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犁是1940年代到“十七年”最优秀的作家之一，也是少数能够经得起时间考验，超越于时代之上的作家。当然，对于孙犁的思想和创作，学术界也存在有争议，特别是对孙犁与“革命”、与时代文学潮流之间的关系，以及对孙犁晚年创作的成就价值，等等。这当中，孙犁的长篇小说《风云初记》受关注不多。准确地说，在作品问世的时候，评论界有不少叫好之声，但进入1980年代以后，学术界的态度有较大变化。虽然明确表示批评的声音不多，但沉默和忽略正传达出不积极的评价意见。我以为，孙犁的长篇小说《风云初记》背后有很多值得思考之处，而且，它对我们更准确地认识孙犁整体的创作和思想精神，也很有启迪意义。
    一
    严格说来，孙犁的长篇小说作品就一部《风云初记》。但它显然不是孙犁的重要作品，无论是文学成就和社会影响，《风云初记》都远不能与其短篇小说相比。甚至把它放在“十七年”长篇小说的创作群落中，它的地位都不能算突出。应该说，《风云初记》的缺陷是多方面的：
    其一是在艺术表现上。结构方面的问题最为突出。孙犁自己对此深有体会。在1977年写就的《关于长篇小说》一文中，开篇第一句就是：“创作长篇小说，感到最困难的，是结构问题。”[1]并且具体谈到结构中容易遇到的问题：“写作长篇小说最容易遇到的问题是：中间枝蔓太多，前后衔接不紧，写到后来，像漫步田野，没有归宿；或作重点结束，则很多人物下落不明；或强作高潮，许多小流难以收拢；或因生活不足，越写越给人以空洞散漫之感；或才思虚弱，结尾已成强弩之末，力不从心。甚至结尾平淡，无从回味；或见识卑下，流于庸俗。”[2]
    这应该是他真切的教训之谈，因为至少在他谈到问题的前三个方面，《风云初记》都明显存在。比如“枝蔓太多”就很典型。作品一开始的线索还比较单一，但是此后不断延展，叙事速度也明显加快，像一幅幅战争速写画。前面的情节和人物很多还没有得到发展，新的人物和情节又不断地涌现出来，说“枝蔓太多”确实不为过。人物安排方面作品缺点同样很突出。许多情节线索和人物都来去突然，没有完整的发展和归宿，用“下落不明”来概括显然毫不夸张。比如作品中间部分突然出现一个吴大印回乡的情节，感情上的生硬不说，结构上也相当突兀，而此后这个人物也没有多出场，看不到在作品中的意义，性格特征更是模糊。甚至像重要人物李佩钟，在后半部分也基本失踪，只是在结尾部分非常简略地介绍了其命运结局。最后一点“结尾平淡”，也不需多说。作品后30节明显后继乏力，结尾散漫，在盲目中发展，也在草率中收场。
    在艺术手法上，《风云初记》也存在比较明显的不足。比如说写实太弱。这并非说作品无写实，只是其前半部分抒情胜过写实，后半部分则是叙述多过写实，真正扎实的战争和生活场景都很匮乏。如果说抒情若能够处理好，尚可以与写实相得益彰的话，那么，过于空洞的介绍性叙述则绝对会影响作品的艺术效果。所以，尽管说写实并非长篇小说必需的艺术特点，但是，文学是具体形象展现生活的艺术，而且，正如《风云初记》小说标题所蕴含的，作品的目的是表现时代“风云”，如此匮乏细致具体的写实艺术，就不可能将“时代风云”的创作意图充分地体现，只能达到有表无里、有名无实的效果。对这一缺陷，作者也许有所意识，并试图穿插一些抒情性的风景描写来弥补，作品中也偶尔可见到一些动人的细节，但是，它们只能算是零星的点缀，散落地枯燥的政治叙述周围，远不能构成作品的整体特征，改变不了作品的基本艺术面貌。
    其二是在人物塑造上。对于传统长篇小说，人物形象是评价其价值高下的重要标准之一。事实上，孙犁对人物塑造一贯很用力，其女性群像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著名的人物形象系列之一。在《风云初记》中，孙犁也表现出这样的努力态势。作品的前半部分对李佩钟、春儿等女性形象的塑造，就保持了孙犁一贯的特点和风格。比如对女性复杂情感世界的细腻描写，展示两位女主人公心灵的自觉，表达她们内心的精神独立和向上追求[3]，与《铁木前传》对小满儿、九儿等形象的塑造一脉相承。再如将人物置身于复杂情境中，展示她们的困惑和追求。代表人物是李佩钟。她的家庭出身，特别是作为地主儿媳的身份，与其自身的情感追求和革命追求之间构成巨大的张力，既构成了人物复杂内心世界的重要前提，又寓含着丰富的政治和人性冲突的内涵。如果能够让人物充分地发展下去，李佩钟绝对可能成为当代文学人物形象史上独特的一位。
