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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回归实践与当代中国文论重建 由上文的分析可知，对于“强制阐释”之后的当代中国文论的建设发展，尽管目前有所谓“回归文学论”的重建思路与主张，还有“回归传统论”的重建思路与主张，但都未能走出强制阐释的理论困境。那么，在“强制阐释”之后，我们的文论重建如何才能突破强制阐释的理论困境并为当代中国文论的创新发展提供可能呢？ 我们知道，张江先生对强制阐释的批判是从其四个逻辑支点展开清理的，一是“场外征用”对具体文学对象及实践的偏离；二是“主观预设”将“实践沦为证明理论的材料”；三是“非逻辑证明”对具体常识的无视；四是在“认识路径”上“用理论阉割、碎化实践”。我们可以看到，张江先生对强制阐释的这些批判与清理实质上都有着同一个问题指向，即对具体文学实践的忽视，从认识论根源来看，也就是张江先生所指出的，“理论构建和批评不是从实践出发”，“而是从既定理论出发，从主观结论出发，颠倒了认识和实践的关系”。[20]而背离了实践这一理论构建的根本出发点，这正如有学者所认为的，“离开了文学实践，理论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然而，这一常识却常常被人们忽视”。[21]这就要求我们的理论构建从具体的文学实践出发，而不是也不能在一种理论的封闭和孤立状态中制造话语。 联系上述两种文论重建思路与主张，我们不难发现，这两种思路与主张的理论误区也正在于：将文学与文论封闭起来，并造成了理论构建与具体文学实践的疏离。如果说“回归文学论”的重建思路与主张是封闭在了一个文学自足的范围，那么，“回归传统论”的重建思路与主张则在认为“中国存在着一种古今一脉相承的文论体系”[22]的同时，也陷入了这样一种脱离具体时空语境的自我体系的封闭，并最终都在一种理论的封闭和孤立状态中远离了具体的文学实践，而这也正是它们终究未能走出强制阐释的理论困境的根源所在。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认为，当代中国文论的重建要走出强制阐释的理论困境，实现从“强制阐释”到“本体阐释”的理论构建，就必须从强制阐释的认识论根源入手，将其理论构建的认识逻辑从理论与实践倒置的强制逻辑校正过来，从而重新恢复理论与实践的正确关系，回归到实践这个根本出发点上来，从具体的文学实践活动出发，并在这一基础上进行一种有效的理论重建。具体来说，又需要正确把握和处理好以下两个方面的关系问题。 一是理论构建的学科性质与其他学科理论的关系问题。 文学理论是关于文学的理论，它是对文学的属性、特点和规律的研究，这也决定了其理论构建的学科性质。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的理论构建，就如张江先生所指出的，“必须指向文学并归属文学”，[23]并建立在“对文学实践的深刻把握”的基础上，否则，“其必然结果是，理论的存在受到质疑，学科的建设趋向消亡”。[24]而正是在这一点上，张江先生在针对当代西方文论，尤其是批评理论那种偏离文学对象，“抹煞文学理论及批评的文体特征，导引文论偏离文学”的强制阐释问题作出批判的同时，也表现出了对文学理论学科性质的坚守与维护。[25] 但同时需要指出的是，我们坚持文学理论的学科性质，也并不意味着把文学及文学理论封闭起来进行理论建设，忽视对其他学科理论的借鉴吸收。而这也正是我们针对前面论及的所谓“回归文学论”的重建思路与主张及其文学自足观点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我们在这里也并不是要否定这种“回归文学论”的重建思路与主张是出于对文学理论学科性质的某种思考，这从它对文学文本的重视就可以看出，张江先生也强调我们的理论阐释不能背离文学文本，这无疑也是对的。