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脉——南水北调与人类水文明》是国家“十三五”出版规划的重点选题，也是中国作家协会定点深入生活的重点项目，更是河南省委宣传部中原人文精品工程的重点项目。这三个“重点”，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命脉》主题的重要。所以成书前我很替作者何弘、吴元成捏一把汗，重担在身，又是全国瞩目，甚至世界瞩目的一个大工程，从决策者到参与者，文学写作如何记录和体现，这对于作者而言，也是非常大的一个工程挑战。
    怎么写？叙述人的角度怎么来切入？如果按常规去写，像这样的重中之重的重大题材，是一个宏大叙事的框架。先验的宏大叙述的写法可能也是最省力的写法，就是从“大”写起，到“大”收束。当然也不能说这样的宏大叙事不好，但已成定势的宏大叙事套路一方面给阅读者的亲和力不够，另一方面也体现不出作者面对“这一个”对象时的创造力和创新力。
    报告文学有“我”的写作，很多作品可能在“我”的文章上做得不够。但是《命脉》一开始的引子一下子就把我吸引了，第一句话就是“我和吴元成都来自南阳”，这个“我”还有一个标注，所有的“我”在书里面出现时是指作为叙事人的何弘，这一下就把报告文学人跟他所报告的对象放在了一起，也让我想起鲁迅先生说的“连我都捎进去”。这个“我”不能小看。一般来说，报告文学“我”是一个观察者，“我”是一个旁观者，我保持着一定的冷静。这个报告文学特殊的地方就是用一些细节来成就了这个“我”，“我”是观察者，也是亲历者，我是剧作者，也是剧中人。何弘是南阳人，吴元成是淅川人，吴元成从小就是移民，1966年作为长子的元成，父亲带着四五岁的他过丹江，当小划子走到清澈的江心时，父亲给他一枚硬币，让他扔到江里，以保平安。这个细节不是我们一般看的报告文学中有的，这个开始很特别，一下子就有了一种具体的形象，会被点燃。
    还有一个细节，就是写到吴元成跟奶奶到荆门去生活，先步行穿过八里沟，坐小划子，再步行赶往张营码头买票，上轮渡，然后晚上抵达丹江口大坝附近的河南码头，步行到丹江口火车站，再坐去荆门的火车。这是吴元成小时候第一次出远门，也是第一次坐火车，到达荆门县之后又坐汽车，最后又步行到奶奶所在的移民点。这些叙事非常细微，把这样一个大的环境和一个人的命运、生活的一个起点给写出来了，所以我觉得从作者自己的亲身经历出发，将我作为剧中人来写，使这个报告文学获得了非凡的生命力和呼吸感，与众不同。
    我们看到很多写移民的都是一个外来者进入到一个移民旧村新村来看，这本书中的“我”就是剧中人，他不是被看的。吴元成就说他想把房子整一整，再回去住。在丹江口生活其实也很不方便。南阳也缺水，最大的不便就是水，政府资助村民建水窑，又从江里挑水，这就是我们做出奉献的一些村民的生活用水方式。所以他也感慨不知道在家里打开水龙头哗哗流出丹江水的中国北方城市居民看到这些会做出什么感想。南阳并不是一个不缺水的地方，但是他把仅有的这些水调入了京、津，这种切入点，是从个体的人出发的，是有“人”的报告。这个个体的“我”让我非常感动，这样写出的报告文学一定是有血有肉的，不是与被写作对象隔着一层纸，“我”其实就是“人们”，就在中间。
    第二，报告的视野非常宽阔。写了四大文明和水的关系，人和水的共生性，《流动的权力》一节也写到了人类不同历史进程中政治文化中心和水的关系，写到了玛雅文化，写到了罗马，写到了仰韶文化，也写到苏美尔文明，人类如何逐水而居，而文明又如何因水的缺失而消失。这个视野是一个非常大的视野，如果我们讲宏观叙事的话，这是更大的一种宏观，站在人类文明史的角度的宏观。何弘是评论家，他的视野和起点都是不同的。南水北调是一个水利工程，如果只是看成一个单独的局部工程，就会可惜了这个选材，同时也会浪费掉这个题材。《命脉》处理得很好，而且他写到了梅洁、杨德堂、赵学儒关于移民的作品，包括关于淅川人民和民俗的一些作品，他都把它作为写作的一个视野，这使得这部书在表达对以往记述的尊重的同时，也使自己获得了一个非常高的起点。
    何弘和吴元成都有自己的工作，他们放弃了节假日，足迹贯穿整个河南全境，不但在河南采访，而且到襄阳、荆门、荆州去考察，用脚丈量的这样一种魄力，这样一种用功，让我感动。
    我在2001年全国青创会上曾有一个发言《青年评论家也应该深入生活》，因为整个时代的文学作品要反映非常丰富的生活，评论家如果在书斋里面坐着，再去评论这些作品，是无法切中要害的。而此刻何弘放弃他的评论，去面向这样一个文明，一个工程，一种命脉，他的这种深入已经超越了我当时所讲的青年评论家深入生活的层面，能够在这个不断向前的时代里贡献出自己非常扎实的思考，作为同行，我要向两位作者表达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