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当诗歌的光明与黑暗全部来自马拉美本人时，它才是有价值的。
    马拉美并不是一位神秘的作者，他是一位难懂的作者。
    理解阅读马拉美的困难意味着我们还需穿过另一种思考他的夜晚的方式。
    ——本文为《马拉美：塞壬的政治》前言
    某些名字会投射出一片阴影，将它们自身吞灭。诗人的名字便是如此，总是被梦境的云影、空中飞羽和激情的狂风暴雨埋葬。而有些诗人的名字似乎令阴影愈发浓重。与马拉美的名字顽固相连的，是一种双重的形象：一方面与某种诗歌有关，这诗歌的精髓近似无限空间的静默；另一方面与某种晦涩特征有关，这晦涩正如伸手不见五指的暗夜。马拉美尤其代表了晦涩诗人的形象。
    他的诗歌，甚至他的散文都在用密实的网挑战惯于从上一行文字预知下一行内容的眼睛。与文本的晦涩相呼应的，是患了失眠症的难产诗人形象，与白纸，与挖掘诗句过程中遭遇的虚无苦苦进行着斗争。从年轻诗人坦白自己的疯狂野心、承认走入死胡同的书信，到诗人提议烧毁为写出大写之书这部伟大作品而记下的大量无用笔记的遗嘱，我们很容易划出一条诗人对抗绝对之夜（la nuitde l’absolu）的路线，而诗人逝后出版的晦涩诗歌集揭示出了对抗的废墟。
    接下来的文字试图让这绝对之夜变得清亮，试图在诗人晦涩的词语所投射出的阴影中看清阅读马拉美的困难。要理解这种困难，必须将它与歪曲它面目的种种概念区别开来。首先是秘密（secret）的概念。秘密概念暗示着真理隐藏于表面之下的某个地方，肉眼与精神看到的只是这表面。对真理的揭示因此需要遵循两条相反相成的逻辑：或在平凡之中找到不凡，或在不凡之中找到平凡。被可见形象遮蔽的精神信息，或者反之，在华丽的思想与词语外衣遮盖下那具性别特征明显的身体不为人知的秘密。解读马拉美的双重“钥匙”由此产生。第一把钥匙将作品的难度归咎于某种神秘主义意图，这种意图在渴求伟大奥义的时代精神影响下，意欲在同一时间既说出又隐藏某种真知（gnose）或卡巴拉（kabbale）的全部奥秘。神秘主义解释的好处在于，它可以逃脱检验。真知从其定义来看，即意味着向好奇者隐藏它的道路。即便教义实体无从找寻，人们始终能像某个阐释者那样，援引某个见证人的话，后者的父亲曾向他讲述自己与夜之诗人间冗长而神秘的深夜对话。反面解释有着对应的好处或不便，因为这种解释从来不乏材料证据。很显然，人称“斯特凡”的艾蒂安· 马拉美是个患有焦虑症和失眠症的男人，家族历史复杂，与不少女人“纠缠不清”。这也是个玩心重的人，肯定曾故意把某首诗的意义设置得模棱两可，让读者可以随意将这首诗歌看成一则玄学寓言或对一次婚内出轨事件的叙述。问题在于数以百万计的人曾有过同样的困扰，却没有留下一两句诗，至少自己没有写。问题尤其在于马拉美诗学的基本原则：只有当诗歌的光明与黑暗全部来自马拉美本人时，它才是有价值的。马拉美自己表达过类似观点，而且紧随这一观点而来的是两首刻意写得模棱两可的诗，这种安排可能并非毫无意义：
    Une dentelle s’abolit
    Dans le doute du Jeu supreme
    A n’entrouvrir comme un blaspheme
    Qu’absence éternelle de lit.