但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我们的理论构建不能没有对“文学理论学科性质的严肃思考”，“文学理论必然也必须是关于文学的理论”，而“所谓的关于文学”，从文学实践的层面来说，自然不能忽视文学文本的重要性，但同时也“不仅是指文学文本”，而是包括与之相联系的各种“人类生活”及“相关的活动”，[26]并构成了文学理论研究的对象。我们前文提到的艾布拉姆斯也曾指出，文学作为一种活动，其由世界、作品、作者、读者等四个要素组成，显然也不是以所谓文学自足而把文学文本孤立起来，而是将文学视为与人类社会、历史、文化相联系的一种实践活动。这就需要我们的文学理论研究与建设从这一实践活动出发，广泛吸收借鉴其他学科理论的观念、方法与理论成果，从哲学的、社会的、历史的、政治的、文化的、心理的等多维角度打开文学研究对象的阐释空间，认识和理解文学的生成与发展，而不是也不能将文学这一研究对象置于一种封闭与孤立状态中去理解与阐释。这也是我们前面提到的俄国形式主义与英美新批评在西方文论发展道路上最终难以为继的原因。而张江先生所说的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的批评理论也正是以对这一理论倾向的反拨姿态而出现的，从这一点来看，这种批评理论对社会历史和文化的关注在当时对于打破上述的理论封闭无疑有其积极意义的一面。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张江先生所批判的批评理论的强制阐释问题，就其对其他学科理论的运用而言，并不在于它这样一种理论的运用及从社会历史文化的理论视野为认识、理解文学提供的思想资源、观念与方法，而在于它运用这些理论时走向了脱离文学实践、无关文学对象的“泛文化”领域。[27]也正因此，尽管张江先生反对上述这样一种对场外理论脱离文学实践、无关文学对象的强制征用，但也并不否定文学理论研究与建设对其他学科理论成果的吸收与借鉴，而是“从来都赞成，跨学科交叉渗透是充满活力的理论生长点”[28]，他同样反对将文学视为一种文学文本的自足对象而“重蹈西方文本中心主义的老路”。对此，张江先生指出，文学文本只是“整个文学实践活动”中的一个环节，其“生成和定型”受到各种社会历史文化等复杂因素的影响和制约，把文学及文学理论看作一个自足封闭的体系同样是一种“偏执与极端”。[29]正如乔纳森·卡勒所指出的，“来自其他领域的著作”可以为“思考文学”提供“强有力的资源”，[30]然而也不是说变为一种“根本与文学无关的‘理论’”的“捣乱”。[31]这就要求我们的文学理论建设坚持理论构建的学科性质，但并不是走向一种理论的封闭，也需要向其他学科理论的借鉴吸收，并必须立足于具体的文学实践活动，也就是张江先生所说的，将“其理论成果落脚于文学，并为文学服务”。[32] 二是理论构建的中国话语与西方文学理论的关系问题。 我们的文学理论需要有自己的声音，用张江先生的话来说，就是“不能以引进和移植代替自我建设”，[33]这是张江先生对当代西方文论进行强制阐释批判得出的结论，并关涉到一个理论构建的中国话语与西方文学理论的关系问题。 张江先生曾指出，“重建中国文论必须有自己的理论基点”，我们要“坚持民族化方向，回到中国语境，充分吸纳中国传统文论遗产”。[34]我们认为，对于中国传统文论遗产的合理成分的充分吸纳，自然是必要的，也是我们需要的，但同时要明确是，这也并不意味着对西方文学理论的排斥与抵制。而这也正是前述所谓“回归传统论”的重建思路与主张“以它的中国性证明它的正确性”所出现的问题，在这种观点看来，“是西方话语的引入使得中国话语矮小化、苍白化，使我们进而失语的，因此要清洗掉西方影响”，[35]这种观点的排他性是显而易见的。 对西方文学理论及文论话语的排斥与一味否定，和张江先生所指出的那种对它缺乏辨识的盲从[36]一样，都是一种不科学的做法，是从一个极端到了另一个极端。我们并不否认不同国家、民族及文化存在着不同的文论话语，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各个国家、民族和文化，都有依托自身语言的自己的文论话语”，显然，中国文论话语亦是如此，但它也“不是一种与世界绝缘的独特话语”，更不意味着与其他民族和文化的文论话语的“相互排除、相互封闭”。