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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颂”论对《周颂》内容性质的解读 孔子所归纳的赞颂平德、多写文王、汇报功业三项内容是否符合《周颂》的文本实际呢?需要我们研读作品本身来验证。笔者不具备为31首《周颂》作品主旨定性的权威性，所以只有借助历代前贤的代表性结论予以分析。西汉《毛诗小序》和毛传代表早期对《周颂》作品内容的认识水平(东汉郑笺尊毛为主，唐代孔颖达疏则疏不破注，无需单列)，南宋朱熹《诗集传》代表中期认识水平，清朝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陈奂《诗毛氏传疏》代表后期的认识水平，陈子展《诗三百解题》、高亨《诗经今注》、程俊英《诗经注析》则可代表历经两千多年积淀和锤炼之后今人的最新认识水平，所以采信八家一致或大体一致的诗篇定性结论，重新解读各家定性不一致的诗篇，尽量得出较为符合文本原意的客观结论，应该是可行的。 综合诸家对31首《周颂》作品的定性结论，郊祀周始祖后稷以配天的诗1首(《思文》)，祭告宗庙的诗5首(《烈文》、《天作》、《有瞽》、《潜》、《闵予小子》)，周王巡守祭祀山川的诗2首(《时迈》、《般》)，祭祀歌颂文王的诗6首(《清庙》、《维天之命》、《维清》、《我将》、《雍》、《赉》)，祭祀歌颂武王的诗3首(《载见》、《武》、《桓》)，合祭武王、成王、康王的诗1首(《执竞》)，成王自戒、戒臣并求群臣辅助的诗2首(《敬之》、《小毖》)，成王谋政事于武王庙的诗1首(《访落》)，农事诗4首(《噫嘻》、《丰年》、《载芟》、《良耜》)，夏朝、商朝后裔杞国和宋国前来助祭的诗1首(《振鹭》)，设宴为拜谒周宗庙的微子饯行的诗1首(《有客》)。另外还有4首各家意见不一：《昊天有成命》，毛序毛传、马瑞辰、陈奂、陈子展以为是郊祀天地，朱熹、高亨、程俊英以为是祭成王。笔者以为后者更合文本原意，因为首句“昊天有成命”，仅是全诗“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於缉熙，单厥心，肆其靖之”(24)的引子，是说文王、武王接受上天之命建立了周朝，下面的内容全部落脚到对成王德业的歌颂上，说他不敢贪图安逸，日夜为基业操劳，忠诚厚道，使得国泰民安。《臣工》，毛序传、马瑞辰、陈奂以为是写诸侯助祭，其他四家皆以为是告诫农官的诗。研读全诗，除开头4句“嗟嗟臣工，敬尔在公。王釐尔成，来咨来茹”是周王嘱咐百官重视农业耕作之事外，以下“嗟嗟保介”(25)14句全部都是具体告诫农官“保介”如何忠于职守保丰收的内容，所以诸侯助祭说不合文本本义，此诗当为农事诗。各家多以为《丝衣》是祭祀之后的燕饮诗，也有人认为是单纯的燕饮诗，至于祭祀何神、燕饮何人，说各不同。细研全诗，描述的全是繁盛的燕饮场景，参与者究为何人确实难以判断，只好存疑。《酌》或称成王还政告于宗庙，或称告于武王，或称歌颂武王，或称歌颂周公、召公。从各个角度对这首诗逐字逐句进行精细考辨与阐释者代不乏人，各有其理。统观“於铄王师，遵养时晦。时纯熙矣，是用大介。我龙受之，蹻蹻王之造。载用有嗣，实维尔公允师”(26)等全诗，应注意几点：一是从字面看，文本并未明言歌颂何王；二是前两句言王师伐无道(“时晦”)的意思颇清楚；三是最后二句言后代继承(“有嗣”)先祖(“尔公”)遗则的意思也比较清楚；四是第三句和第四句的意思不够明晰，但蕴有局势光明之意似无大错；五是第五句和第六句意思也不明晰，但蕴有我周承受天恩、事功有成的意向似非妄测。据此，全诗称颂周朝以武功平定天下的意思明显，而称颂平定局部叛乱的性质不明显，综合判断，其祭祀歌颂武王的可能性大于歌颂周公的可能性，至于是何王何公歌颂武王则只能存疑了。 综上，祭祀歌颂文王的诗凡6首，祭祀歌颂武王的诗(含合祭)凡5首，祭祀歌颂成王的诗(含合祭)2首，祭祀宗庙以汇报功业的诗(汇报丰收的农事诗也可包括在内)9首，四项占全部作品三分之二强。可见，不仅颂德与报功两类诗歌是《周颂》的主体内容，而且，在颂德作品中，赞颂文王之德的作品比重又最大。因此，孔子“颂”论对《周颂》内容性质的归纳解读与其31首作品的文本实际颇为相符，确实难得。这一揭示的意义，通过与后出《毛诗序》为“颂”所下定义进行比较更能凸显出来。 众所周知，《毛诗序》是传世文献中讨论“风”、“雅”、“颂”理论最著名的专文，其借《周颂》为“颂”所下定义“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27)，亦为人所熟知。其前半句有两层涵义：一是说，“颂”是用来赞颂盛大美德的。什么是盛大美德?依儒家的价值标准，唯治国平天下才是最大的美德。所以，这里的“盛德”应该就是孔子“颂”论中具体所指的“平德”——文王、武王平定天下之功德。一是说，祭祀赞颂先王盛德时，用的是歌舞表演形式。“形容”即舞容，舞态姿容，此问题前贤已多有论述，当不必质疑。汉儒明确揭示出了“颂”的诗、乐、歌、舞四位一体表现形态，这一认识与孔子“颂”论的三位一体相近。其后半句也有两个意向：一则“成功”，无疑与孔子所言“有成功者”同，指功业成就；一则“告于神明”，指周代后王在太庙里向祖先报告自己的成功业绩，这一点比孔子的“颂”论表述明确。但是，通过如上对读不难发现，孔子“颂”论概括《周颂》为三项内容，而《毛诗序》为“颂”所下定义却仅涵盖了其中颂德与报功两项内容，缺少了孔论所强调的“多言后”一项内容，没能凸显周文王的特殊地位，并不太符合《周颂》全部作品实际。惜这一不全合文本性质的定义一直被历代后儒沿用而不自知。由此，孔子“颂”论的初创意义和完备性显得尤为难得。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