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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毓盘《词史》认为古乐府诗乐之分为词体兴起的契机。他认为汉乐府诗乐合一，至魏晋诸家拟乐府，逐渐脱离音乐，多为徒诗五言，后来又逐渐进入近体格律。“论者以梁武帝《江南弄》、沈约《六忆诗》四首，字句相同，若填词然，谓即词体之初起云。”(49)汉魏与南北朝乐府曲调相继沦亡，唐人所作乐府，皆不入乐。唐乐的主体为采诗入乐，而诗乐之间的矛盾始终存在，这就为一种新的音乐文体的产生提供了历史的机遇。刘氏根据上述的事实，提出“论词之初起由诗与乐府之分”(50)的观点： 古乐府在声不在词。唐之中叶也，旧乐所存，其有声有词者，《白雪》《公莫舞》《巴渝》《白苎》《子夜》《团扇》《懊侬》《莫愁》《杨叛儿》《乌夜啼》《玉树后庭花》，凡三十七曲。有声无词者，七曲而已。(原注：见《碧鸡漫志》)。唐人不得其声，故所拟古声乐府，但借题抒意，不能自制调也。所作新乐府，但为五七言诗，亦不能自制调也。其采诗入乐，必以排调、有衬字者为词体。(原注：见《乐府解题》)盖解其声，故能制其调也。至宋而传其歌词之法，不传其歌诗之法。于是一衍而为近词，再衍而为慢词，惟小令终不如唐人之盛。(51) 他认为古乐府声调失传，唐人多采诗入乐，是为歌诗之法。其中排调有衬字者变为歌词之法。这似乎是说唐代存在着歌诗与歌词两种方法，至宋歌诗之法失传，歌词之法独盛。但是刘氏的真正意图，是在强调词乐与前此的古乐府、诗乐之间的联系，与宋人王灼之说接近。 敦煌词的发现，对于词源问题有巨大的推进。新旧各派词学家都从各自的学术立场出发来探讨敦煌词的词史价值。王国维晚年对敦煌文献的研究取得很大的成就，他注意到敦煌曲子词的发现在词学史上的重要意义。敦煌文献中保存有中国最早的词集《云谣集》(S1441，P2838)，存曲子词三十首。王国维见到目录和曲子词三首，遂作《唐写本云谣集杂曲子跋》云： 此卷首题《云谣集杂曲子共三十首》。其目为《凤归云》四首，《天仙子》二首，《竹枝子》《洞仙歌》《破阵子》《换(浣)溪沙》《柳青娘》《倾杯乐》则不著首数。其词为狩野博士录出者，《凤归云》二首，《天仙子》一首而已。按此八调名，均见崔令钦《教坊记》所载曲名中。《唐书·宰相世系表》有国子司业崔令钦为隋宏农太守宣度之五世孙，则其人当生玄、肃二宗时。《教坊记》记事讫于开元，亦足推其时代，则此八曲，固开元教坊旧物矣。郭茂倩《乐府诗集·近代曲辞》中有滕潜《凤归云》二首，皆七言绝句，此则为长短句，此犹唐人乐府见于各家文集乐府诗集者，多近体诗，而同调之见于《花间》、《尊前》者，则多为长短句，盖诗家务尊其体，而乐家只倚其声，故不同也。《天仙子》，唐人皇甫松所作者不叠，此则有二叠。《凤归云》二首，句法与用韵各自不同，然大体相似，可见唐人词律之宽。《天仙子》词特深峭隐秀，堪与飞卿、端己抗行。惜其余二十余篇不可见也。(52) 王国维的看法包含了下述学术观点，都涉及词体起源的问题： (一)敦煌曲子词与教坊曲的关系。崔令钦《教坊记序》见存于《全唐文》卷三六九，文中言及他“开元中”“为金吾仓曹”及作《教坊记》之缘起。王国维未见到此序，但考证崔令钦为唐玄宗和肃宗时人。他将《云谣集》中八个词调与教坊曲名比较，断定它们“固开元教坊旧物”。这可说明敦煌曲子词所用词调是盛唐流行的燕乐曲，为词体起源于盛唐找到了一条重要证据。 (二)曲子词与声诗的关系。王国维发现宋人郭茂倩所编《乐府诗集》中“近代曲辞”所收唐人歌辞基本上是“近体诗”，同曲调的作品在《花间集》和《尊前集》里则多为长短句。显然唐代的燕乐歌辞存在声诗和长短句两种形式。关于其原因，王国维以为是“诗家务尊其体，而乐家只倚其声”。两种形式的作者，一为“诗家”，一为“乐家”。“乐家”的“倚声”制作创造了一种新的音乐文学样式。这个学术假设，现在已经得到证实了。 (三)唐人词律之宽。王国维比较敦煌曲子词两首《凤归云》，见到它们在句法和用韵方面，当然还有字数，皆各不相同，但存在一定的规律，断定它们“其体相似”，即体制相似，应为同一词体。他又将双调《天仙子》与《花间集》里皇甫松同调作品比较，见到皇甫松的是单调。因此得出结论：“可见唐人词律之宽。”明代词学家沈际飞曾认为：“花间诸词，未有定体。”某一词调之作品未有定体，则尚未形成严密的格律。此说在词学史上影响巨大，使研究词律者感到困惑。王国维认为唐人之词是存在“词律”的，但较宽而已。当时“词律之宽”是词人倚声制词必然产生的现象。 