    但是，遗憾的是，这些形象塑造得并不充分。除了李佩钟形象的复杂丰富面貌有所展现之外，其他人物的个性都很不鲜明，作品花最多笔墨着力塑造的春儿和芒种，形象特征其实很模糊。其原因部分可以归咎到作品的艺术结构上，它只是散点叙述，没有设计出典型集中的矛盾冲突来展示人物内心世界，刻画人物的个性特征。更主要的原因是在作品的后半部分，随着故事叙述范围更广，人物更多，作者在前面重点塑造的春儿、芒种、李佩钟等形象逐渐失去了踪影，即使偶尔见到，也基本上成为了时代主题的附庸，丧失了自己的独立个性，在前面曾经展现较多的人物心理描写，也已经不见了踪影。人物的塑造不但没有加强，反而更显弱化。在一定程度上，这时候，作品中的人物已经没有了基本的形象主体性，人物之间也失去了最基本的正常伦理关系，他们只是传达集体政治声音而已。像这样的人物，我们称他为“春儿”“芒种”，也完全可以随意改为另外一个名字。至于高疤等次要人物形象，概念化和类型化更为严重，完全湮没于时代的漫画化特征当中。包括作品的另一个形象俗儿，其个性追求与时代氛围之间的张力本来很有《铁木前传》中小满儿的潜质，或者说本可以弥补《铁木前传》对小满儿形象塑造不够完整的缺憾，然而遗憾的是，作品的人物塑造太过简单笼统，偶尔出场展现行动，也完全缺乏必要的思想主导性，结果是人物形象特征涣散，完全成为了一个有名无实的面具。全篇而论，没有将人物个性刻画鲜明，没有塑造出真正能够站立于文学史之上的文学形象。
    其三是思想上。长篇小说，特别是经典现实类长篇小说思想的卓越处主要在于两方面，一是独立的思想深度，将现实问题融入更宽阔的背景当中，展现出对历史、未来和人类命运等方面的深刻思考，从而让读者感受到思想的深邃和悠远；二是具有时代纵深度，对现实生活的认识和表现深入透彻，能够窥见时代社会中一般人难以感受和认识到的深流和暗流，并呈现出具有预见性的洞察和锐见。在这两方面，《风云初记》都有一定的追求趋向，但却都没有贯彻和深入。
    《风云初记》最突出的思想就是试图从个人发展的角度来展现时代风云变幻，也就是将人物成长与时代发展结合起来。这其中包括孙犁对战争与人性关系的某些独特思考，也有对时代战争细微方面的体察。作品对春儿和芒种成长过程的展示，并将这种成长置于大的时代背景下，就包含着将个人复杂精神世界与时代洪流相交融的意图。尤其是对李佩钟形象的塑造，特别关注她复杂的内心世界，书写其个人追求与时代政治之间的巨大裂隙和剧烈冲突，揭示出了某些极易被人们所忽视和遗忘的，大时代变动背后的个人命运，以及精神和情感世界。如果真能实现这一目的，《风云初记》就可以卓然立于同时代文学之上了。因为无论在任何时期，个人与时代的关系都是一个有意味的主题，只要不脱离人这个中心，政治、时代都可以很好地与人构成复杂的张力关系，并深入表达对人性的关注。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来说更是这样，因为这期间的绝大多数作家都努力表现时代，却很少关注个人，文学作品中严重匮乏有独立个性和复杂性的人物形象。
    然而同样让人遗憾的是，作品的思想表现并不充分。如前所述，如果说在前半部分，作品还显示了对人物个性、个人与时代之间关系的挖掘，揭示时代的深邃和幽微之面，偶尔还穿插出对战争、对人物命运的抒情性思考，显示了一定的思想独特性的话，那么，作品的后半部分充斥大量的政治术语和政策宣传，基本上成为时代颂歌和政治传声筒，对许多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叙述也都是教科书式的传达。在整体上看，《风云初记》没有超越同时期的其他战争小说，呈现出独特而深入的个性化思想。
    二
    《风云初记》的这些缺憾，我以为是多方面的原因所导致。
