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春天，电视连续剧《平凡的世界》的热播，再一次引发了文坛和社会对路遥及其小说作品的关注与讨论。与路遥相关的纪录片、《路遥传》以及电视剧《平凡的世界》的插曲也随之成为大众传播的热点。“路遥热”持续升温。然而，在对路遥及其小说的纪念、追忆与反思中，一个对路遥乃至对路遥所处的作家群体来说具有重要意义的现象却被忽略了。那就是路遥及其写作所赖以生长的根脉——《山花》与延川作家群。
    壹 《山花》，一个被文学史遗忘的角落
    《山花》是“文革”后期的1972年9月，在陕北黄土高原上的一个小县城——延川——创办的文学小报。按照一般情况，像这样的文学小报，在中国各地类似延川这样的小县城，甚至一些中学都有可能出现。而且这类文学小报被文学史忽视、遗忘，也都是很正常的现象。但为什么本文唯独要来谈论《山花》，且对中国当代文学史将其忽视和遗忘提出质疑？本文认为，理由至少来自以下几个方面。
    （一）
    《山花》历史性地汇聚了代表两种不同文化背景和文化传统的文学青年，构成了特定时空中富有文学史意义的现象。
    这份文学小报最早的创办者、最初的作者和读者，是时任延川县革委会通讯干事的曹谷溪和他的朋友们：路遥、陶正、白军民、闻频、梅绍静、史铁生等。这批当时还是二十多岁的文学青年，一部分是当地的回乡知青，一部分则是从北京上山下乡到延安、延川一带的插队知青。这两类知青在文学理想中的相遇，将来自首都北京的作为政治、文化中心的文化背景，与黄土地上绵延千年的民族民间文化背景融为一体，构成了一个相互参照、相互拉动的文化张力场。来自北京的知青在这块黄土地里找到了与北京完全不同的生存方式，找到了这种生存方式中所潜在的民族精神和文化传统。他们真切地感受到了“在这片曾是革命中心，后来又远离革命中心的黄土高原上，那种无情的、你死我活的革命已像出土文物似的暗淡了色彩，又像土窑洞里的粮食囤酸菜缸，浸溢着一股温和湿润的人情味儿”。他们“在拒绝’接受再教育’的尝试中，受了教育，在改造农村的努力中改造了自己” 1。同时，北京知青的到来给当地的回乡知青带来了黄土地之外的文化气息，带来了城市青年的生活方式，带来了人生理想的新的参照系。北京知青和当地知情的融合，以及由此带来的城市文化与乡村文化的融合，老革命中心和新革命中心两种背景的融合，构成了那个时代特殊的文学机缘和文学理想，构成了当代文学史无法忽视和遗忘的现象。
    （二）
    《山花》诞生的特定时空，决定了其特殊的文学史价值。《山花》诞生于那个物质上极度贫瘠的时代和极度贫瘠的地方，更是诞生于一个文学艺术百花凋零的历史时期。1972年的陕北，笼罩在饥饿的危机之中，路遥所经历的苦难和《平凡的世界》中展示的饥饿景象正是《山花》诞生的背景。就是在那样的情境中，一群青年在寻找物质食粮的同时，开始了对精神食粮的寻找。而在1972年前后的中国大地上，以文学名义生存的报刊已寥寥无几2，即使是一些报纸的文艺副刊，或者一些仍然以文艺为名的刊物，也大多以发表标语口号和社论式的作品为主。就在这样一个物质环境和文艺生态中，《山花》以一份文学报纸的面貌在一个“山圪崂里”绽放了。用其创办人曹谷溪先生的话说，“《山花》绽开在整个中国大地百花凋零的早春寒月。” 3尽管它十分简陋，也没有公开的发行证号，但它的文学身份以及它对来自北京和当地的两股文学青年的聚合意义，使它成为“文革”期间和整个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一个重要标识。
    （三）
    《山花》聚集了延川乃至延安地区的北京知青和回乡知青中的一大批文学青年，他们或作为《山花》的编者，或作为《山花》的作者，或作为《山花》的读者，在不同程度上，都是由《山花》带上了文学之路，其中部分文学青年由此成长为“文革”后文坛的中坚力量。在“文革”刚刚结束的1980年代，这批来自《山花》的作家、诗人，成了中国文坛上的一支劲旅。
