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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范畴与具体的现实对应性及范畴对应具体的中介性、变化性 文学理论不同于思辨哲学的地方，一是它所研究的对象不是哲学思辨的世界的一般情况及一般世界的构成情况和变化情况，而是现实具体的文学活动及具体文学活动的一般，它研究这种一般的构成与变化。二是它用以研究一般的文学或文学具体的一般的方法，主要是范畴转化的方法，即由简单范畴转化为比较具体的范畴再进而综合为具体，而不是思辨哲学的范畴推衍的方法及被一定方法论限定的哲学目的性运作的方法。三是文学理论的研究过程是由简入繁、由一而多的——这是文学理论研究的系统性思路，具体问题的理论研究可以在比较具体的中介范畴展开，也可以通过某些中介范畴的分化与细化进而向具体提升，但它总是要面向具体、贴近具体，并在具体中提升——思辨哲学与此不同，思辨哲学是对于一般的立论与论证。它的立论出发点往往就是它理论论证的结果，它是锁定在一般中的一般范畴的旋转。旋转指向上一级的范畴或下一级的范畴，支撑这种旋转的是思辨逻辑。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之所以在理论构成性、具体性及方法性上可以对文学理论给予意义重大的引导，就在于前者在理论展开中自觉地使自己区别于思辨哲学。它坚持由现实具体提出问题，从简单范畴出发，经由比较具体的中介范畴，达到思维的具体综合。这里的要务就是在简单范畴或者在已然可以作为出发点的比较具体的范畴中面向具体地分解出进一步的中介范畴。而当下中国文学理论的一个普遍性问题，便是比较具体的且又面向具体的中介范畴的匮乏。 这类比较具体的中介范畴该如何取得呢？马克思谈及分析经济学在它产生时期走过的历史道路时说：“十七世纪的经济学家总是从生动的整体，从人口、民族、国家、若干国家等等开始；但是他们最后总是从分析中找出一些有决定意义的抽象的一般的关系，如分工、货币、价值等等。这些个别要素一旦多少确定下来和抽象出来，从劳动、分工、需要、交换价值等等这些简单的东西上升到国家、国际交换和世界市场的各种经济学体系就开始出现了。”(15)马克思这段话是为了说明至他写《政治经济学批判》那个时候，经济学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已经从生动的具体中找到了一些相应的抽象范畴，因此可以从这些范畴出发，而不是再从生动的具体出发去思考具体的问题。不过，马克思这段话更有一番深意，即讲明了抽象范畴，包括可用于进一步的具体综合的比较具体范畴的由来：第一，它们总是产生于生动的具体而非产生于概念或观念；第二，它们是对所由开始的具体具有某种决定意义的关系；第三，这些关系不是个别的、偶然的，而是在其所由开始的具体中体现出普遍性或一般性的关系；第四，它们被确定与抽象出来而成为范畴；第五，这些范畴可以上升到具体的综合性研究中去，即便这些具体是这类范畴所由来的既有具体的新的发展。 当下中国文学理论之所以在比较具体的中介范畴方面出现匮缺，就是因为在上述五个要点中，忽略了某些要点。拿既有文学理论中多有争议的形象思维这个范畴来说，按照马克思从简单范畴上升到比较具体的范畴的思路来看，形象思维是想象这一简单范畴的比较具体化。想象是自古以来所有文学活动的最具一般性的活动主体与活动对象的心理关系，形象思维则是在脑科学及思维科学达到一定水平时对想象的思维学研究，这使想象在思维中得到比较具体的限定，并获得限定性的进一步思考。中国上世纪中后叶的两次形象思维大讨论，正是在这一比较具体的范畴上展开的。(16)不过，就在这一范畴本该在更具体的方面加以引申，从而进一步切入文学活动具体的地方，向具体提升的讨论却结束了。形象思维通往具体的那些更为具体的环节，如形象思维的语境关系、情境关系、文体关系、接受关系、表述关系、语言转换关系，它们构成形象思维范畴向文学活动具体提升的递进式的比较具体的范畴的根据，以及这类可以提升为中介范畴的问题等，都已经随着大讨论来到了门口——当时，甚至有一些文章已涉及了这类问题。但是，由于讨论的重要参与者们缺少这种中介范畴意识，因此未能敏感地做出范畴提升的努力，在过后的反思中也未将之作为理论的缺失而予以反省。(17) 比较具体的范畴从对应的关系一般中抽象出来，它的一般规定性是随着它所对应的具体关系变动的，而不是一经抽象便作为恒常的尺度悬挂在变动的具体之上并不断地对后者施以制约。马克思说：“具体总体作为思维总体，作为思维具体，事实上是思维的、理解的产物；但是，绝不是处于直观和表象之外或驾于其上而思维着的、自我产生着的概念的产物，而是把直观和表象加工成概念这一过程的产物。”(18)这段话强调了比较具体的范畴的直观与表象的根据——毫无疑问，直观与表象是直接的对象性反应，它们保持着对于对象的感性的鲜活性，而不是被陈述所加工的事实，当然更不是道听途说的或在反省中思考出来的二手事实。这样的强调是在保持比较具体的中介范畴关联着具体的活动力，及前者随后者而变化的活动。