    首先，与孙犁的个性、气质，以及创作时的身体状况有关。孙犁是一个敏感多情的人，无论是在生活经历中，还是在其晚年写作中，都可以看出他是一个特别重感情，对故乡、亲人、童年都有深厚情谊和记忆的作家。所以，正如他自己所概括的：“我的作品单薄，自传的成分多。”[4]孙犁的文学创作基本上都建立在其自身生活和感受的基础上，很少有纯粹的虚构。也就是说，在本质上，孙犁是一个心灵化和诗化的、偏向个人性气质的作家，而不是那种现实化和社会化的作家。正因为这样，孙犁反思自己：“《风云初记》没有写完，是因为我才情有限，生活不足。你看这部作品的后面，不是越写越散了吗？我也缺乏驾驭长篇小说的经验。”[5]晚年的孙犁更是完全放弃小说创作，改写散文。这并非说孙犁不适合写作长篇小说，而是说，从精神气质看，孙犁更适合写作个人化的、内倾型风格的作品，却不很适合写作外向社会型、“历史风云”型长篇小说。文学创作是作家个性的体现，每个作家在文体上有其擅长和短板，是很正常的事。
    孙犁创作时的身体状态也有影响。《风云初记》虽然不到30万字，但其实是“三记”合成，第一部“初记”出版于1951年，第三部完成时已经是1962年，前后长达十几年。漫长的写作过程中，孙犁曾多次跟朋友慨叹身心之疲累，并且抱怨难以维持创作情绪：“近日实无创作情绪，散漫发展下去，失去中心，反不好收拾。且近日的要求，亦以配合当前任务为重。”[6]事实上，这整个的十几年中，孙犁精神健康状况很不好，创作几度中断。如此身体状态和不连贯的创作方式，小说的文气自然难以充沛淋漓，情节的连贯性也难以做到充分一致。
    其次，与孙犁对长篇小说文体特点的掌握，以及所接受的文学传统影响有关。在创作《风云初记》之前，孙犁篇幅最长的作品《村歌》《铁木前传》都是结构相对单一的短篇小说。而《风云初记》具有历史宏大画卷的创作目的，是一部正规的史诗型长篇小说框架。然而，从创作技巧和方法上说，《风云初记》还没有完全摆脱其最擅长的短篇小说创作技巧，甚至可以说，在很多方面，他依然是在以短篇小说的方法来写长篇小说，没有充分展现出长篇小说、特别是现代长篇小说的独特艺术特点。
    比如说，孙犁小说艺术中最突出的特色是抒情和细节描写。他特别擅长心理描写和景物描写，都以细致入微见长。作品中，他将风景和人性人情、生活细节融为一体，一切皆着我之色，在细微处表达微妙的情感，然后通过这些情感和对人性的感悟而感染读者，获得好的艺术效果。相比之下，他在写实方面就弱了不少，特别是不善于写大场面，包括对战争场景的书写——他的绝大多数短篇小说都回避了写战争场景，与此未尝没有关系。此外，孙犁不太擅长故事型的构架，很少曲折、复杂的情节变化，而多是采用片断化和抒情化的结构方式。“其抗战小说不仅叙述对象单一，而且故事情节也十分简单，在大致雷同的叙事模式下，这些小说其实所讲述的故事只有一个：那便是乡村女性参加到抗日洪流中来的故事。”[7]
    孙犁创作上的这些特点，放在短篇小说创作方面完全可以是长处，而不是缺陷。因为短篇小说的故事不要求很复杂，也不一定要塑造出非常完整的、性格立体的人物形象，在艺术手法上也完全可以回避大范围的写实，在片段、抒情中获得独特的美感。但是，这些特点，对于长篇小说来说，就是很重要的缺陷了。
    追溯起来，这也许部分可以联系到孙犁所接受的文学传统影响。孙犁一直热爱中国传统文学，古文素养也很好，受其影响较大是很自然的。中国传统文学的基本特征是个人化、文人化，社会化的色彩不是很突出。因此，中国传统文学中，长篇小说、特别是具有现代社会化特征的长篇小说创作不是很发达，即使是短篇小说，也多笔记体、以故事为主的创作，很少有较广泛地展示和反思社会生活的作品。而孙犁对传统文学的选择和认同，也基本上在抒情和笔记类创作方面，《聊斋志异》《阅微草堂笔记》等文人笔记小说是他最喜欢的作品。[8]与之一致，孙犁在西方文学接受方面也是偏向于抒情类的短篇小说：“我很喜欢普希金、梅里美、果戈理和高尔基的短篇小说，读的也比较多，我喜欢他们作品里那股浪漫气息，诗一样的调子，和对美的追求。”[9]相比之下，西方的现代长篇小说作品显然没有对孙犁产生很大的心灵触动，让他找到强烈的认同感受。
    就艺术传统的表现而言，《风云初记》中有较深的传统中国小说和西方抒情短篇小说印记，却少有西方现代长篇小说的特征。比如在结构艺术上，前面谈到的枝蔓多、散点式的结构，就有很浓的《儒林外史》《老残游记》的特点——说到底，这种结构方式，在根本上与中国传统笔记小说的叙事模式有关系。笔记体小说不讲求宏观的、连贯的整体结构，而是片段式的故事构成，也是中国传统小说的散文和小说形式相融合的特征。至于西方短篇小说中的抒情、浪漫、诗化等美学特征，也都可以在《风云初记》中找到很深的印记。
