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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诗历来以对现实的深刻表现见称。杜甫虽未像李白那样明确标举怨刺，但其晚年以“比兴体制，微婉顿挫之词”(《同元使君舂陵行序》)(20)评元结《舂陵行》、《贼退示官吏作》二诗，实际上是对元结诗歌反映时事、怨刺上政的一种理论概括。元结二诗以直写情事为主，所以杜甫这里所说的“比兴”并非作为艺术手法的比兴，而是指表现社会现实的写实精神。所谓“比兴体制”，略近于后来白居易所提倡的“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与元九书》)(21)。和白居易单方面强调“为君、为臣、为民、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新乐府序》)(22)不同，杜甫在提倡诗歌对现实有所规讽的同时，还称道元结诗歌在艺术表现上的“微婉顿挫”。“微婉”意近李白所说的“微而彰，婉而丽”，亦可见李、杜在怨刺的审美风格上看法比较接近。“顿挫”在这里应该指叙事之“迂回曲折，有余不尽”(23)。元结二诗结体简直，语言质朴，艺术上和杜甫的称誉有一定距离。相较而言，杜甫自己抒写时事的作品如“三吏”、“三别”之类，不但内容上符合“比兴体制”，艺术上也较元结之作更称得上是“微婉顿挫之词”。杜甫如此激赏元结《舂陵行》，序言中又说“简知我者，不必寄元”，意在抒发“吾道不孤”的喜悦，借此阐扬一种新的创作风气，有深意焉。明乎此，再结合其“别裁伪体亲风雅”(《戏为六绝句》之六)(24)的主张，可知杜甫怨刺诗学的主要内涵，即标举风雅，恢复诗歌反映现实和民间疾苦的传统，在艺术上反对直露，追求“微婉顿挫”的效果。 杜甫在“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25)的理想驱使下，汲取汉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叙事传统，在创作中特别重视对重大政治事件与现实生活的深度表现，创作出像《悲陈陶》、《悲青坂》、《哀江头》、《哀王孙》、《兵车行》、《丽人行》乃至“三吏”、“三别”等一系列反映“安史之乱”前后唐代社会政治生活的作品，可谓深得“比兴体制”，故后人多以“诗史”称之。艺术上以直接赋写为主，而能得叙事之真，给读者一种“文已尽而意有余”(26)之感，而诗人的褒贬全在言外，可谓深得汉乐府的遗意。例如“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27)、“犬戎直来坐御床，百官跣足随天王”(《忆昔二首》之一)(28)等，都是通过极其强烈的对比，达到对现实的深刻揭露。又如《石壕吏》通首叙事，结尾以“天明登前途，独与老翁别”(29)来暗示老妇已被征去服劳役，无一字议论，而官吏之横暴、百姓之怨苦不言而喻。明代李攀龙说杜甫乐府“直赋时事”，与李白“援古以讽今”(30)不同，正是看到了这一点。 杜甫深受儒家温柔敦厚诗教影响，在讽谕时事、反映现实时，情感表达上往往怨而不怒、哀而不伤，和李白怨刺诗的自然奔放不同。所以刘鉴《合刻李杜分体全集序》论李、杜之别，以李白《梁甫吟》、《行路难》拟《巧言》、《巷伯》，而以杜甫《骊山》、《洞房》比《匪风》、《下泉》(31)，可谓有见。杜诗在表现时事时，即便偶有议论，也鲜少直接褒贬，而是或借旁人口吻出之，如《兵车行》“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32)；或以虚拟之语出之，如《丽人行》“炙手可热势绝伦，慎莫近前丞相嗔”(33)；或以反语出之，如《秦州杂诗》之二十“唐尧真自圣，野老复何知”(34)，《北征》“不闻夏殷衰，中自诛妹妲”(35)；或以幽默之语出之，如《忆昔二首》之一“关中小儿坏纪纲，张后不乐上为忙。至今今上犹拨乱，劳身焦思补四方”(36)等等。汉儒“主文而谲谏”的主张，在杜诗中有着相当完满的体现，也由此获得明、清诗论家的交口称赞，肯定其能为尊者讳，体现了诗人忠厚之旨。要之，杜甫讽谕诗的基本格调是“哀时”(《咏怀古迹五首》之一)(37)之感、“忧黎庶”(《同元使君舂陵行》)之情，基本上是出于忠君爱民的立场。 杜诗的讽谕，往往在叙事中见出，尤其善于将个体命运放在宏大的时代背景下加以表现，在不动声色中揭示出事物的本质和诗人自己的道德立场。例如“三吏”、“三别”就是截取“安史之乱”中具有典型性的事件加以表现。这种将个体的哀乐和时代的兴衰剧变相联系的写法，符合汉儒所提倡的“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诗大序》)(38)，可谓在新的时代背景下重新恢复了传统的风雅精神。杜甫《咏怀古迹五首》之一在肯定庾信“暮年诗赋动江关”时，是以“哀时且未还”的“词客”庾信自比的(39)，而以一己之哀乐系国家、时代之兴衰的写法，也正是庾信和杜甫在创作上相通的地方。 从上文所述李、杜怨刺诗学来看，基本上是以儒家美刺之说为其理论渊薮，而在具体的创作中，则对于从诗、骚到汉乐府的艺术都有所汲取。李诗长于比兴托喻，而杜诗长于直接赋写，二者在艺术上有隐、显之别，故李诗之怨刺识者少，而杜诗之怨刺知者多。白居易《与元九书》就比较推崇杜诗的讽谕功能，而对李诗的讽谕功能重视不够： 唐兴二百年，其间诗人不可胜数。所可举者，陈子昂有《感遇》诗二十首，鲍鲂有《感兴》诗十五首。又诗之豪者，世称李、杜。李之作才矣，奇矣，人不逮矣；索其风雅比兴，十无一焉。杜诗最多……然撮其《新安》、《石壕》、《潼关吏》、《芦子》、《花门》之章，“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之句，亦不过三四十。杜尚如此，况不逮杜者乎?(40)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