与王国维题跋差不多同时，朱孝臧将《云谣集杂曲子》刻于《彊村丛书》之首，并且大加赞赏：“其为词朴拙可喜，洵倚声椎轮大辂。”(53)明确地肯定敦煌词为词的早期形态。这一观点对后来的词史家影响深远。会合二十世纪二三十年的歌谣热，胡适、郑振铎等人强调词的民间源头，突破了千年来词史的探讨局限于燕乐与文人词范畴的局面。其中夏承焘对敦煌与教坊曲作为词史源头的一系列论述，形成了以敦煌词为中心的新的词源论。对此，笔者在《夏承焘词史观与词史建构评述》一文已经作了一些评述。(54) 以上词起于新声变曲、词起于燕乐、词起于声诗之变、词起于乐府之变，以及敦煌词作为早期词的发现，是古今词源说的几个主要类型。从学术史的角度来说，古今词源说中其实存在着不同的学术立场的问题。近现代的词源学，则明显地存在着新旧学术的不同分野。承传传统的刘毓盘、吴梅、冒广生与向来被视为新词学一派的胡适、郑振铎、胡云翼等家，在词源说上存在着明显的分野。主要是属于旧学，同时又积极吸收新学的王国维、夏承焘等人，则希望综合新旧各说，以敦煌词为重心构建新的词源说。可见词源说的问题，也是了解古今学术变迁的重要角度。同时我们可以看到，词源在任何时候，都是整体构建词史或词学史时不能撇开的问题。 词源问题，被称为千年学术公案。从学术史的角度来看，可以分为两大段：第一大段是从五代至宋元明清，为古代词学对词体起源的记述与论述。其中五代至两宋时期各家词源说尤具学术价值。这是因为此期与发生期时间接近，并且促使词体产生的诗乐结合的原生态仍然存在，所以与事实更加接近。第二大段是进入20世纪后关于词的起源问题的综合、系统的学术研究。这时期的词源研究，作为文学史研究、词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而存在，引发了现代学者持续不断的研究。当然，这两大段是紧密联系的，即20世纪词源研究事实不能像其他的文学史问题那样撇开古代诸说而完全另辟一途，它其实是对古代词源说的进一步科学化的研究，当然也有站在20世纪学术、或者说现代学术的本位立场上，对古代词源研究的价值认识不足的问题，在一些事实上古人已经有明确定论的问题上纠结过多，将明确的问题又引入复杂、模糊的状态。另外，20世纪古代文学研究的许多问题，是新的研究体制与西方的文学观念、文学史研究方法引进的结果，所以与传统相比，有一种崭然出新的感觉；但词源研究不属于此类问题，它基本上是一个传统课题的现代阐述，现代词源研究与古代词源说在阐述的对象、甚至思考的方式上，并没有根本的变化。这里其实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词源研究其实又是一个音乐史的课题。而由于中国古代儒家对礼乐的重视，乐府音乐、词乐的研究，在古代已经形成一个比较自觉的研究传统。事实上，以凌廷堪为代表的燕乐调研究，作为词乐研究的重要基础工作，直接开启了20世纪中国、日本诸家的燕乐研究。这种燕乐研究，无疑为20世纪词源研究的创新奠定了基础。所以，词源研究方面的古今学术形态的演变不像其他学术问题之大。 词体的起源与发生、发展，应该是一种历史的事实，但它又不是一种简单的事实，而是一个复杂的事实。任何复杂事实的揭示，都有赖于历史研究方法的进步。词体本身的界囿大体上讲还是清晰的，但它的起源与产生的音乐与文体方面的背景，却远大于词体本身。因此，人们可以选择各自的角度来讲述这个问题，最常见的如从乐府、声诗、燕乐等不同的角度来寻找词的起源，会形成很不相同的词源说。这里面其实还涉及不同的诗歌史观与艺术价值观念的参与。所以，虽然词体的起源可以理解为一种历史事实，但词史研究中的词源说却除了事实的陈述之外，还带有词史建构的性质。 从大的学术视野来看，词源研究不仅是一种文化事实的起源研究，更是一种文体的起源研究。特定文体的起源，是文学史研究中的重要课题。中国古代的不少文体，在起源的问题上都存在难以完全究明真相，甚至聚讼纷纭的现象。这其中有些是原始记载的缺乏造成的，但也有文学及文体史观念与研究方法的问题。所以，文体起源问题本身就是一个需要研究的问题。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词体起源问题尤其突出。其作为问题的复杂性及长期困扰研究者、难定一说的情况，大概只有赋体的起源问题堪与相比。所以，我们在评述并反思古今词源研究时，也有必要从文体起源研究的一般情况出发来解释。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