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知道贾植芳先生是一位具有传奇色彩的世纪老人。所谓的“传奇”中，有绝对的悲情底色。他的好多宝贵年华都是在不同时代的牢狱中度过的。悲情“传奇”的成员，也包括他至爱的妻子任敏女士。这对患难之交后来终于有了安好的晚境生活，但留给他们的岁月毕竟有限了。笔者的这篇文字当然无意述说贾先生的“传奇”人生，只是因为在他晚年的一段时间里与其有过直接的文稿交往，所以记下一些相关的情形，以表达对这位前辈文人的尊敬之情。
    “社会中人”的“学问中”文章
    贾植芳先生一再说自己“不是学问中人，而是社会中人”，也说过文学写作不是他的主业等话语，但在事实上，这位“社会中人”写了好多“学问中”文章，也出版了不少文学方面的书籍。除了那些被剥夺了作文权利的年月，他在人生的各个阶段大抵都留有自己的文字。由于不用述说的原因，直到开始步入老境的时候，我们的贾教授方才进入了文字生涯的“黄金时期”，这当然不只是他个人的悲剧，也是时代的悲剧。迟到的安定岁月来之不易。文学不再是“悲哀的玩具”，作家也不再是“悲哀的玩具”（贾植芳语），他们都回到了自己原来的位置，这些都是让贾老最为高兴的，也是让他觉得应当倍加珍惜的。
    我经手编发的若干篇贾先生的文章，就是在如此的背景、如此的心态下写出来的。记得最早收到贾先生来稿，是为《中国近代文学大系》丛书写的介绍文字。自此每隔一段时间，便有新作寄来。其中有两篇文章留下的印象较深，一篇是《比较文学序》，一篇是为《鸳鸯蝴蝶派散文大系》写的感言。
    复旦大学是我国首批有比较文学硕士学位授予权的单位，贾先生作为这一学科的领头人，除了日常的教学，也屡有这方面的著述。《比较文学序》便是其中的一篇。他在寄稿的附信（1997年3月10日）中说：
    ……现寄上近作一篇，请你们审阅。这是为国家教委委托编写“比较文学”专业教材中青年朋友集体撰写的序文，借以谈了我对这些中青年学人的治学精神人文精神的认识，也借此介绍了这个综合性学科——比较文学教材的体例及内容，等于写了一个“安民告示”。如果《朝花》能发一下，也是借此扩大些学术影响，为当前的学术文化建设事业出些力气……
    正如先生所说，序文除了概述这套教材的几个贡献以及比较文学这门综合性学科的学术意义，他把着重点放在了对中青年编撰者的治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肯定和鼓励上。在当时市场商潮的冲击下，有这么一批学人在一个寂寞的领地进行着默默地耕耘，如此的“知识人”是他所看重的，认为这正是学术建设最为宝贵的精神基础。他也热情称赞若干学人同心协力编教材的做法，认为与中西文化交流密切相关的比较文学学科，这样的合作精神尤其宝贵。作为办报者，我们当然很愿意也应该为这门学科的传播和发展“出点力气”，《朝花》于当年6月5日发表了贾老的这篇文章。
    笔者读到过贾教授的学生对先生治学特点的一些分析，其中就说到，贾老的“知识人”精神，最核心的内容是老老实实地做人，踏踏实实地做学问。这样的归结是非常切合实际的。自称“不是学问中人”的贾先生，即便从他的笔下文字中，也可看到他对学问的投入态度。文学现象中有些东西是颇为复杂的，需要认真的观察和思考，而辨析之后形成的观点是否正确，也还需要通过具体的实验甚或争鸣使认识得到进一步的明确和完善。贾先生重视治学的这些过程。写作“鸳鸯蝴蝶派散文大系”出版感言，就反映了他对这一课题的认真态度。文章的主标题是《找回另一只翅膀》。在20世纪某些年代曾经红过一时的“鸳鸯蝴蝶派”作家，于新文学运动中备受訾议，到了极左年代，其命运更是可想而知。在《找回另一只翅膀》一文里，贾先生客观地分析了“鸳蝴派”作家的成因、特点和作品传播的社会效应，从社会、历史和文化的多重角度，对这一文学派别进行总体分析，认为过去对它的社会“宣判”是不公平的。文章说，尽管这些作家的笔下“不乏市侩气的庸俗，但谁又能说其中没有几分难得的清醒”，对于这派作家的积极面，贾先生主要归结了两点：一是摆脱了在封建性农业经济社会里知识分子对官府的由人身依附到人格依附的附庸地位，成为具有独立人格的自食其力的社会个体。二是这派作家的描写对象主体大多是普通人，平凡生活，“在使文学由庙堂走向民间、从知识分子精英走向普通大众方面也具有积极意义”。