[37]巴赫金曾指出，任何思想都不是生活在自我“孤立”状态，“它如果仅仅停留在这里，就会退化以至死亡”，思想只有同“别的思想发生重要的对话关系之后，才能开始自己的生活，亦即才能形成、发展、寻找和更新自己的语言表现形式、衍生新的思想”。[38]中国文论的发展与理论创新显然也不是在自我封闭的孤立话语状态中可以实现的。对于不同民族和文化的文学理论及文论话语，我们应该看到，它作为一种对文学性质及原理的理论概括，“具有普遍性的诉求”，但“民族性本身所依附的民族语言载体，既会给它带来优势，也会给它带来局限性”。因此，“一种文学理论不可能放之四海而皆准，也不能只局限于一个国家、民族和语言。不同的理论要对话，在对话中丰富和成长”，而不是不同话语间的彼此隔绝，不同理论间的相互沟通与对话，交流和借鉴，会“改进并成就彼此”。[39]所以，正如张江先生所指出的，尽管当代西方文论存在着严重的强制阐释问题，但我们“并不是要否定西方文论”，[40]也不能因此将西方文学理论与中国文论的建设发展对立起来，甚至拒之于国门之外，而应以更加开放的理论态度看待西方文学理论及文论话语的引入，加强不同理论间的交流对话，而对于其中有价值的部分，我们也要予以充分的借鉴吸收。 一种理论话语的价值，最关键的在于它能否对现实的实践问题做出有效的理论阐释，这也是张江先生提出的强制阐释观点对我们的重要启示。就此而言，无论是中国传统的文论话语，还是西方文论话语，都只是我们重建中国文论与构建中国话语的理论资源，对于这种理论构建来说，它们还有一个有效性的问题。这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这些理论资源与我们当下的理论构建之间的关系，是“横向的”，“古代与外国的思想作为资料，是必要的”，是在理论构建中“随时需要‘拿来’的”，是我们进行理论构建的“空气”和“营养”，然而，从理论构建的纵向关系来看，“就像树要有根一样”，对这些思想资源及理论话语的吸纳与利用，还要从“根”，也就是实践出发，建立在对当代中国的文学实践有效性的基础之上。[41]只要是在这一有效性的基础之上，无论中西的理论资源都是可以用于我们的文论重建及中国话语构建的，而不是像“回归传统论”的重建思路与主张那样“以它的中国性证明它的正确性”，更不是由此形成一种排他性。也正是在此意义上，中国文论话语的建设，要立足于当代中国文学实践及其现实需要，“广泛吸收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而不是在一种对狭隘的“民族主义话语的迎合”中走向对西方理论资源及文论话语的拒斥，[42]否则，不仅不利于我们自身理论的发展，也会在一种自我封闭中变成一种自言自语，更遑论走向世界发出自己的声音，而这也就最终违背了我们构建中国话语的初衷。 总之，对于“强制阐释”之后的当代中国文论的建设发展，尽管目前有所谓“回归文学论”的重建思路与主张，还有“回归传统论”的重建思路与主张，但都未能走出强制阐释的理论困境。无论是“回归文学论”的重建思路与主张，还是“回归传统论”的重建思路与主张，都表现出了理论构建的封闭取向及误区，前者是封闭在了一个文学自足的范围，后者则陷入了一种中国传统文论的自我体系的封闭，并最终都在一种理论的封闭和孤立状态中远离了具体的文学实践，而这也使它们终究没能走出强制阐释的理论困境。当代中国文论的重建要走出强制阐释的理论困境，实现从“强制阐释”到“本体阐释”的理论构建，就必须从强制阐释的认识论根源入手，将其理论构建的认识逻辑从理论与实践倒置的强制逻辑校正过来，从而重新恢复理论与实践的正确关系，回归到实践这个根本出发点上来，从当代中国具体的文学实践活动出发，在理论建设中坚持应有的学科性质与中国话语构建，并处理好与其他学科理论和西方文学理论的关系，从而既克服张江先生所批判的当代西方文论那样直接征用场外理论而造成的文学研究对象的偏离和当代中国文论话语自身构建的不足，又避免所谓“回归文学论”和“回归传统论”的重建思路与主张将文学视为自足的研究对象和在自我封闭中与西方文学理论对立起来而出现的那种重建误区，以突破上述理论误区及强制阐释困境，推动当代中国文论的创新发展，并参与到世界文论的大合唱中去，发出中国的声音，通过彼此的交流互鉴促进共同的发展。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