    最后，是时代政治因素。《风云初记》创作的时代跨越从建国初到“文革”前的十余年。这期间，文学知识界受到时代政治的较大压力，孙犁尽管是来自解放区的作家，政治上有一定优越性，但是，一方面，是其创作特点与时代要求并不完全合拍，早在1940年代就被批评为“客里空”，1951年，《光明日报》更是刊登整版文章对孙犁进行批评，指责其创作中的“小资情调”。这种全民参与的运动式的、捕风捉影式的文学批评方式，特别是文学界中多位作家被严厉批判的实例，不可能不对一贯谨慎胆小的孙犁产生心灵上的震撼。另一方面，虽然孙犁自己是革命干部，家庭环境也只是一般，但并不能影响父亲在土改运动中被划成地主成分，并遭受批斗。孙犁没有在作品中流露关于这些问题的内心情绪，但心理压力是可以想象的。在这种情境下，孙犁显然不希望成为时代的落伍者，更特别担心再次因文罹祸。
    这种压力对《风云初记》的写作产生有直接的影响。最典型的是在人物塑造和思想主题上。孙犁原来所构想的在人物发展中折射时代洪流，与时代要求并不完全吻合——时代所要求的中心毫无疑问是时代集体，而不是个人，更不是复杂化的个人。特别是李佩钟形象就触及到相当敏感的政治问题，或者说其人性层面的复杂性与现实政治之间构成了某些冲突。在这种压力下，李佩钟形象自然难以继续发展，作者也只能安排李佩钟在后半部分基本隐形，春儿、芒种等形象塑造也朝无个性化方向发展。这一点，正如有学者进行的阐述：“正是因为李佩钟‘个人的发展’无法为某种‘社会秩序’提供充分的辩护而失去了‘合法性’，这一形象才未被充分展开。她被作者扼杀的深层原因就在于此。”[10]特别是考虑到《风云初记》的后半部分，也就是第61到第90节的写作时间已经是在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时代政治环境已经更为严厉。在如此背景下，《风云初记》后半部分与前面内容有多方面的割裂和背离，也是很自然的事情了。
    三
    共和国成立时，孙犁才不到40岁，正处在创作的黄金年龄。而且，孙犁又是一个自省意识很强的作家，他有非常清醒的自我认知，包括在写作过程中，孙犁经常会反思自己的缺陷，指出不足。既然如此，孙犁为什么还要避其所长，扬其所短，要去写自己并不太擅长的写实风格长篇小说？这当然并非偶然，而是与当时的社会环境，与孙犁的性格气质，以及他的政治观、文学思想，都有很密切的关系。
    近年来，一些学者不赞同孙犁是一个革命作家，认为他思想本质上游离于革命之外，革命与其内心有着强烈的冲突，其革命色彩的文学创作也都承受着时代的压力。如此来看，《风云初记》似乎也属于这一类型的作品。但我并不这样认为。我以为，在根本上，《风云初记》并非是孙犁受时代所迫而写，而是呼应他内心需求的创作，折射着孙犁儒家思想参与社会的文化情怀，隐含着他与时代之间又隔又合的复杂关系。孙犁虽然不是一个纯粹的革命作家，但“革命”与其本质并不冲突，而是有内在的和谐和一致处。这其中，最关键的因素就是民族战争的时代环境。正如我之前曾经分析过的，孙犁在本质上是一个深受儒家（具有较强乡村文化色彩的）文化浸润的“仁者”。[11]“仁者”之心，就有“兼济天下”的传统家国和救世情怀，也就是为了救世可以委屈乃至牺牲自己。孙犁所生活的抗战时代正是整个中华民族的危难时期，在这样的环境下，孙犁很自然地选择为国家牺牲和奉献，为了时代的需要，他选择投身于战争中，压抑自己对“恶”和“丑”的反感，以文学方式对之“美化”和“善化”，以此实现其儒家情怀。
    因为其“仁者”文化更多乡土色彩，回归乡土的自然、宁静和守成特征就比较突出，在本质上，孙犁也就属于自我、内向的独善其身之士，蕴含着乡村文化的传统精神。在时代需要的召唤下，他可以改变自己，压抑自己，但内心却并没有背离对自然、宁静和自在的向往。一旦没有了时代民族的压力制约，他就很自然地会寻求回归。正因为这样，建国后的孙犁做出了与绝大多数人不同的人生选择。他放弃了入仕做官的机会，选择离群索居，做一个时代的边缘人。“孙犁一生有野心，不在官场，也不往热闹地区，却没有仙风道骨，还是一个儒，一个大儒。”[12]贾平凹的看法是很准确，很有道理的。只是在1950到1960年代的环境中，孙犁的这种选择是悖逆于时代要求的，他也必然要承受比较大的精神压力。而且，他个人与时代之间的关系也不可能一蹴而就，而是依然存在有内在的关联和紧张。这也是孙犁为什么长期精神紧张，乃至不得不中断创作、生病求医的重要原因。
