文或明确了作者，而没有给出书名，或者给出了书名的简称；有的只出书名全称或简称而不出作者名，而经学史中同名的古籍大有所在。麻烦的是，在这样的情形下，将书中出现的典籍引文，与原始文本做复核工作会非常困难。况且引文中很多是有书名不具篇章名，这类情况还好办，难办的是只有篇章名而无书名。最开始见到刘先生交来的样稿时，编辑室认识到其难度，建议简便处理，引文统一不加引号，这样做，可以避免误判引文终止位置而造成错误，可以不必理会原书引文文字不准确这一令人头疼的难题，点校起来会容易很多。刘先生觉得不妥，她认为，如果解决不了该书的引书问题，点校本会大失其色，大减其用，她说：“如果是这样，我就不如不做了。”她不辞辛苦，力主做得精细，我们自然乐见其成。事实上，复核引文工作之巨、难度之大，我想恐怕超出了她的预期。如今，当读者打开《公羊义疏》点校本时，便会发现基本上每面都列有校勘记，多数校勘记都是针对引文而发。在复核引文的过程中，刘先生专门准备了一个文档，考证并记录引用书籍的文献资料，汇总下来竟有十多万字。有些文献，刘先生手头没有，会让我查一下书局图书馆，有的话帮她借用一下，有时我也会从网上下载一些刻本传给她。在书稿即将付型时，刘先生仍不无遗憾地说，有几处引文，实在无从查起，姑且按照自己的理解做了整理，很不放心。
    
    《公羊义疏》内文版式
    在对待引文这种大的问题上如此，在一些细小问题上亦是不容马虎。比如在夷、狄等少数民族名称是否加专名线的问题上，刘先生区分得非常清楚。通常，我们是将这些名词作为泛称不加专名线，而刘先生则认为，应该区分特指和泛指，凡《春秋》经传中出现的，一般是特指某个地区的少数民族族群，需要加专名线，而陈立义疏中出现的，两种情况皆有。又如书中的按语，我们习惯上在“按”字（另有案、今按、今案等）之后加冒号，而刘先生则认为引文中有“按”，引文外陈立还有他的按语，“陈立的按语或是他对各种说法的总结归纳，或是对所引述观点的肯定或否定，或是一些补充内容，一般是陈立带有总结性的意见”（见《公羊义疏·点校前言》），因此，如果一律用相同的标点，不易区分哪些是陈立的按语，哪些是陈立引书原文的按语，不能突出陈立的态度和观点，故而建议，凡是属于陈立的按语，用冒号断句，属于其他人的按语，则用逗号断句。诸如此类问题，她都有自己的处理办法。
    按照正常进度，《公羊义疏》于2016年8月份即完成三校和编辑审读，达到了付型要求，但结合校对提出的一些问题，我和刘先生都觉得有必要再将书稿从头至尾仔细审读一过，于是又分别看了一遍，从而最大限度地避免留下硬伤。事实证明，虽然这遍审读耗费了很大精力，使出版时间推迟了一年有余，但切实解决了不少断句标点问题及体例不统一问题，是极有必要的。即便如此，刘先生仍不能完全放心。当拿到送检样书时，我在第一时间给先生打去电话汇报情况，正值她身体抱恙，声音有些沙哑，不似平时那般中气十足，她没有过多寒暄，开门见山地问我检查样书时有没有发现什么问题。不久后我送去作者样书，闲聊时，她仍十分诚恳地说，这么大部头的书，里面的问题肯定不少，希望读者发现后能够及时反馈，帮助提高。
    

    （作者为中华书局哲学编辑室编辑。载于《中华读书报》2018年3月7日16版，本文略有增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