    路遥，回乡知青，与曹谷溪是《山花》最早的创办人、编者和作者。其文学旅程由《山花》起步，“文革”后，于1980年发表《惊人动魄的一幕》，获得第一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1982年发表中篇小说《人生》，获第二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后被改编为电影。1988年完成百万字的长篇巨著《平凡的世界》，1991年以此著获得茅盾文学奖，成为现实主义小说的代表作家。
    陶正，北京知青，《山花》创办人之一。“文革”后，其短篇小说《逍遥之乐》获1983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其后有长篇小说《旋转的舞台》《月光织成的网》《重叠的印象》《第三种死亡》，中短篇小说集《女子们》《天女》，散文《我本随和》等作品问世。
    梅绍静，北京知青，《山花》重点作者，1980年代重要诗人。其诗歌写作从《山花》起步，最初的作品由曹谷溪修改后在《山花》上发表，早期代表作信天游体诗歌《兰珍子》由《山花》推荐到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其诗集《她就是那个梅》获全国第三届优秀新诗集奖。《唢呐声声》《只有山风才为玉米叶子歌唱》等一大批作品以现代人的感知方式和诗性的言说方式，刷新了李季、贺敬之等老一代诗人的信天游体写作传统，在80年代诗坛形成广泛影响。
    史铁生，北京知青，在延川插队，《山花》读者。尽管其小说代表作《我的遥远的清平湾》是在返京后才开始写作，但在延川时深受《山花》影响。他在《悼路遥》一文中这样回忆《山花》：“我在《山花》上见了他（路遥——引者注）的作品，暗自赞叹。那时我既未做文学梦，也未及去想未来，浑浑噩噩。但我从小喜欢诗、文，便十分地羡慕他，十分的羡慕很可能就接近着嫉妒。” 4史铁生的作品在80年代初屡获大奖。《我的遥远的清平湾》1983年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青年文学奖；《奶奶的星星》1984年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其后又有《我与地坛》《务虚笔记》《病隙碎笔》等大量作品问世，影响巨大。
    此外，还有《山花》的创办者曹谷溪、闻频、海波，以及后起的远村、厚夫、张北雄等一批本土作家、诗人先后从《山花》走进文坛。而且，据《山花》后任主编曹建标回忆，上世纪70年代给《山花》投稿的作者远不止延川县境内的知青，还有更多延安、陕西乃至全国的作家，其中有多位后来成为当代文学的重要作家和诗人。曹建标在其回忆文章《在〈山花〉的日子里》说：“我发表处女作的《山花》正是它最火的时候。‘创作组’已经是延川县特有的一个文化单位。后来我翻看这一时期的《山花》稿件档案，随便写几个曾给《山花》投稿的作家名字，就足以让人肃而起敬：贾平凹、梅绍静、叶延滨、蔡其矫、史铁生……贾平凹称他第一次看到朋友和谷在《山花》上发表了处女作，还很是嫉妒了一阵子……” 5
    一个黄土高原上的小县城的文学小报，居然走出了这么多重要作家、诗人，而现行的各种中国当代文学史教材却对此只字未提？
    贰 同一时期绽放的两支不同的文学之花——延川作家群与白洋淀诗群之比较
    在“文革”后期，随着1969年前后城市知识青年分赴各地农村插队落户，本该在城市或者校园里开放的文学之花，纷纷在乡野里绽放了。这些在乡野里开放的文学之花应该在各地知青聚集地都存在着，呈现出群体现象的有两处：一处在河北的白洋淀，一处便在陕北的延川。白洋淀聚集了来自北京的一批知青，其中不乏热衷于诗歌，并与北京的某些地下读书会往来甚密的干部子弟，他们从专供内部批判性阅读的黄皮书、灰皮书开始，走向了现代诗的写作，形成了后来被命名的白洋淀诗群。其主要代表人是根子、芒克、多多、林莽、方含等。他们不仅有着深入的内部交流，而且与没在白洋淀插队的食指、依群、北岛、严力，以及各地写诗的北京知青多有往来，一时成了可以凝聚各地知青诗人的诗歌窝点。延川作家群则是《山花》的编者、作者和读者们。其主要代表人是曹谷溪、路遥、陶正、梅绍静、史铁生等，先后与当时在延安的叶延滨、陈泽顺、高红十等一批北京知青相互交往，形成了一个事实上的文学群体。6
