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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读书报：郑先生学识渊博，那这本日记涉及学术思考内容有哪些？能举些例子吗？ 俞国林：我们知道，当时郑先生与孟心史先生是公认的明清史研究的代表人物。1938年，郑天挺四十岁，正是学术展开的黄金时期。他到西南联大后，确实是打算全心研究学问的。无奈，为维系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合作运转正常，出任联大总务长，协调各种关系，占去大量精力。就在这种情况之下，郑先生还是写出了很多扎实的考订文章，后来结集为《清史探微》，于1946年由重庆独立出版社出版。其目录后所做小记曰： 比岁僻居无书，蓄疑难证，更不敢以言述作，独念南来以还，日罕暇逸，其研思有间，恒在警报迭作、晨昏野立之顷，其文无足存，而其时或足记也。 在联大最开始的几年里，当时几位历史系教授的所带去的图书合起来，还配不齐一套二十四史，所谓“僻居无书”，可见资源确实匮乏之极。而“警报迭作、晨昏野立”更是实情，跑警报是家常便饭，且还有一套“完美的流程”（日记里记了很多次这种经历，还粘着一张日寇散发的传单，很有史料价值）。 清末民初，因为民族主义思潮兴起，学术界研究明史特别是南明史蔚然成风，未几而“日就衰歇”（朱希祖《晚明史籍考序》）。待九一八事变之后，东三省沦丧，民族危亡，学术界又重新掀起研究明史之热潮，将满腔孤愤寄托于此段历史之研究，希望能从中探索和总结经验教训，找到民族救亡之路。同时，这一时段的研究还体现出较为特殊的含义，即“《春秋》大义”的民族思想，实是对“伪满洲国”“汪伪政权”的否定，所以又有正统之辨。 在郑先生的日记里，也体现在这类著作、论文的构思。其中最重要的，莫若1939年夏与傅斯年先生商定《明书三十志》事，郑先生7月10日日记： 孟真来，不值，留字云：“前所谈《明书三十志》，兹更拟其目，便中拟与兄商榷其进行之序。果此书成，盖以编年明史，可不必重修矣。弟有心无力，公其勉之。”读之惶愧，诸友相期，远逾所胜，可不黾勉以赴之耶！ 11日日记则详细记录了傅斯年所拟《明书三十志》目录。傅斯年先生是非常看重此书的，计划五年完成。可惜时当乱世，且他们二人又事务繁杂，合作计划未能完成。 同是这一年年末，郑先生读方孝孺《释统》三篇及《后正统论》以及杨维桢《正统辨》，即拟作《明初之正统论》： 一述中国传统之正统论，二述杨维桢之正统辨，三述明太祖对元之态度，四述明初诸人对元帝统之意见，五方孝孺之正统论，六述方氏意见之影响。 此文应该没有完成。在郑先生留下来的明史讲义卡片里，有这一时期的不少卡片，其内容为“明初正统观念”，有“明初人对于世变之观念、元称金为虏、明人目元代为胡虏之言论、辽金元应为变统、金元人之正统论、方孝孺之正统论、朱子论正统、杨维桢之《正统辨》、胡翰之正统观、王袆之正统论、陆深之正统论”等论述。将授课讲义卡片与《日记》合观，我们便能大致勾勒出郑先生拟著述的宗旨趋向。 当代学人，倘有心，可以接棒对这些问题继续探研，这未尝不是《日记》当下价值的另一重体现。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