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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新时代强劲的脉动、纷繁的事象、多彩的故事，少数民族文学应该做出怎样的回应？以2017年《民族文学》所刊发的小说、散文作品为例，可以从一个侧面观察到少数民族作家们的探索方向。从这些作品中，我们不仅能了解到丰富的时代信息、动人的现实风景，更可以看到作家们不断拓展对现实观察和理解的半径、不断向时代的纵深处与隐蔽处求索的努力。这份回应时代、书写现实的冲动和野心，也许是带领文学走向广阔和多样的一条必经之路。 在大地上行走 选择什么样的写作方式，会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作品的质地。一次偶然的机会，回族作家阿慧了解到河南拾棉女工在新疆异地打工的故事，她不远万里来到北疆农六师新湖农场，开始了为期一个月的同女工们同吃同住同摘棉的生活。6万字的笔记，300多张图片，40多个拾棉女工的人生故事，最后凝练成了两万字的纪实作品《大地的云朵》。这篇作品让人们感受到女工们扑面而来的欢声笑语，触摸到她们默默流下的泪水，看到她们坚韧、乐观、善良与勇敢的面庞。“俺一毛一毛地抓，一块一块地挣，只要手脚不歇，俺孩儿就有活命。”为了给捡来的孩子治病，拾棉工“憨女子”在黑透的夜里还坚守在棉田，这份爱意和坚韧给人以原初的感动。 瑶族作家纪尘也是一位带着爱与悲悯在人间行走的作家。多年来，她的足迹已经遍及五湖四海，对异域的书写从过客式的猎奇不断走向深入。散文《冬天，在百万人的村庄》描写的是她在德国慕尼黑的一段感受，从那里冬天的寒冷和疏离写起，最后以温暖、包容和爱作结。在不同的土地上看别人、看自己，这是行走者给予我们的独特视角。蒙古族作家金地的小说《本纳比-素里卡车学校》、满族作家周子湘的小说《慢船去香港》等，在描写文化焦虑之外，多了一层对生存的忧虑。两位作者都曾在早年有过离开熟悉的土地，到陌生文化环境中生活的经历，“离开——归来”的人生轨迹为作品增添了厚度。 回族作家马慧娟靠着在田间地头干活的间隙，把一个一个字敲进手机，写出40余万字的散文。在《雨在天堂》中，她以质朴干净的笔触默默记录着那些在干旱贫瘠的生活中挣扎跋涉的灵魂。她还原了人们对于写作的最初想象，一边劳作，一边书写，同是耕耘，同有收获，汗也洒得，泪也洒得。《雨在天堂》更像是一块璞玉，虽然还欠打磨，却难掩生活的灼目本色。 异地求学的生活经历、多元文化的成长背景为“90后”少数民族作家提供了新鲜的视角。难能可贵的是，很多作品并未拘囿于自我成长体验的挖掘，越来越多的青年作者匍匐于大地之上，聆听来自故土、来自他乡的多元声音。回族作家宋阿曼的小说《贤良》聚焦矿工生活，三个看似普通的主人公都背负着沉重的过往，他们曾经的人生故事暗示着社会转型期的种种隐痛与暗疾，他们未来的人生走向也需对物质与精神的关系等种种命题做出艰难的回应。东乡族作家丁颜的《蓬灰》也同样关注着人的精神处境。做正宗的兰州拉面，必须往里面放一点蓬灰，对于在深圳漂泊的索菲亚和拉面师傅哈伦来说，维护他们高洁精神的蓬灰是什么呢？苗族作家树弦的小说《偷豆腐渣的人》、壮族作家隆莺舞的小说《胆小同》、壮族作家连亭的散文《另一种日子：生长或萎顿》等也都展现出对生活的独特观察。这些作者多数还在象牙塔里读书或刚刚踏入社会，但他们已经不满足于仅仅在书本中、在个体经验里寻找书写的素材，这种迈向广阔天地的自觉和自信令人对这些新鲜的面孔充满期待。 面向多重的现实 故事的主题、角度和讲述方式的选择背后，是作家对时代脉搏的把握，对社会问题的回应。面对现实，少数民族作家们不满足于浅层的现实呈现，而是步步逼近情感现实与价值现实，探索隐藏在纷乱事象后的社会结构性现实。