    延川作家群和白洋淀诗群同属于知青文学群落，起步的时间也都是70年代初期，而且都孕育了一批重要的诗人和作家，都对当代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两个知青文学群落在文化渊源、知识谱系、文艺传统、文学观念和写作形态等诸多方面形成了鲜明的差异与错位，以至构成了“文革”后中国当代文学的两条不同的发展轨迹。
    （一）
    从文化渊源上说，白洋淀诗群基本上延续的是西方现代文化，而延川作家群延续的则是陕北的民族民间文化。
    虽然同属知青点，但白洋淀距离北京很近，直接受到城市青年亚文化的影响。当时，在北京分布着大大小小一批以高干子女为中心的地下读书会、地下沙龙。这些读书会阅读和讨论的是在60年代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作家出版社、商务印书馆和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内部发行”书籍。由于这些书籍的封面有黄皮的和灰皮的，所以称为“黄皮书”和“灰皮书”。这批书籍之所以要内部发行是由于它们多是西方现代哲学著作和西方现代文学艺术作品。在青年中流行最广的如杰罗姆·大卫·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瓦西里·阿克肖诺夫的《带星星的火车票》、叶夫图申科等人的《〈娘子谷〉及其它》、爱伦堡的《人•岁月•生活》、约翰·布兰的《往上爬》，以及《洛尔珈诗抄》《法国象征派诗选》等。在当时的政治、文化生态中，这些书籍不能公开发行，只是专供高级干部们内部批判性阅读。于是这批书籍便从高干手中传播到高干子女手中，又从高干子女手中传播到了他们的同学、好友手中，进而以这些高干子女为中心形成了星罗棋布的地下读书会，地下沙龙。这便是白洋淀诗群生长的文化土壤。白洋淀诗人中很多人与这些地下读书会和地下沙龙有着深度联系，根子、多多等都曾是徐浩渊沙龙中的活跃分子，根子曾是徐浩渊沙龙里继依群之后的诗歌第一小提琴手。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白洋淀诗群，自然成为西方文化哲学和西方现代诗歌传统的延续者，自然成为新中国成立后后现代主义诗歌的最早实验者。事实上，根子的《三月与末日》、芒克的《阳光中的向日葵》、多多的早期诗歌，与食指的《相信未来》、北岛的早期诗歌不仅成为后来的朦胧诗的先声，而且成为中国当代文学中现代主义文学的火种。
    而延川作家群则与白洋淀诗群延续了完全不同的文化传统。延川远离北京，且交通不便。尽管北京知青也将北京的某些文化信息带到了延川，但延川的北京知青既不可能与北京的青年亚文化圈保持密切的联系，更不可能出入于北京的地下沙龙，至少现在发掘的资料中还未见此类记载。延川作家群所能触及的除了以样板戏为代表的主流文化宣传之外，就只有当地的民间文化，尽管那个时期的许多民间文化也被贴上了“封资修”的封条，但毕竟还是通过老百姓的个性特征、情感方式和生存状态传递给了这些本地的和外来的知青。因此，与白洋淀诗群相比，延川作家群的写作具有更多的泥土味，也更接地气。这种来自黄土层深处的民间文化传统与北京知青相对开阔的文化视野、城市文化和青春气息相融合，便构成了延川作家群既不同于白洋淀诗群的西方现代气质，又区别于当地民间文化的泥土气息的独特文化禀赋（也就是路遥后来所说的“城乡交叉地带” 7的文化特质），也构成了延川作家群既接地气又力图超越特定历史时空限制的文学追求。路遥本身生长于这块土地赋予的苦难之中，却又在其文学写作中表现出超越这种苦难，超越祖祖辈辈的生存方式，甚至超越同代人的精神视域的胸怀和意志。这与他和北京知青的深入交往，乃至娶北京知青为妻有着直接的关系。梅绍静、史铁生、叶延滨、陶正、高红十等这些北京知青，以城市知识青年的身份走进了那块土地，却被那里的信天游、饲养员、干妈和身边的汉子们、婆姨们的真挚情感所融化。正是这种强对流式的碰撞与融合，催生了他们雷电般的文学冲动，倾泻出滋润了无数人的故事和诗篇。
    （二）