    从文学创作来说，更契合孙犁内心世界，真正融入个人精神的创作还是其晚年散文，以及一些短篇小说（它们游走于自我与时代和谐之间）。但长篇小说创作体现了他追求与时代和谐的努力，也就是具有强烈的服务时代目的。他写作《风云初记》，目标明确，“初记”，有时代史诗的意图。开头部分，有纵横捭阖的架势，如《战争与和平》《静静的顿河》这样的格局。所以说，文体背后的作家心理是他追赶政治和时代的意图。“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的精神，时代的行动，确是波浪汹涌的。而且它‘波及’一切东西，无微不至。这精神和行动，便是战斗和民主……我们一定要写出新生活的内容和外观……在生活的改革里，有许多是利用‘旧形式’的，有时新的旧的结合着，但究竟是为的用新的代替那旧的。我们的任务是：从各方面写出这个复杂的生活变化的过程。”[13]在这个意义上说，《风云初记》是孙犁弥补内心世界割裂的作品，是他努力寻求与时代和谐的作品。
    当然，如前所述，孙犁《风云初记》的写作中也有时代的压力存在。从1940年代后期到1950年代，特别是在建国前夕，孙犁受到现实的较大冲击。这其中包括对他创作倾向的批评，也包括他父亲政治上的受批判和受打击。从表面上看，这种冲击对孙犁创作上的影响似乎不太明确，甚至相反，它带来的是孙犁创作上的兴盛。1950年代是孙犁作品创作数量最多的时期，特别是发表了大量谈文学创作理论方面的文章。值得提出的是，这些文章的内容几乎无一例外都带有明显的跟随政治形势的色彩，用语方面也是如此。这种情况在孙犁的创作历史上是非常罕见的。无论是之前的1940年代，还是之后的数十年中，孙犁都很少有过这样集中写作这类文章的时期。我们当然不能简单地将它归咎于政治压力和一些外在原因，如现在的生活更稳定，从事的又是文学编辑工作，关注文学理论和批判更多等等。腾云先生也将之作为孙犁没有受到政治批评影响的证据：“虽受到批判，但写作热情未减”，“批判一过，作品如潮。”[14]但我的看法恰好相反，我以为，这些政治理论文章正是孙犁受到现实批判影响下的产物。换句话说，孙犁之所以这么积极写作这些文章，其实是在做一种政治表态，希望以之来表示自己在追求与时代的合一，以免被人看做是对抗（消极对抗）的方式。这一创作高潮映射的是孙犁内心的恐惧和无奈。孙犁之所以努力创作反映时代风云的长篇小说《风云初记》，未始完全没有类似的心境存在[15]。换言之，虽然孙犁的《风云初记》是他内心对民族抗战大时代风云召唤的积极回应，但在主观上也有因为担心落伍于时代而努力趋附的意图。
    对于孙犁来说，这种努力肯定是艰难的。所以，《风云初记》的创作始终难以连贯。在与田间、康濯等友人的通信中，孙犁也多次抱怨时代的影响压力大，难以集中精力创作。对当时盛行的政治化文学批评，他更颇多腹诽：“但批评这个东西，在今天很难说，它常常是由‘上’来个号召，就造成了群众的影响。因为写批评，就是代表工农甚至代表党来说话的，声威越大越好，叫群众服从，真正群众的意见，就湮没了。”[16]而他最终罹患精神上的疾病，不得不放弃创作，也与之有密切联系。滕云先生指出，“母亲深知他体弱多病，秉性又内敛，这些年里里外外大事小事他都郁结于心，最容易得病、发病，这意思也正是孙犁自己说的‘身心交瘁’。”[17]固然不能说这种压力全在政治，但政治绝对是一种很重要的因素。
    即使有时代压力的因素存在，对于孙犁追求与时代和谐的努力，我们也没有任何理由能够进行菲薄。在民族危难时代，是选择拒绝政治、独善其身，还是投身政治、参与拯救和改造的时代洪流中，完全是个人的选择，而且我认为也许后者更艰难，也更值得敬重，同时也更符合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道德标准。从文学角度说，孙犁突破自己以往的短篇小说方式，尝试写作“时代风云”的长篇小说，也未尝没有其意义。对于民族抗战这样的宏大题材来说，时代风云式的创作非常需要，政治也是其中不可缺少的重要内容。孙犁投身于时代风云的记叙，提供了这一创作丰富性的可能。设若孙犁真能够充分地将自己的艺术个性与时代要求结合起来，将个人成长、人性关怀和时代变革的大主题很好地融汇起来，确实可能诞生一部真正优秀的时代巨制。只是由于多种原因的限制，孙犁未能将在作品中充分地展现自己的才情，弥补自己的弱点，从而局限了作品的思想艺术高度。
