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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今词体起源说的评述与思考

http://www.newdu.com 2018-02-20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 钱志熙 参加讨论

    内容提要:词体起源作为一个文体起源的问题,应该放在文学史研究中文体起源问题的理论视野中来推究。唐人还没有充分意识到词作为一种新的诗歌体裁的意义,词的起源问题始于五代,至宋有多家之说,多为现代词史家所取舍。考古今词体起源说,大体可分为词起于新声变曲、词起于燕乐、词起于声诗之变、词起于乐府之变、敦煌词为词的源头这样几个主要类型。从学术史的角度来说,古今词源说中其实存在着不同的学术立场的问题。近现代的词源学,则明显地存在着新旧学术的不同分野。
    关 键 词:词的起源/燕乐/声诗/乐府/敦煌词
    作者简介:钱志熙,浙江乐清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词体起源是古今词学的核心问题之一,任何一部旨在对词史作出整体的叙述与论说的著作,都无法回避这个基本问题,而专门研究的论著更不在少数。正如谢桃坊所说的那样:“词体起源是一个相当复杂的学术问题。本世纪以来,它引起了许多词学家与学者的兴趣,发表的专题论文即有二百余篇。”①可以说,每种文体都有起源的问题,但起源问题在不同文体研究中的位置与重要性是不同的。词是后起的文体,是中国古代诗乐结合的新传统。②从与音乐的关系来看,由于时代较晚等原因,有关词体的音乐背景及词在发展过程中与音乐的具体关系的史料,远较风诗、雅颂、汉魏乐府为多。在诸种诗歌体裁系统中,词体发生的音乐真相,远较此前的各种诗体发生的音乐真相清晰。但是,关于词的起源问题看法上的纷纭,以及学者在这方面争讼的热烈,却胜过有关五、七言诗起源的讨论。词体起源问题的复杂性,以及其在词学研究方面的重要性,大概只有赋体起源问题可以相比。五、七言诗的起源问题,不一定会被诗史家作为叙述诗史的必要起点来对待;词与赋的起源,却是词史与赋史各自绕不开的问题。或许可以这样说,在词源溯理方面的高低,决定了一部词史或词学史的质量高低。同样,选择不同的词源之说,也等于是选择了不同的词史建构方式。
    从早期对词源的简单的事实陈述,到文学史和音乐史家对词的起源及其早期发展真相的系统综合的研究,并且明确地提出词的起源,或词源这样的学术范畴③,词的起源研究也与其他古代文学问题一样,经历了从古代到现代的学术形态、方法与观念的演变,可以作为辨析古今学术之变的典型个案。所以,词体起源的问题既是一个文学史的问题,同时也是一个学术史的问题。鉴于上述这些原因,本文不准备对历史上各种词源之说作简单的是非判断,而是尽可能历述各种有价值的词源说与词体起源研究,并进行适当的概括与分析,来展示在对该问题的研究方面古今学术的演进过程。而且尽量从文体起源问题研究的一般学理出发,对词源研究的历史进行一番评述。
    对于某一特定文体的起源进行解释,或者说文体起源作为一个学术问题的提出,大体是在某种文体已经完全确立、成为与众多旧文体并立的一种突出的新文体而存在的时候。在中国古代,由于尊古、崇雅等观念,一种新兴的俳俗之体刚出现时,常常受到轻视与忽略,长期得不到正统舆论的承认。这使得特定文体的起源问题,常常因为缺乏早期的原始记载而变得异常复杂。许多时候,有关某一文体起源的最早记叙与讨论,其实是一种追述。如果我们称这种最初的追述为文体起源问题的开端的话,这个开端常常离该文体的最初发生已有相当一段距离,这时早期的真相往往已经模糊。所以,当学者注意到某一文体的起源问题时,不仅只是对事实的一种钩沉,更包含着对事实的认定的方式。所以,各种文体起源说,不能仅看作是史实的考证,更带有文学史建构的意义。
    词渊源于南北朝后期的新声变曲,在唐代也仍然是新声变曲的一种。文人一反长期以来作诗以待乐工采集而后被以声律的被动局面,主动地为流行的新声变曲填词,依曲拍为句,填词之法渐盛。这的确是诗乐结合的新方式,在唐代尤其是这样。但在唐代,文士并没有充分意识到这是一种与古乐府、声诗迥异的新诗体,似乎也没有特别地感觉到这是一种新的诗乐结合方式。崔令钦《教坊记》、段安节《乐府杂录》都比较详细地记载了开元、天宝时期教坊俗乐的情况,也记载了许多与后来的词调(词牌)同名、有渊源关系的俗乐曲调,但是没有对词乐、词体起源作明确的论述。中唐元稹《乐府古题序》论述历代诗乐关系的流变,列举历来诗歌名目,认为“由操以下八名(笔者注:即操、引、谣、讴、歌、曲、词、调),皆起于郊祭、军宾、吉凶、苦乐之际。在音声者,因声以度词,审调以节唱,句度短长之数,声韵平上之差,莫不由之准度。而又别其在琴瑟者为操、引,采民甿者为讴、谣,备曲度者,总得谓之歌、曲、词、调,斯皆由乐以定词,非选词以配乐”。④元稹所在的中唐时期,文士倚曲填词之体已经流行,所以这里关于“由乐以定词”的描述,应该也包括了新起的填词之体。尤其是“句度短长之数,声韵平上之差”,与词体创作情况十分符合。但是这里所说的“由乐以定词”的范围,比狭义的词体要广阔得多。王灼认为元稹说操以下八名“皆由乐以定词”是夸大的事实,但王氏并没有否定古乐府中存在着“由乐定词”的情况⑤,它包括诸如魏晋以降历代的鼓吹乐章,均是按汉代鼓吹曲辞铙歌十八章的乐调制作。在元稹看来,“因声以度词,审调以节唱,句度长短之数,声韵平上之差”,是古已有之的。所以,在唐人的观念中,“倚曲填词”并非前所未有的新事物。或者说,对于后来蔚为大国的填词体作为新的诗歌体裁、新的诗乐结合方式,唐人认识得并不充分。事实上,两宋之际的郭茂倩,还是按照音乐同属隋唐以来燕乐的理由,将词与隋唐以来各种新声杂曲都归入近代曲辞之中。这说明将词作为乐章文学中一种全新的、独立的体裁认识的取得是经历了一个过程的。这也是词在发生期的事实没有得到及时记载的主要原因。
    总的来说,唐人没有为词体起源提供明确的说法。较早具备整体眼光的词体起源说始于五代欧阳炯《花间集序》。欧阳氏是从远源与近源两个方面来说词源的。在追溯远源时,他将词与古老的乐歌传统联系起来:
    镂玉雕琼,拟化工而迥巧;裁花剪叶,夺春艳以争鲜。是以唱云谣则金母词清,挹霞醴则穆王心醉。名高白雪,声声而自合鸾歌,响遏行云,字字而偏谐凤律。杨柳大堤之句,乐府相传;芙蓉曲渚之篇,豪家自制。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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