    由于各自所传承的文化传统不同，延川作家群与白洋淀诗群形成了两种完全不同的知识谱系。正如徐敬亚在《王小妮的光晕》一文中所说的那样，当黄皮书和灰皮书中那些西方现代派作品在北京流行的时候“王小妮正在漫天大雪东北的土房子里读着破旧的中学课本” 8。同样，当白洋淀的知青诗人们热烈讨论法国象征主义诗歌的时候，延川的知青作家们可能正在给饲养员或者干妈们挑水、劈柴呢。因此，白洋淀诗群的知识谱系更多的是来自西方书籍中的那些思想和艺术作品，而延川作家群的知识谱系则更多的是来自民间生活中的情感、农事和地方性知识。尽管这种差异不能过分绝对地去强调，毕竟白洋淀的诗人们也在从事生产劳动，延川的作家们也在阅读一些尽可能找到的书籍，但他们各自不同的写作已经告诉人们，这种差异是实实在在地存在着的。
    这种知识谱系的差异，决定了白洋淀诗群的文学活动基本上限于北京知青自己的圈子里，而与当地群众没有很多关系，也没有带动白洋淀当地青年的文学写作。而延川作家群的文学活动与当地群众直接相关，或者说他们就是在写当地群众的生活，而且带动了当地一大批青年走上了文学道路，以至使延川县成为远近闻名的、被当时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大篇幅报道过的作家县。
    （三）
    文化渊源和知识谱系的不同，也决定了延川作家群和白洋淀诗群所延续的文学传统和所走的文学道路的分野。
    白洋淀诗群因受黄皮书、灰皮书以及地下读书会和地下沙龙的影响，开始在中国大地上延续西方现代主义的传统。具体而言，白洋淀诗群的诗歌所走的是执着于意象经营的象征主义的道路。这条道路在中国并非前无古人，权且不说象征作为一种诗意构成的方式本来就是汉语诗歌，乃至汉语、汉字的基本构成法则，即便在20世纪以来白话诗的历史上，早在20年代的旅法画家李金发，30年代的戴望舒、卞之琳等人就已经走上了象征主义的道路。白洋淀诗群以及北岛、顾城们在“文革”时期的地下写作，可以说是摈弃了五六十年代的浪漫主义诗风，重新开启了象征主义诗歌的历史，以至使随之而来的朦胧诗运动成为一个巨大的象征主义诗潮。
    延川作家群深入民间生活的最底层，直接触及人与自然的短兵相接的抗争过程，触及人的生存的最底线。这使他们从根本上无法不面对现实。加之延川紧邻延安，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从这里蓬勃兴起的红色文化仍在这块土地上强劲地延续着，构成1970年代延川文化生态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来自险恶自然的、生活习俗的和历史传承的多重推动力，共同塑造了1970年代在这里聚集的一批本土的和外来的知识青年们。同时，北京知青所携带的城市文化和一代青年对新生活的向往与激情，使他们与自然、与现实、与传统构成了某种复杂的关系。
    他们一方面在与那块贫瘠的土地给他们带来的苦难抗争，一方面又深深热爱着那块贫瘠的土地。路遥一生的苦难就来自那块贫瘠的土地，而他一生都在深恋着那块土地，一直到死。
    他们与现实的关系更加复杂。路遥在直面现实的同时，始终试图冲破现实的藩篱，始终站在时代的前沿，批判着身处的现实，最终以高加林、孙少平这样的文学形象表达着其与现实的复杂关系。而作为北京知青，史铁生、梅绍静、陶正却始终以审美的视角去审视现实。他们和路遥都在关注现实，表现现实，却因为视点不同，而走上了不同的文学道路。路遥成为“文革”后现实主义作家的代表，而史铁生则不同。史铁生之于陕北，有似沈从文之于湘西、汪曾祺之于高邮，表现出诗意审美的浪漫气质。他没有将陕北给他带来的苦难和终身残疾变成仇恨，变成抱怨，变成控诉，而是变成了诗意，变成了美，变成了他对陕北无尽的思念和爱。
