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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评论：静水流深，呈示自我 就诗歌创作而言，一年不太可能出现什么明显的“转向”或“转折”，它更多的是在此前方向上的展开和深化。当代诗已极其多元、丰富，内部充满差异性：口语的、意象的、抒情的；现实的、现代的、后现代的；语言的、生存的；学院的、民间的；智性的、及物的；主流的、边缘的；性别的、地域的……“五花八门”、难以尽数。诗歌界“圈子”众多、“派系”林立。除却过于狭隘化、情绪化、意气用事等的缺憾之外，这样的情况却也正常，契合诗歌的自由品质。如果整个诗坛一团和气、彼此都写同一种诗，无论写得多么好、多么圆熟，恐怕都是令人乏味的，而现在这样的状况固然混乱有之、低水平重复有之、混水摸鱼滥竽充数有之，但却也是有活力、有成长性，包含着可能性的，正如诗人朵渔所说“不团结就是力量”。2017年，诗人们在进一步走向“四面八方”，各个呈现着不同的自己。“60后”、“70后”的写作群体应该是最富创造性和影响力、整体水准最高的。当然，如果说到诗歌的“变化”，可能更多的体现在年轻诗人那里。而今的年轻诗人写作的起点更高，接触的信息更多，想象力丰富，对于时代变化的体察更为敏锐，他们的作品是更可能包含和形成诗歌新美学的。有诸多刊物对年轻写作者予以关注，《作品》杂志设置“推手·90后推90后”栏目助力“90后”写作者，《草堂》诗刊设置“最青春”栏目，主要发表“80后”、“90后”诗人的作品，《人民文学》则专辟“90后”栏目，2017年发表了庄凌、炎石、颜彦、李昀璐等“90后”作者的诗歌作品。 2017年8月，第33届青春诗会在甘肃举行，《诗刊》社为15位青年诗人每人出版一本诗集。霍俊明主编的“中国好诗”第三季出版，李南、梁晓明、胡弦、叶舟、何向阳、荣荣、姜念光、蓝野、白庆国、严彬的10本诗集入选。此外，雷平阳的《击壤歌》、李少君的《我是有背景的人》、张执浩的《神的家里全是人》、毛子的《我的乡愁和你们不同》、梁平的《家谱》、韩文戈的《万物生》、潘洗尘的《这是我一直爱着的黑夜》、蓝蓝的《唱吧，悲伤》均厚重而独异，有着较高品质。 诗歌评论方面，有数本具有个人鲜明风格特色的评论文集出版，如张清华的《像一场最高虚构的雪》、敬文东的《感叹诗学》、李犁的《烹诗》、霍俊明的《先锋诗歌与地方性知识》等，均形成了个人化的语体风格和观念体系，各有“独门密技”、卓尔不群。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诗想者·学人文库”的“‘70后’诗歌批评家文丛”推出陈卫、刘波、熊辉、易彬、张立群、王士强六人的评论集，是对“70后”诗歌研究者的一次集中推介。 AI写诗与“底层写作” 2017年，AI写诗并出版诗集可以称得上一个事件。5月19日，微软联合图书出版商湛泸文化在北京发布诗集《阳光失了玻璃窗》，其著作者为微软人工智能机器人小冰。AI写诗在诗歌界引起了一时热议，大多数人认为人工智能没有情感、缺乏灵性、没有生活经验和生命记忆，其诗歌很大程度上只是词语的随意组合，是语言的游戏和空转，即使可以称为诗也难称好诗。不过也有诗人指出，人工智能的学习能力非常强，有着无限的可能性，它现在只是迈出了第一步，未来往哪个方向发展、发展到什么程度，能给人类带来什么是今天的人们所无法想象的。实际上，仅就现实性而言，微软小冰的出现也是重要的，它至少可以是一个镜鉴，小冰写得固然还不够好，但是写得还不如小冰的诗人也大有人在，也就是说，小冰的工作已经完全可以替代这一部分写作者了。在这个意义上，人工智能诗歌的出现提高了现代诗的门槛，对诗歌写作和诗歌写作者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人工智能写诗代表了现代高科技进行诗歌创作的可能，比较“高端”，现实之中还有处于“低端”的为数众多的“底层写作者”。“底层写作”体现着现实主义精神和人文精神，同时也体现着一种可贵的写作伦理。师力斌、安琪主编的《北漂诗篇》收入100余位“北漂”诗人的诗歌作品。其中的“漂”对具体个体而言意义不尽相同，但无论如何，这一行动重新提出了诗歌如何处理现实、面对现实以及当今时代诗人何为的问题。2017年末，由《作品》杂志社组织的“我们的声音，诗歌进工厂”诗歌朗诵及研讨活动在广东举行。AI写诗和底层写作一定意义上可以构成一个象征，代表了当今社会现实的两个极端，机器的人化与人的机器化、资本与权利、发展与生存、自由与伦理……它们构成了无比复杂、立体、混沌的“现在”，而“未来”也必然与此有关。这同样是我们时代的诗歌所需要面对的问题和挑战。 这一年，诗人罗门、余光中、屠岸先后去世。他们都是出生于上世纪20年代的诗歌老人，参与和见证了新诗的历史，他们的离去使中国新诗的某些重要区块发生了结构性的坍塌。好在诗人还有作品留在人世，作品在，某种意义上他们的生命仍在。人的自然生命终归有限，是非功过留与后人评说，那些为人为诗俱好、人与诗相统一的，其人其诗之间会互相成全、相得益彰，反之，则会有一种消解、递减的效应。这是对我们时代诗人的一种提醒，也是常言所说“做诗先做人”，“欲为诗，先修德”的道理。余光中曾说诗人的工作是“与永恒拔河”，每一个诗人的写作其实都应该是朝向永恒的，“与永恒拔河”。时代的喧嚣与浮躁是客观现实，而诗歌更多的应该是一种反制和纠偏，诗人应有从喧嚣中脱身的能力，应该有沉静下来、慢下来的定力，应该有“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勇毅。如此，其人其诗才可能距离永恒更近一些，也才算尽到了一位诗人的本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