所以，马克思才选用“过程”这一紧随对象变化而展开的概念。范畴运作的理论思维，无论那范畴怎样的比较具体，它也是思辨地理论地活跃着，而不可能实践地参与到具体中去。但这种不直接参与所造成的范畴与具体的隔阂，却可以通过一定的理论方法求得解决，即把理论思考或理论综合的具体，过程性地、经常地浮现在表象面前，通过思维中据实而变化的表象(表象是思维的具体形态)，求得范畴对于具体的对应性转化。 在具体的转化过程中提取比较具体的范畴，又在具体的转化中思考与运用这类范畴，这是克服文学理论观念化的有效方法。当下中国文学理论常常在两个方面体现出不同程度的观念化倾向。 一种倾向是非语境地套用西方观念与范畴的倾向。观念化与观念地思考与把握具体对象不是一回事。通过范畴去把握具体对象，亦即观念地把握对象，这是理论把握对象的基本方式。观念化的问题在于把观念从它所由来的具体中割裂出来，使之成为远离具体甚至无所具体的观念，进而在孤立确定的意义上运用这类观念。尽管它所运用的对象可能是具体现实的，但只要这观念没有对应性的具体根据，并且这观念内容没有或无法把它所研究的具体经常作为前提浮现在观念所由生成的表象面前，这就是观念化。当下，中国文学理论对于西方理论中的一些观念或范畴，不顾这些西方观念或范畴得以产生的西方社会生活具体及文学活动具体与中国某些对应性的具体存在差异，硬套到中国社会生活具体及文学活动具体中去，则这类观念就成为观念化的观念，这类范畴也就成为范畴化的范畴。这种观念化的做法确立在一个荒谬的前提下，即认为西方的社会生活及文学活动与中国的社会生活及文学活动在具体性上是等值的。当下文学理论研究中的一些热门话题，如后现代话题、大众文化话题、图像化话题、道德话题等，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这种观念化倾向。(19) 另一种观念化倾向是使文学理论疏离于文学活动的现实。本该作为前提经常浮现于表象的社会生活具体与文学活动具体，被既有的一套观念或范畴阻隔在观念既定的规定性之外。这些观念以自身的不变规定着具体现实的变化。由此导致的结果，并不是具体现实的手足无措，具体现实仍然具体现实地活跃与发展着，而是观念化或范畴化的观念与范畴，它们只能把自己封闭在理论城堡中，或者在观念化的西论中寻找理论乐趣，或者满足于理论的自娱自乐。 比较具体的范畴的承上启下、居内而拥外的中介性，这是当下文学理论建构中已然引起重视并展开讨论的话题。巴赫金的交往对话理论，哈贝马斯的主体间性理论等先后被国内学者引入并进行讨论。但讨论没有深入到使多年来根深蒂固的二元论思维方法改变其决定性位置的程度。不少研究者仍然习惯于从二元分立乃至二元对立的角度思考问题。文学活动研究中创作与接受分立的做法、创作研究中风格与接受分立的做法、接受研究中接受与传播分立的做法、文学的美学研究中美与美感分立的做法、文学的生存论研究中人与环境分立的做法、文学理论中国特色研究中中国与世界分立的做法等，这些做法于当下的普遍运用，证明着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提出的范畴中介的研究方法，仍需要被认真理解与接受。马克思早在巴赫金、哈贝马斯之前，已对这种方法多有阐释并运用自如了。 比如在阐释生产与分配的关系时，马克思首先发问：“分配是否作为独立的领域，处于生产之旁和生产之外呢？”(20)这实际上便是对分配的中介属性的发问。他对此解答说：“在分配上出现的是地租、工资、利息和利润，而在生产上作为生产要素出现的是土地、劳动、资本。说到资本，一看就清楚，它被提出了两次：(1)当做生产要素；(2)当做收入源泉，当做决定一定的分配形式的东西。”(21)分配作为中介，使资本既获得生产属性又获得分配属性。因此，他进而说，“分配的结构完全决定于生产的结构，分配本身就是生产的产物，不仅就对象说是如此，而且就形式说也是如此”；(22)“在产品和生产者之间插进了分配，分配借社会规律决定生产者在产品世界中的份额，因而插在生产和消费之间”。(23)根据这种中介范畴理解，马克思不仅提示了中介范畴对于中介各方的联系，而且指出中介范畴构入中介各方，就其构入来说，也就是中介各方。 在文学理论中仍有很大理论份额的二元论，应该在中介范畴的设立中得到进一步解决。比如上面提到的文学活动审美属性研究中，一直存在的美与美感二元分立的情况，其实，从现实具体而言，它们是一体的。然而，分立性研究却造成了一种现实具体的假象，即在现实具体中美是美，美感是美感。要解决这类二元分立的问题，就特别需要中介思维方式，即审美是活动性的，它是美与美感的中介。就此理解，审美不仅使美与美感联系起来，而且通过审美观赏、审美感应、审美趣味、审美评价等中介性活动，构入美和美感，并使美与美感相互构成。由此，生动的审美具体，亦即美的具体、美感的具体便综合起来——美因美感而美，美感因美而存在美感；美在美感中并且就是美感，美感也在美之中并且就是美。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