    作为紧邻延安的一个作家群，延安文艺传统无疑是延川作家群的重要精神遗产。他们延续了延安文艺中立足本土、深入民间的民族化和大众化策略，又因时代因素和北京知青的介入而有所拓展，最终走上了时代精神与人民生活相统一的现实主义道路。当时年龄稍长的曹谷溪从写《工农兵定弦我唱歌》开始，始终坚持本土立场和人民立场，他说，“通过办《山花》使我认识到，我们要永远忠于人民，永远忠于陕北这块土地，反映养育我们的陕北父老的生活、情趣、爱好、理想。我将一辈子不离开高原，一辈子热爱高原，讴歌高原。” 9曹谷溪在延川作家群中是一位灵魂式的人物，他的这种文艺观，基本上可以代表整个延川作家群。比曹谷溪小一点的路遥虽然大学毕业后调入省作协工作，但其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仍然行走在陕北的大地上，他的《人生》《平凡的世界》大部分是在陕北的甘泉、榆林等地写的，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段时间，他也是在陕北的土地上倒下的。陶正、梅绍静、史铁生、叶延滨等北京知青，虽然已经先后回城，但陕北黄土高原是他们一生魂牵梦绕的、书写不尽的文学之根。梅绍静的诗作《我的心儿在高原》、叶延滨的诗作《干妈》、史铁生的小说《我的遥远的清平湾》都是明证。
    与土地的联系、与人民的联系是延安文艺的根魂，也是延川作家群的基本文学精神。这群作家正是携带着这样的精神走上文坛的。
    路遥与谷溪外出采风时摄于黄河河畔，这张照片也曾放置于路遥的病床前，陪伴他走过生命的最后72天。
    （四）
    延川作家群和白洋淀诗群是在同一时段内盛开在不同地方的两枝文学之花。延川与白洋淀虽然直线距离并不是十分遥远，但却是两块完全不同的土地。而且在所有史料中笔者也没有发现白洋淀诗群与延川作家群之间有过任何联系和交流。据传，与白洋淀诗群交往甚密的徐浩渊沙龙主人——奇女子徐浩渊曾经化妆成叫花子考察过陕北，但至今没有任何史料说清她的考察内容是什么，有没有到过延川，为什么没有成为后来两个文学群体联结的纽带10，这一切都不得而知。总而言之，这是两枝在不同土地上生长出来的不同的文学之花。他们不仅结出了相异的果实，而且也经历了不同的命运。
    白洋淀诗群存在于1972—1974年间。1974年后，北京的地下沙龙随着这批干部子女的父母被干校、农场和监狱释放而解散。白洋淀的北京知青也开始陆续回城。白洋淀的诗歌活动便成为一段金色记忆。“文革”后这段记忆被追封为“白洋淀诗群” 11。白洋淀诗群没有办报办刊，他们的作品大多是后来在 1978年底由北岛和芒克创办的内部刊物《今天》杂志上才发表出来的。
    《山花》文学小报创办于1972年9月，后来发育为一份文学杂志，虽然中途停办数年，但至今仍在出刊。今天的《山花》杂志尽管依然保持着无刊号的内部刊物状态，但其发稿水平、装帧设计和印刷质量，丝毫不低于各地所办的公开的文学期刊。而围绕《山花》的那些编者、作者和读者们也先后离开延川，路遥于1973年进入延安大学读书，陶正进入北京大学，史铁生回京治病，曹谷溪后来调入延安市文联工作。不过，对于延川作家群而言，离去其实才是开始。这批作家的真正成就都是在他们离开之后才取得的。《山花》是他们共同出发的地方，是他们永远的根。
    白洋淀诗群经由《今天》杂志和声势浩大的朦胧诗运动以及《诗探索》杂志的回访与研讨，已被认定是当代文学中现代主义诗歌的源头，在当代文学史上已成为大书特书的历史事件。12而延川作家群尽管走出了路遥、史铁生等一批影响深远的重量级作家，但各家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均只字未提《山花》和延川作家群，而且在路遥、史铁生等人的研究中也很少提及他们的出发地《山花》以及那个时期的文学活动。这不能不引发人们对文学史写作和文学研究真实性的反思。
    叁 在历史语境中还原《山花》的文学史价值
    在不多的几篇关于《山花》的文章和有关《山花》的会议中，人们似乎不得不面对《山花》早期作品的粗糙，特别是其中沿袭的“文革”主流话语的问题。或许也正是由于这些问题，《山花》才被文学史略过的。但是，人们同样不能忽视这样几个问题：第一，《山花》的确点燃了在延川及周边插队的北京知青和回乡知青的文学激情，并由此促使一大批知识青年走上了文学道路；第二，《山花》的确对一大批文学青年产生过号召力、凝聚力，并且对他们最初的文学写作发挥过帮助、扶持、交流、传播等一系列重要作用；第三，《山花》的确走出了路遥、陶正、梅绍静、史铁生、曹谷溪、海波等一大批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作家和诗人，为中国当代文学做出了重大贡献；第四，《山花》的确聚合了北京知青带来的城市文化和本土的民间文化，形成了一种独特的，介乎城乡之间、时代与传统之间、城市知识青年与农村知识青年之间的文化类型、精神现象和文学写作路径。所有这些问题，又都让人们不得不面对《山花》的历史存在。
