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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由简单范畴上升到具体范畴是系统性地思考现实问题的正确方法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第三节开宗明义地指出，“从实在和具体开始，从现实的前提开始，因而，例如在经济学上从作为全部社会生产行为的基础和主体的人口开始，似乎是正确的。但是，更仔细地考察起来，这是错误的”。③马克思由此提出一个系统地思考现实社会状况的起点问题。为此，马克思提出由抽象进入具体的两个重要概念，即简单范畴与比较具体范畴。 作为思维起点的抽象的简单范畴与通往思维结果的那些具体的若干中介性的比较具体范畴，形成一种由此及彼的上升式逻辑关系。这里要特别注意两点，即简单范畴的原发性与比较具体的中介范畴的差异性的历史条件性。在马克思看来，简单范畴是那些在人类初始阶段简单的生存结构中既已历史存在或自然存在的关系的抽象；这些关系在随后不断复杂化的历史发展中，在日益高级的社会存在中，则表现为发达组织中的简单关系。与这类关系对应的简单范畴在精神的历史延续中未必在时间上与之对应性地被提出，倒往往是简单的关系在不发展的具体中已经实现，而对应的简单范畴却并未被抽象出来。比如“占有”这种人与物的原始关系，它作为氏族公社所有权的前提，在原始家庭或氏族公社之前便已存在，并实现为后来的家庭或氏族公社；那时，“那些通过较具体的范畴在精神上表现出来的较多方面的联系和关系还没有产生”。④随后，伴随着简单关系在比较发展的社会中不断现实化，与之相应的简单范畴才在比较发展的具体中作为一种从属关系的抽象保存下来。还是以“占有”为例，在资本主义社会的雇佣劳动中，“占有”是雇佣劳动关系的前提，但“占有”在雇佣劳动中的实现，则经历着一系列的具体关系过程，包括生产关系、分配关系、交换关系、流通关系，以及法的关系、家庭关系、国家形式及意识形式等。与后来这些发展的具体关系相对应的便是比较具体的范畴，它们是这些具体关系的一般性的抽象。于是，就精神获得程序而言，“占有”这一简单范畴，反倒实际上在以它为前提的那些比较具体的范畴之后被抽象出来。换句话说，规定着比较复杂关系的前提性的简单关系在后来各种较为复杂的关系得以实现时，它才作为前提性体现出来，因此才被抽象出来。 简单范畴由抽象上升为那些具体的比较具体范畴，在马克思看来，它们的获得是一个历史发展过程。“比较简单的范畴，虽然在历史上可以在比较具体的范畴之前存在，但是，它的充分深入而广泛的发展恰恰只能属于一个复杂的社会形式，而比较具体的范畴在一个比较不发展的社会形式中有过比较充分的发展。”⑤简单范畴只有在更为复杂的社会形式中才能得到深入而广泛的发展；比较具体的范畴，则在比较不发展的社会形式中，随着社会形式的发展而不断地提升与抽象为范畴，它不仅与作为它前提的简单范畴保持着统一性关系，而且与它所对应的具体保持一种历史性的统一关系。 这里有四个要点可以概括。第一，简单范畴所抽象的一般，它见于历史的简单原始活动中，并在后来的、延续至今的愈益复杂化的社会活动中一直作为一般的规定性而发挥作用，如生产与消费。第二，伴随社会活动的愈益复杂化，简单范畴的一般也愈益复杂与多样地分化出来，成为不同活动环节与不同活动样式的一般，这类一般便被抽象为比较具体的范畴，发挥着比较具体的活动规定性。如后来在封建社会与资产阶级社会出现的不同的占有关系与法的关系的一般性。第三，简单范畴向比较具体范畴的分化，是历史运动的结果，受历史条件制约，对应着不同历史阶段的具体，并归根结底体现为历史必然的延续过程。第四，与前提性的简单关系相对应的简单范畴，往往在与较为具体的关系相对应的较为具体的范畴之后被抽象出来，并且获得它所具有的前提性的认识。 把马克思简单范畴与比较具体的范畴的政治经济学思路根据其中的类比性联系到文学理论上来，我们立刻就会发现，当下中国文学理论无论是思维起点的抽象的简单范畴方面，还是由抽象而具体的比较具体的中介范畴方面，都存在有待在建构中解决的问题。 首先，就简单范畴而言，文学理论最具普遍性的范畴，须有两个端点，即文学活动历史源发处的端点和由历史延续至当下的文学活动的端点。只有这样的简单范畴，才能作为文学理论面向文学实践进行建构的抽象起点，即从这样的抽象开始。根据马克思对简单范畴原始追问的方法，可以说，文学理论所研究的文学对象的原始关系，乃是原始的后来被称为具有文学属性的那类活动关系，如原始巫术活动，及由此生发的诗乐舞一体活动、神话吟唱活动、图腾摹仿活动等。这类活动，已在艺术起源这个命题下被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这可以看作是人类文学的共源，即文学起源于具有文学属性的活动。不过，文学所由发生的不同民族的活动基点又是各有不同的，由此发生与发展的不同民族的文学也各有不同。因此，中国文学理论的简单范畴，虽然不排除世界文学活动的发展端点性的、概括着原始活动关系的简单范畴及相关范畴属性，如古希腊被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所概括的理式、迷狂、摹仿、悲剧，及后来被尼采强化的日神精神、酒神精神等，这些端点根据也不同程度地适应于中国文学活动；但更具有根基性的简单范畴，还须到中国自己的文学活动的历史端点去寻觅与发现——当然，这样的端点性的简单范畴，是思维化的抽象的端点，是中国古人最初的对于文学活动的思维成果，也是可以查得到的最初的文字记述。