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贻荪是1949年后第一代崛起的诗人。他在上世纪50年代出版的诗集似乎被人忘记了，但陕西省略阳县文学艺术大事记里却记载得很清楚：“1953年至1956年前后，铁路筑路人孙贻荪在略阳以亲身感受，创作诗歌，歌颂修建宝成铁路出现的新人新事，有《高山哪里去了》《姑娘们的心愿》《给略阳》等篇，后收入诗集《尖兵》，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这一时期，是孙贻荪离别二野军大参与建设新中国第一条铁路成渝铁路之后，转战又一个建设工地——宝成铁路期间。他一鼓作气，又出版了诗集《高原战鼓》，成为了当时铁道上远近闻名的诗人。
    这些往事，孙贻荪从不与后辈提及，被问急了，他就淡淡地说：“好汉不提当年勇”，话就岔开了。
    贻荪师的写作道路就像他倾情一生的铁道，一根轨道为诗歌，一根轨道是散文，他是呼啸而来的一列绿皮火车，满载那个时代的梦想、光荣、沉重与忧伤。恍记得是1990年，他赠我他的散文集《风雨人生路》，是新时期以来自贡市第一部个人散文集。1995年他出版了第二部散文集《回望岁月》。两书都不厚，但他那种“正写”的散文言路，我至今难以消泯。
    贻荪师买书读书不辍，他并不守旧，也不会跟在新潮流后一味标新立异。他笔下的散文，既不是对俄罗斯白银时代作家群体忧患意识的仿袭，也不是拉美作家的函授作业，更不是跟着梅特林克一路狂奔的内陷、冥想式写作。他的散文具有帕乌斯托夫斯基、普利什文那种诗意加描述的典型美学特征，即在写景状物之余，渐次展开对人与事的追忆、感怀、思索。他的叙事性不是特别明显，也没有向非虚构写作竭力靠拢，我发现，是抒情性而非抒情式的写作，构成了孙贻荪文学的压舱石。这来源于他的生活经历，特别是他对遍布于铁路两侧的劳作生涯以及对平凡岁月的挖掘、反刍与缅怀，这不妨看作是他对早年诗写传统的散文化继承。大地上铁路的蜿蜒纵横，就像孙贻荪的掌纹，他的散文即是掌纹的拓印。
    贻荪师老老实实地写，他在激情、思辨与叙事之间徜徉，他从没有刻意地“反抒情”“反叙事”，他更没有标举什么“反价值”，渴望向天空突围。散文不能像诗那样高蹈而飞翔，散文的大地气质决定了散文只能俯身大地，在消磨、耗散、委顿、机变、沉默当中，去抵达一座辉煌的、鼎沸的人居城池。他来了，他看见，他说出。这——就是我心目中的“正写”。我近年在散文界提出“正写才是硬道理”，正是基于当下散文家过度仰仗修辞所造成的弱力、缺血、蹈虚、呻吟而为之。我认为，孙贻荪散文彰显出的光亮、血性、通透、节制，恰是汉语散文的正脉，也是汉语散文应该重视的一大朝向。
    几年前，贻荪师满八十，他谢绝宴请，悄悄出版了一册《别样人生》来“自我说出。这——就是我心目中的“正写”。我近年在散文界提出“正写才是硬道理”，正是基于当下散文家过度仰仗修辞所造成的弱力、缺血、蹈虚、呻吟而为之。我认为，孙贻荪散文彰显出的光亮、血性、通透、节制，恰是汉语散文的正脉，也是汉语散文应该重视的一大朝向。
    几年前，贻荪师满八十，他谢绝宴请，悄悄出版了一册《别样人生》来“自我纪念”。翻看着他浓缩在书里的人生踪迹，不胜感慨。我与几位作家说过，这是一个多么快乐、多么可爱的老头儿！白云苍狗，蜀犬吠日。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新凉？睨眼看淡功名，热眼专注真情，成为了《别样人生》最妥帖的注脚。
    2016年年初，我在铁像寺水街的散花书屋举行作品分享会。贻荪师来了，不但买了一大堆书，还向不少人推荐我的作品。作为晚辈，我只能把他的鼓励当做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的目标。临近散场举行宴会时，他却悄悄走了，我怎么也找不到他……
    我曾经专为贻荪师八十寿辰写过一首诗《银杏花》，这其实是他留给我的一个越来越清晰的文学造像。很多人都见过银杏，也见过它的果实白果，可却很少有人见过银杏花。银杏花与银杏，构成了诗中的种种隐喻——
    这些高枝上的盐 委地而金黄 暮冬的蜀籁裹挟了江南雨烟 银杏花像卡夫卡的甲虫 在革命的中途被一次意外掀翻 只用毛绒绒的脚凌空蹬踏 成为了汉语的花 花是被杜鹃的叫声震落的 簌簌而落 是金蝉自救的招式 人们面对古钟可能 想起父辈 也可能想到黄铜的安宁 花粉在钟声里飘开 高挂迎亲的灯笼成就了平原上最灿烂的子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