    至于《山花》作品的粗糙和沿袭“文革”主流话语的问题，笔者认为必须将其置于特定的历史语境中，才能真正认识这群人，真正认识这个文学小报的历史局限性和历史超越性。
    （一）
    不可否认的首先是其历史局限性。《山花》早期刊发的作品的确比较粗糙，而且留存大量“文革”主流话语。但在那个连温饱都无法保证的“文革”时期的陕北，在那个为了借到一本可读的书需要跑几十里山路的地方，在那个到处都只有标语口号和样板戏的时代，一个文学青年即使才华横溢，又能写出多么高深而且精致的作品来？这一点与紧邻北京地下文化圈，传阅着高干子弟们才能读到的黄皮书和灰皮书，而且温饱不成问题的白洋淀诗群，是完全不能同日而语的。当白洋淀的诗人们在北京的沙龙里高谈阔论西方现代艺术的时候，在延川积极为《山花》写稿的海波为了填饱肚子急着要去乞讨，要去抢人、杀人。再说，即使是当时还在北京的白洋淀代表诗人根子、多多，不也写过一些类似顺口溜的所谓“古体诗”吗？不也有类似“一八九三年，红日出韶山，春秋七十四，光艳照人间” （根子）这样的诗句吗？13因此，笔者认为，《山花》早期作品的粗糙和沿袭“文革”主流话语应该是当时各地文学青年起步阶段都会经历的共同的和必然的过程。所不同的是，由于地域和环境的差异，决定了这种现象出现的先后次序不同而已。具体就白洋淀诗群和延川作家群来说，虽然他们出现在同一个时间点上，但由于地处黄土高原的陕北和紧邻北京的河北在地域和环境方面的差异，《山花》初创时期的延川作家群相当于白洋淀诗人们插队之前的状态。这里，空间上的差距带来了时间上大约两三年的差距。
    （二）
    同样不可否认的是其历史超越性。由《山花》聚集起来的这批文学青年在何种程度上超越了当时的时空限制和个人局限性，是一个需要认真总结的问题。
    首先，笔者认为，这群文学青年超越了饥饿、贫困以及自然环境给他们带来的一切苦难，才走向既不能吃，也不能喝，更不能穿的文学的。文学至少在眼前不能给他们的生存提供任何帮助，还要占去他们谋生的大量时间和精力。但他们还是选择了文学。超越苦难在很大程度上就等于超越切身的利害得失，超越功利目的，超越自我。这种超越与温饱线之上的文学写作相比，应该更接近文学的精神。
    其次，他们深深热爱着养育他们的那块土地以及生息其上的人民，但他们一直在试图超越那块土地和人民的生存现实，这种爱和超越的矛盾与张力关系，一直纠结着这群青年，最终孕育出了高佳林、孙少平这样的文学形象。路遥曾因为有批评家指责他让高佳林再一次回到那块土地，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对生活过的’老土地’是珍惜地告别还是无情地斩断？”这正是长期困扰延川作家群所有作家的爱和超越这一矛盾心理的反映。对此，路遥在做出深入而切合实际的剖析之后得出这样的结论：“他们不可能超越历史、社会现实和个人的种种局限。……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和土地的感情也仍然只能是惋惜地告别而不会无情地斩断。”14
    最后，尽管笔者不敢说他们超越了他们所处的那个时代，但他们至少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那个时代赋予他们的某些东西。譬如，在那个只要政治不要文学的时代，他们选择了文学，选择了在一片标语口号声中去办一份以文学为追求的报纸；譬如在那个以农耕为唯一生存手段的时代，他们开始向往城市文明，走入了城乡交叉地带；再譬如，他们开始渴望听到新时代的脚步声等等。
    （三）
    当然，他们肯定有他们超越不了的东西，譬如路遥所说的历史、社会现实、个人的种种局限。但笔者认为，任何人都没有权利要求一个作家完全超越一个时代，完全去超越历史。即使被路遥称为导师、被文学史视为“十七年”文学标杆的柳青，不也是在其热情讴歌农村合作化道路的多卷本小说《创业史》还没有写完的时候，土地却又被承包在个体手中了吗？这难道是柳青错了吗？答案是否定的。一个作家是不可能担当政治家的历史使命的。他只要真实地记录了一个时代，真诚地表达了对人、对生活的情感就足够了，就已经完成了作为一个作家的使命了。