    对于孙犁来说，一部长篇小说的失败其实并不是多大的遗憾。一个作家是否创作出长篇小说只是其个性，而非是其成就的决定性因素。像鲁迅、郁达夫、汪曾祺等人，终生只是在中短篇小说领域开拓，其价值意义并不逊色于许多长篇小说作家。每个作家有文体上的擅长和弱点是很正常的事情。事实上，晚年孙犁就有自己非常清晰的认识：“人的一生，无疑是个大题目。有不少人，竭尽全力，想把它撰写成一篇宏伟的文章。我只能把它写成一篇小文章，一篇像案头菜花一样的散文。菜花也是生命，凡是生命，都可以成为文章的题目。”[18]所以，《风云初记》的失败与其说是孙犁的遗憾，不如说是时代的遗憾。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风云初记》所能提供给我们的，除了那些被中断和未完成的诸多遗憾，还有在文学传统、作家个性和文体等的多方面启示。
    【注释】
    [1]孙犁：《孙犁全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21页。
    [2]孙犁：《孙犁全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30页。
    [3]孙犁：《风云初记》，《孙犁全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80-285页。
    [4]孙犁：《澹定集》，山东画报出版社1999年版，第4页。
    [5]孙犁：《澹定集》，山东画报出版社1999年版，第10页。
    [6]孙犁：《1951年6月23日致康濯信》，《孙犁全集》第1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8页。
    [7]叶君：《参与、守持与怀乡》，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33页。
    [8]参见孙犁：《谈笔记小说》，《陋巷集》，山东画报出版社1999年版。
    [9]孙犁：《勤学苦练》，《孙犁全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96页。
    [10]孙先科：《作家的“主体间性”与小说创作中的“间性形象”——以赵树理、孙犁的小说创作为例》，《河南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
    [11]贺仲明：《“仁者”的自得与落拓——论孙犁创作的两个世界》，《天津社会科学》2002年第4期。
    [12]贾平凹：《孙犁论》，《贾平凹文集》“求缺卷”，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5年版，第469页。
    [13]孙犁：《文艺学习》，《孙犁全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26-232页。
    [14]滕云：《孙犁十四章》，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79页。
    [15]腾云《孙犁十四章》对孙犁的研究非常精彩和深入，我很认同他对孙犁总体思想上的定位。但对1950年代的孙犁是否存在有现实政治压力，我们的观点略有不同。
    [16]孙犁：《1949年4月2日致康濯信》，《孙犁全集》第1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8页。
    [17]滕云：《孙犁十四章》，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89页。
    [18]孙犁：《菜花》，《如云集》，山东画报出版社1999年版，第2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