    作为编者，我们是比较赞成贾老的归结的，在自身阅读经验和对作品传播状态的观察中，我们也感觉到了相当一些“鸳蝴派”作品具有的正面影响，所以，觉得贾老关于否定其庸俗低劣的东西，看到它积极的一面，承认其一定的文学地位，这样的论定是比较公允的。当然也不能否认文化现象的复杂性，对于通俗文学，在其功能、社会学价值、文学市场化等问题上，至今仍然存在着不同论见也是很正常的。我们编发贾老的感言，就是有通过探索争鸣寻求相对正确认识的意图在里头的。
    “写序专业户”倾心关注“新生代”
    贾植芳先生晚年，即上世纪90年代和进入新世纪的一些年月，先后出版创作和理论类图书如 《狱里狱外》《把人字写端正》《历史的背面》等十七八种，并主编或参与编辑近、现、当代文学类学术著作十余部，还于2004年出版了四卷本的《贾植芳全集》，著述活动十分活跃。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先生晚境中写了好多序文，仅《老人老事》一书就收入了22篇序言，他因此而戏称自己是“写序专业户”。这些序文大多是为中青年学人写的，是文化老人鼓励、扶持年轻一代的一种很实在的方式。贾老刊登在《朝花》的序文，除了上面说到的《比较文学序》，还有为公开出版的博士生学位论文写的序言等。在一封信里，他说写这些文字，是“我与新生代学人之间学术交往的一个文字记录”。总记得1996年的一日，笔者去复旦宿舍区看望贾植芳老人（恰遇他的山西老乡、作家邓云乡先生在座），其间说到稿约事宜时，贾教授就说我给你们报社写稿，我的学生中有写文章潜能的，也会向你们推荐。其后我确实收到过先生举荐的学生文稿，从贾老写于1998年3月22日的信件中，也可见老人对后学的真诚关心：
    “……现托我们这里一位博士研究生刘志荣（后两字很草）往访，请您将《朝花》文选（指《朝花》创刊40周年精品选集，内收有贾老文章）交他带我，并顺便介绍你们交个朋友，他为人诚实，做学问也扎实，必要时为《朝花》写点稿子，请您多加指导，提携……”
    笔者与这位刘姓学生交谈时，他就说到了先生年老体弱，但在学生面前总是显得精神饱满和乐观——学问，学生，世纪老人心之所系啊！
    贾老对后学的关心扶持并不限于校园之内，这里就笔者所知略举两例。作家、左翼文化文学史研究者秋石先生曾经告诉我，贾教授不仅为他两本有关研究萧军、萧红的专著写序，还具体指导他的专题研究，其间曾见面长谈多次。我看过其中一本即《两个倔强的灵魂》的序文，内中对传主一些关节性事情有序者独到的了解和论析，同时认为，与已有的传记版本相比，秋石比较客观地记叙了萧军和萧红的真挚情感，以及由鲁迅一手扶持的《八月的乡村》和《生死场》 对我国革命文学乃至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文学的重要建树。对于写传者本人，贾老似有一见如故的亲切感。秋石的人生之路多坎坷，且个性鲜明，在惺惺相惜之中，贾老欣赏其耿直硬气的“战士”性格，在序文里写了这样的话语：“秋石好斗，好斗的秉性丝毫也不亚于他的文学领路人萧军。”他看好秋石求知务实不知疲倦的治学作风，认为文坛需要这种坚定的以追求正义为宗旨的“呐喊者”。笔者曾不止一次听秋石先生说起自己文学路上遇到的恩师，早年的萧军和晚期的贾植芳。写到这里，不禁联想起当年的一件“小事”：上海奉贤一家排污工程工厂的青年职工金峰，酷爱读书藏书，并积十年之努力，收集了一大批名家签名本，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本名为 《草堂书影》的书。金峰先生曾十分欣喜地告诉我，出书之前曾得到贾植芳教授的热情帮助，不但写了序言，还帮他选定了书名。在序文里，贾老亲切地称金峰为“青年书友，也是我的学友”。一天，小金特地从奉贤赶到上海东北角的复旦大学宿舍楼看望贾植芳老人，谈话间，他流露出想请王元化先生题写书名的意愿，谁料贾老听完后当即拿起电话，直接与元化老友联系，得到了对方的允应。于是在上海西南角的一座楼宇里出现了这样一幕：另一位文化老人笑迎小书友，然后展纸提笔，边写边说，年轻人多读书是好事，我愿意为你写书名。凡人金峰的经历，令他感动，我听了也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