    延川作家群，一群来自北京和本土的知识青年，在一个贫瘠的时代，贫瘠的地方，以文学的名义走在了一起，创办了自己的文学阵地，用自己稚拙的笔触，用自己满腔的热情、真诚和爱开始书写那块土地，书写那块土地上人的生存和命运。这，就足够了，就足以走入文学史的视域了。
    注释：
    1 陶正：《自由的土地》，《山花现象研究资料汇编》，中共延川县委宣传部、《山花》杂志社编，2017年内部印刷，第 43～44页。
    2 如《文艺报》从1966年到1978年7月，《人民文学》从1966年5月到1976年1月，《诗刊》从1965年到1976年1月均处于停刊状态。《山花》所在的陕西省作协机关刊物《延河》从1966年8月到1973年7月处于停刊状态，1973年7月复刊后更名为《陕西文艺》，直到1977年7月才恢复刊名《延河》。
    3 中共延川县委宣传部、《山花》杂志社编《山花现象研究资料汇编》，2017年内部印刷，第 12页。
    4 《收藏界》2012年第11期。
    5 见延川《山花》2008年第2期，总第199期。
    6 叶延滨当时在延安插队，后在延安富县总后军马场当牧工、仓库保管员等，1974年与路遥、曹谷溪等人先后进入陕西省作协举办的文学创作班学习。陈泽顺开始在延安富县插队，后进入延安报社、延安文艺创作研究室工作，1973年与路遥同期进入延安大学中文系读书。高红十当时也在南泥湾插队，路遥、曹谷溪曾结伴去南泥湾看望过高红十，并建立了文学联系。
    7 《路遥自传》，《路遥精品典藏纪念版 散文随笔卷》，北京出版集团公司、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第218～219页。
    8 徐敬亚：《王小妮的光晕》，《诗探索》1997年第2期。
    9 曹谷溪：《关于〈山花〉的回忆》，《山花现象研究资料汇编》，中共延川县委宣传部、《山花》杂志社编，2017年内部印刷，第6页。
    10 杨健：《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朝华出版社1993年版，第103页记载“徐浩渊则让人们传得很神：她是当年苏共莫斯科大学‘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中的那半个布尔什维克徐迈进的女儿，在文革初她化妆成叫花子到陕北民间做考察……”
    11 在目前各大学通用的两种中国当代文学教材中，白洋淀诗群都有较大篇幅的介绍。北京大学洪子成教授所著《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在上编第十五章中有专节介绍白洋淀诗群（第212～215页）；复旦大学陈思和教授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在第九章第一节中用较大篇幅介绍白洋淀诗群（第170、173页）。
    12 百度百科中介绍白洋淀诗群的文字中说，“与其他被流放到更为偏远、落后、艰苦的边疆地区（如云南、内蒙古、新疆等地）的知青相比，白洋淀地区在经济上虽谈不上富庶，但生活温饱不成问题，所以生存的压力较轻，也使他们有余裕的时间、精力去进行艺术探索……”笔者不知这些文字出自哪位学者之手，但这种说法无疑是真实的，而问题在于其所列出的偏远、落后和艰苦的地区，其艰苦程度都无法与陕北相比。
    13 参见杨健《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朝华出版社1993年版，第104页。
    14 路遥：《早晨从中午开始》，《路遥精品典藏纪念版 散文随笔卷》，北京出版集团公司、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第59～6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