    一道花边被褪去
    在至高无上的游戏的怀疑中
    像一句渎神的言论，半开的只是
    床的永恒的不在场。
    充满诗意的游戏或“渎神言论”，诗句的花边显现或隐藏自己对象的方式否定了一切或崇高或狡猾的秘密。接下来的诗句告诉我们：只有曼陀铃的琴箱，才是“一个儿子可能诞生”的地方。诗歌和理解它的“困难”产生而且只能产生自诗歌结构。在同一些文字中设置几种潜在的阅读可能性，有的多少有些肤浅，有的旨在寻求寓意，但都是某种有待我们去理解的诗学产生的结果。马拉美并不是一位神秘的作者，他是一位难懂的作者。任何以某种方式安排思想中的词语，令它们最终与平庸或隐义的普通范畴脱离关系的作者都是难解的，这个普通范畴被马拉美称为“千篇一律的报道”（l’universel reportage）。从这种意义上说，根据不同的模式，每个值得关注的作者都是难懂的。
    理解阅读马拉美的困难意味着我们还需穿过另一种思考他的夜晚的方式。这种方式超越了平庸的“秘密”范畴，被等同于某种关于语言和思想的极端经验。此类阐释把作家变成了精神冒险的英雄，曾被布朗肖（Maurice Blanchot）赋予一种崇高地位。在写作的夜，作品的意图达到了临界点，开始表现得像它的反面，也就是言语纯粹的被动状态。在《伊纪杜尔》中，马拉美不就提到两种经验—写作与自杀—的对等性吗？自杀的悖论在于它想要一种死亡，却遭遇了另一种，后者是无法定义的匿名的死亡，与任何人没有关系，取消了一切能力与意愿，而且最先取消的是“结束一切”的意愿。写作的真实性则在揭示存在于言语活动中的相似经验，这种经验只有在遭遇语言的纯粹被动状态时才可能出现，此时语言不再表达任何东西，仅满足于存在。马拉美可能是见证这种写作经验、这种疯狂游戏的首选证人，试图将无能，将预先分解一切力量的本质性被动状态变成一种力量。既是首选证人又是老千，寻找着走出黑夜的办法，把自己的自杀与夜晚的传奇顺水推舟地变成解药，来疗愈无法写作的疾病。
    然而，如此理解诗歌的夜晚事实上会将马拉美置于一种奇特的困境，一方面是一种真正无能的表现，另一方面是用背叛夜晚灵感的写作进行的欺骗。进一步说，这是将诗人变成一个证人，将他作品的晦涩重新等同于某种无能和黑暗经验的真实性。其实马拉美本人十分清楚地区分了写作与见证。他写了《伊纪杜尔》来“治愈自己”，以便能够重新成为“纯粹的文人”（littérateur puret simple）。说他写了这个故事可能有点过头，因为他并没有把它写完，而且从来没有提过要出版它。是时候停止透过二十五岁时记录的梦境和失败，或透过最终幻灭的大写之书计划来理解马拉美了。是时候将马拉美从他自己也曾致力摆脱的枷锁中解放出来了。马拉美并不是那个在黑夜里默默思考那些太过纯粹因而一直无法被写出的诗歌的思想者。他并不是生活在唯美主义者象牙塔里，苦苦追索罕见精髓和生僻辞藻的艺术家。他的朋友于斯曼斯（Huysmans）可以满足于不起眼的小玩意儿，用它们来装饰自己主人公德泽森特的居室。于斯曼斯的这些唯美主义篇章十分乏味，相比之下，马拉美为《最新时尚》的女性读者们写的东西炫目多了，他在其中用灿烂的文字描写了家具、衣裙或无聊的节庆活动。比起记录“绝对性”的伟大悲剧，马拉美显然更着意于用专注的目光抓住某个装饰品或某种衣裙的沙沙声或某次马戏团演出的崇高之处。他乐于做“糊口的”工作，比如介绍万国博览会，正如他乐于观看默剧，观赏烟火，或者乐于梦想改良大众肥皂剧。他是左拉的读者，时而受小说家能力震撼，时而坚决反对自然主义诗学，时而又赞叹作家在为德雷福斯（Dreyfus）辩护时表现的公民勇气。他生活的时代，共和国庆祝了百年诞辰，正在寻找公民崇拜形式来取代宗教和王室的盛大排场。他曾听到并尝试理解无政府主义炮弹的噪声。
    他曾是拉莫鲁（Charles Lamoureux） 或科洛纳（Edouard Colonne）音乐会的热情听众，这些音乐会的一大目的在于拓展民众教育，提升民众的音乐素养。他曾关注瓦格纳革命，关注某种共同体理念在其中将自身与音乐和戏剧理念联系起来的方式。
    因此，关于“人间结盟”的意义，关于时代在政治、经济、艺术与宗教间建立的关系，马拉美曾是其见证人和分析师，他的清醒程度几乎连那些专业思考者都很难企及。如果说马拉美的文字是晦涩的，那是因为它遵循的是一种严格的诗学，这一诗学本身是对某种尖锐意识的回应，即他意识到了历史时刻的复杂性，意识到在这一历史时刻中，“诗句危机”与“理想危机”和“社会危机”紧密交织的方式。当他写下“社会关系和它一时的措施—为了治理社会之便人们会缩短或延长这种措施—”是一种“属于文学范畴的虚构”时，他并不是随意写的。如果说他将一个命题浓缩到一个词语里，或者反之，通过增加插入语，将各种相关性附加到一种思想上，将各种相似性附着到一种形象上，那是因为诗歌也不得不缩短或延长，以便在时代的复杂性中扮演属于自己的角色。从这个前提出发，我们就能理解马拉美的换位、缩略或迂回用法，马拉美认为有必要将这些用法引入语言的惯常用法中。也就是说，从这个前提出发，我们能够谈论他作品的难解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