生态、教育、舆论、社会伦理、基层政治生态……作家们敏锐而充满勇气地直面这些时代课题，拓展了作品的视野和格局。 回族作家马金莲的小说《听见》为探讨文学和新闻的关系提供了一个颇有意味的蓝本。故事本身更像一则社会新闻，一位青年教师因为一时冲动误伤了学生，事情却从此不受主人公控制地像滚雪球一样发展，在学校、家长、同事、社会舆论的多重围堵下，教师纵身一跃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作家用三万字的篇幅延展了这则新闻的空间，丰满了新闻里缺失的情感。事情是怎么一步步走向深渊的，网络暴力与人心的冷漠和贪婪在这中间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谁该为这些年轻生命的凋零与迷失买单……《听见》怜悯地注视着笔下形形色色的人物，让我们张开耳朵，听世风呼啸，听盲音里的空白。同样涉及到教育问题，已故侗族作家袁仁琮的遗作《支撑》描写的是一位山村里的单亲母亲在村支书、邻里们的帮助支持下抚养三个孩子长大成人、进入高等学府的故事，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文中农民对于教育的重视与渴望，“祖祖辈辈都啃泥巴，出息不到哪去，你们给我长点志气，读出个样子来。”主人公内雅对孩子们说的话质朴而深刻。扶贫先扶智，良好的教育是阻断贫困代际传播的重要手段。 对农民命运和农村发展道路的探寻一直是少数民族作家的关注焦点。侗族作家杨仕芳的小说《望云岭》、杨芳兰的小说《跃龙门》等作品都对进城打工农民的精神生活报以关切的目光。而苗族作家向本贵的小说《花垭人家》、土家族作家陈刚的小说《余温》等作品则指向了“归来”的主题。一系列扶持政策的出台、对乡村自然资源的重新体认都为“归来”提供了支持。越来越多的作品撕开了乡村田园牧歌的面纱，直面现实的困境，但青山绿水的生态环境、温暖和谐的乡邻关系，仍给回来的人们带来慰藉和希望。 满族作家刘荣书的小说《纪念碑》也是一篇直面复杂世相的作品。纪念碑承载着英雄的事迹，代表着过去的荣光。但围绕着纪念碑的竖立，利益的纠葛、人性的幽暗已经与神圣的内涵渐行渐远。可是真的什么都没有了吗？那份真诚的想念与敬意却依然闪烁，令看到的人五味杂陈。与之相比，瑶族作家光盘的小说《重返梅山》的主题更加明晰尖锐，作品用一个颇有荒诞色彩的故事提出了一个极具现实意义的问题：如何破解发展经济与保护环境的两难？要求违背生态规律重新开矿的恰恰是受环境污染毒害最深的梅山人，这一颇富张力的情节给人以震撼的警示，环保问题的复杂性与艰巨性可想而知。 以散文见长的满族作家格致在小说《虎啸图》中继续了自己由个人经验推及公共经验的探索，当一个小科员的体重、头发、胡子都受到严格限制时，这一机关单位的工作怎会有创新和活力？全篇似乎都笼罩在《虎啸图》中那张着大口的老虎的俯瞰下，令人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权力和自由的边界在哪里，格致以小见大地进行了耐人寻味的追问。对社会乱象的反思也催生了很多颇具讽刺意味的小说。谁是活得长久的精明之人呢？蒙古族作家郭雪波的小说《那根结有疙瘩的攀绳》以一个一波三折的小故事巧妙地做出了自己的回答。藏族作家德本加的小说《老狗醉了》同样具有一定的幽默感，作品围绕一条老狗的去留，以略显夸张的讽刺笔法，着意刻画了一位小学校长的官僚形象，藏文化独有的宽容特质令人在受到启迪和警示的同时，不忘报以会心一笑。相较之下，蒙古族作家季华的小说《灰腾锡利》更具灰暗底色。主人公虽一心为民，但却因屡屡被人算计，而难以升迁。这块贫寒之地还留得住这位质朴的基层官员吗，小说戛然而止，令人怅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