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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伯认为与选举相联系的政党政治有两个重大的制度缺陷不可避免。第一，人们在选举政党候选人成为国家领导人后，便对政治活动产生十分有限的影响。对于这一点，卢梭曾经有过精彩的评析。面对18世纪的英国议会，卢梭曾讲：“英国人以为自己是自由的，他们是大错特错了，他们只有在选举国会议员的时期，才是自由的；议员一旦选出来之后，他们就是奴隶了，他们就等于零了。”韦伯的视角同样犀利。韦伯认为政党政治只是将凌驾于行政部门之上的政治权力，交到了不折不扣的“业余政客”手里，这些“业余政客”利用对权力的掌握，“只想把专业官员当作执行的头脑和手来使用。”类似于资本主义私有制企业，真正的主宰者股东们，对生意经营所能发生的影响，只限于下达指导性命令和选择经理人员，而股东本身却没有能力去领导企业。韦伯的论述可谓充满了讽刺意味。第二，政党日益沦为政客们谋取官职的工具。韦伯认为当代政党政治的斗争焦点不仅仅在于不同党纲、意识形态及奋斗目标上的差异，而更在于争夺官职授予权。在政客们“抱团取暖”的行动下，政党也会认为，“在谋求官职上遭受挫折，要比反对它的客观性目标的行动更为严重。”在政党政治下，“对于忠心耿耿的服务者，党的领袖送给他们各种官职”。韦伯的论述让笔者想起了在美国的两党竞选体制下，获胜的总统会给曾给自己提供竞选资金和各项便利的人安排一些国家的非重要职位以表示感谢。或许，政党真的已经变成了纯粹分封官职的工具，它授人以职位，根据选票的需要来修改自己的政治纲领。 三、关于“以政治为业” “以政治为业有两种方式：一是‘为’政治而生存，一是‘靠’政治生存。”韦伯认为：“‘为’政治而生存的人，从内心里将政治作为他的生命。他或者是因拥有他所行使的权力而得到享受，或者是因为他意识到服务于一项‘事业’而使生命具有意义，从而滋生出一种内心的平衡和自我感觉。”而力求将政治作为职业者，将政治作为固定收入来源者，是“靠”政治而存的人。韦伯的这种分析方法既论及到从政所需的客观物质条件，又从从政者的心理层面进行分析，可谓别出一格。事实上，笔者认为这区分并不十分明晰，也并不意味着“以政治为生命”与“靠政治而生存”之间是相互排斥的，在现实中，人们通常是两者兼而为之，或在实践中努力寻求二者的统一。 韦伯的论述对笔者理解现代政治体系中行政官员与政治官员区分有很大启示。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科技的进步，现代的行政官员已经逐渐成为了一个高素质、专业化的群体，他们经过长期的训练后各有所长，从事着具体而专业的日常行政事务。例如警务工作、税务工作等等，都是技术性很强的领域。在现实中，我们经常可以根据一个简单的事实来辨别政治官员与行政官员：政治官员可以被灵活调动，他们可以被撤职或被暂时停职，而行政官员则是相对稳定的一个群体，若无违法违规行为，一般可以在本职岗位上工作至退休。行政官员与政治官员们所关心的内容也有很大不同，与行政官员关注于日常事务相比，政治官员更注重意识形态、党派竞争、竞选口号等方面的事务。政治官员与行政官员的区分对于现代政治体系有着重大的影响，它保障了政治体系的稳定性，保障了政治体系不会因领导人的变故而发生影响。例如美国，总统的更迭使为数众多的联邦政府高级官员、白宫幕僚大换班，但由于独立的文官制度，并不影响日常行政事务的稳定性。 韦伯的学术体大思精，其单单凭借思想本身的力量就可以征服了笔者。有了韦伯的思想打底，让我看到，很多现实中的人物与事件，其实都没有跳出韦伯的光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