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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裕钊（1823—1894），字方侯，又字廉卿，初号圃孙，又号濂亭，湖北武昌人，道光举人，与薛福成、黎庶昌、吴汝纶并称“曾门四弟子”。曾国藩曾言：“吾门人可期有成者，为张裕钊、吴汝纶两生耳。”张裕钊先后在武昌勺庭书院、金陵凤池书院、保定莲池书院、武昌江汉书院和经心书院、襄阳鹿门书院等地执教，任讲席、山长等职，讲授古学，培养出一批文学之士，是清代文学史上的重要人物。 脱胎桐城又能越其藩篱 据《清史稿》载，张裕钊执教所到之处，“成就后学甚众”。曾国藩、刘熙载称其古文当世“海内第一”。晚清桐城派代表吴汝纶曾极力强调张在清代古文传承谱系中的重要地位，认为“清代足与文章之事者，姚鼐、梅曾亮和曾国藩后，惟张裕钊而已”，故“廉卿死，则《广陵散》绝矣”。 张裕钊的古文成就与其师曾国藩的点拨教诲密不可分。1850年8月，张裕钊在京师应试，恰时任礼部侍郎的曾国藩为读卷官，对其文甚为激赏。之后张拜入曾氏门下，二人来往颇密，其古文造诣日益精进，为文也由昔日的柔弱折入雄奇一途。 桐城派是清代文坛上最大的散文流派，而曾国藩被誉为桐城派文化的中兴者。“昭代盛文藻，桐城今所推。崛兴得湘乡，大途辟千期”。张裕钊出自曾门，自然承继桐城之风。然诚如费行简所论“独裕钊脱桐城派最早”，张脱胎于桐城又越其藩篱，自成一家。对于桐城文统及各位前辈，张深表尊崇，不过他并不甘于在桐城诸老脚下盘桓，心中实有凌迈前贤之志，故其对桐城派行文之不足，亦有独到看法。比如张认为方苞“未能自然神妙”、“风韵绝少”，刘大櫆“意不免芜近”，姚鼐则“质朴醇厚，实不及归、方……盖惜抱名为辟汉学，而未得宋儒义理之精密，故有序之言虽多，而有物之言则少”。正因胸怀颇高之学术抱负，张裕钊终领悟出“稍日苦求言语工，九天九地极溟鸿。岂知无限精奇境，尽在萧疏暗淡中”的道理，将雄奇与平淡合为一途。 启悟积累注重经世致用 自1883年起，张裕钊开始在莲池书院执教，扬播清末古文之风，成为践履曾国藩“词章之学,亦所以发挥义理者”理念的上佳人选。自入主莲池后，张裕钊十分注重对弟子们的学术培育。这在其日常教学中多有体现。如对怎样读史，张认为“夫博甄制度，亭决疑异，蘸史者之所宜先事也。有得有失而莫之辨，考古而不能知其意，擎欲以自慊何由？”对于熟谙历代政治制度，张将其提到经世治国的高度，“儒者读书稽古，虽一介之士，皆与有天下之责焉。将欲通知古今，讲求经世之大法，稽诸古而不悖，施之今而可行，其必自诸书始矣”。 张裕钊对学生的培养，注意力并未仅仅放在科举制艺上。他注重经世致用之学，恰在基于其对科举之弊端的深刻反思之上，该理念在他所撰《重修南宫县学记》中有过集中论述：“自明太祖以制艺取士，历数百年，而其弊已极。士方其束发受书，则一意致力于此。稍长则专取隽于有司者之作，朝夕伏而诵之，所以猎高第、跻显仕者，取诸此而已无不足。经史百家，自古著录者，芒不知为何书。历代帝王卿相、名贤大儒，至不能举其人。国家典礼、赋役、兵制、刑法，问之百而不能对一。诸行省郡县疆域，不辨为何方。四裔朝贡、会盟之国，不知其何名。卑陋苟且成于俗，而庸鄙著于其心。”虽篇幅不长，但紧扣“育才”与“治学”两大问题论述，文气贯通，浑然一体。张裕钊论文提倡“以意为主”，他曾说过：“及吾所自为文，则一以意为主，而辞、气与法，胥从之矣。”此文正是该主张的绝佳体现。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