就中国古代文典而言，也就是《尚书》《左传》《国语》《论语》《易经》《老子》《庄子》之类中的有关记述。这类端点性的简单范畴所提取的文学活动的一般，可以在更为久远的社会活动关系与自然活动关系包括在原始劳动及原始巫术中找到根据。马克思就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这样为他的简单范畴寻找历史端点性根据的。那些古老的文典论述，如言志、载道、取象、中和、适乐、形神、气韵、兴味等，它们又被称为文学理论的元范畴。它们作为文学活动的原发的一般性被概括出来。问题在于，这类简单范畴的思维运作却在中国现代社会进程中出现了断裂，这就是20世纪初相当长一段时期的对传统的否定与批判。这种断裂造成中国文学活动的简单范畴并没有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理论包括当下文学理论的简单范畴；即是说，由于中国文学活动中最具有现实与历史一般性的简单范畴，没有在现当代文学理论中真正地作为由抽象上升到具体的理论思维的起点去对待，抽象的起点性根据便陷入随意与混乱的困境，而由此上升的具体就成为过多受当下实用性支配的具体。简单范畴历史延续性的断裂，不过是文学活动的历史延续性关系断裂的思维体现。 其次，马克思所强调的由抽象上升到具体的中介范畴即比较具体的范畴，在当下中国文学理论中则表现为空缺、孱弱以及混乱。根据马克思的观点，比较具体的范畴不是思维着的头脑的产物，而是具体的历史发展的产物。历史本身就是由简单而复杂的演进过程。文学活动也是这样，在文学活动的历史展开中，一些新的构成关系、规定关系、条件关系出现了，而另外一些相应关系则改变了或者消失了。它们综合地作用于文学活动，使既有文学活动在新的关系构成、关系规定与关系条件中发生历史性变化；在变化中，既有文学活动形态的变化，又有文学活动特征的变化，还有文学活动的功能、结构、价值、方法等的变化。每一种变化最初都是以一种偶然的具体的状况体现出来的，进而在变化的展开中，同类状况出现得越来越多、越来越频繁。于是，这些状况就有了可以被思维的头脑概括为一般的根据。如马克思所说：“最一般的抽象总是产生在最丰富的具体的发展的地方，在那里，一种东西为许多东西所共有，为一切所共有。这样一来，它就不再只是在特殊形式上才能加以思考了。”⑥以文学传播为例，在原始巫术时代，最初的文学一般即简单范畴如言志范畴、意象范畴，是通过巫术的原始诗乐舞方式，通过看与听而现场传播的；后来的文学书写，使诗从乐舞中得以独立，最初的表演性的巫术言志及意象一般性便进入书写的诗言志及诗意象一般性；书写由甲骨、竹板进入纸张印刷，书写的诗言志及诗意象一般性成为广泛交流、述情表意、知人论世、以意逆志的诗言志与诗意象的一般性。没有广泛交流的前提，就没有述情表意的言志与意象具体化。至于当下，电视、网络等大众传播手段，把文人专利的诗言志与诗意象充分地大众化、个人化，文人之志变为大众之志、个人之志，文人意象也充分个人化为大众性的幻象、梦象、异象及乐象。文学言志、表象的简单范畴在传播规定性的历史变化中不断地进行差异性的分化、具体化，与之相应，一系列较为具体的中介范畴，如抒情、比兴、形神、气韵、意境、兴趣等，以及当下电视视频、网络写作等也便陆续地被抽象出来。 从上述思路出发，当下中国文学理论向具体提升的比较具体的中介范畴存在着三个问题。一是比较具体的范畴是简单范畴在历史展开中的复杂化、分化及具体化，它们是历史的简单关系向复杂的社会关系演进的思维体现。简单范畴在现当代文学理论的断裂性缺乏，使得由简而繁的历史及逻辑演进过程无法系统性地坚持，由此提出的中介范畴往往是缺乏根据的中介范畴。二是当下文学理论中比较具体的中介范畴，很多是取自于西论的中介范畴，这些范畴相对应于西方社会生活与文学活动、西方生活理解与文学理解、西方生活现实与文学现实。它们被移植过来，往往未加转化地镶嵌到相应的中国理论文本的章节之中，直接构成文学理论的中介范畴，如存在主义范畴、女权主义范畴、结构主义范畴、新感性范畴、本质主义范畴、图像化范畴等。这类移来的比较具体的中介范畴，由于既没有历史根据，又没有中国已然展开的具体实践根据，以致出现缺乏体系性联系的理论板块化、拼凑化、观念化。三是比较具体的中介范畴，实际上是从历史具体及现实具体中提取的一般性范畴，它们体现着与现实的很密切的对应性。也正因为这种对应性，它们才能有效地进入现实具体，实现由抽象向具体的提升。而当下中国文学理论中既抽象着一般又敞开于现实的中介范畴，常常被观念性地封闭于现实具体之外。比如“文学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这个比较具体的范畴，应该贴着当下中国文学活动的意识形态状况进行建构。这样建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中西矛盾，传统与当下的纠结，大众与精英的互动与互化，社会主义生产活动与文学活动的互构关系等，便应是“文学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这一中介范畴向现实具体敞开的要点。然而，现有的代表性阐释，却把自己封闭在抽象的理论条文之中。⑦而这样的理论条文，如马克思所说：“所谓一切生产的一般条件，不过是这些抽象要素，用这些要素不可能理解任何一个现实的历史的生产阶段。”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