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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在艰苦卓绝的抗战岁月中，中国学人砥砺奋进，钻研学术，培养人才，西南联合大学“刚毅坚卓”之精神，八十年来，激励人心，不曾少歇。著名历史学家郑天挺先生，在西南联大担任总务长及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副主任等职，所见所闻，繁多具体。值得庆幸的是，郑先生当时所记日记内容充实，巨细靡遗，实为研究西南联大校史、近代学术史不可多得的重要史料。更值得庆幸的是，郑先生日记历经数十年风雨得以较为完整地保存下来，并于近日由中华书局出版，学界和普通读者都可以很方便地利用了。该书点校者为中华书局学术出版中心主任俞国林先生。在《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出版的第一时间里，俞国林先生接受中华读书报采访，讲述了《日记》整理出版的幕后情况，并披露了《日记》的一些重要内容。 中华读书报：你是什么时候知道郑天挺先生有日记留存下来的？ 俞国林：对于郑天挺先生这个人而言，因为编纂《孟森著作集》的缘故，是早已经知道的；再者，他曾经主持中华书局《明史》的点校工作，作为对书局历史比较感兴趣的我来说，更是比较熟悉的。所以，与郑天挺先生的哲嗣郑克晟先生常有联系。大概是2005年年底吧，读到何炳棣先生的《读史阅世六十年》，其中引到了郑天挺先生1944年的日记，并有一页书影。当我看到这一页文字的时候，非常激动。第一时间与郑克晟先生去了电话，得到的消息是日记都在，有几十本……你不知道，我当时有多么兴奋！ 中华读书报：据说为了出版这部日记，你努力了十年，最终才得到了家属的一致同意。 俞国林：第一次联系克晟先生，知道日记之体量时，即商请出版。因为郑先生所处的时代、地位与他的经历，所记内容肯定非常可观，这对于有史料癖的我来说，肯定是极具吸引力的。 但是克晟先生说，姐弟四人，得一致同意才可以。好在马上过春节，他们四个人会聚一下，届时商量商量。待到春节过后，我与克晟先生电话联系，克晟先生说商量过了，有不同意见。说让我再等等。 之后的每年，我都会电话两三次，询问可能的好消息。又询问郑先生其他遗稿，或者可以编纂的图书。2007年，封越健教授送来《郑天挺先生学行录》书稿。考虑到2009年是 郑先生诞辰110周年，南开大学也将举办纪念会议。克晟先生拿出郑先生当年的讲课卡片（郑先生开有隋唐五代史、元史、明史、清史等课，卡片即为课程讲义），请南开的老师整理，希望也能够出版，作为纪念。后来，《元史讲义》与《学行录》在纪念会议之前正式出版。《隋唐五代史讲义》于2011年出版，《明史讲义》亦于2017年出版。《清史讲义》还在整理过程中。 2012年4月18日，曾给孙卫国教授去过一封信，说道：“克晟先生来电，要我帮他找一张照片。今日弄得，发给你，请帮忙转呈是荷。照片原效果不佳，只能如此。郑老之日记，犹时刻不能忘怀，总是心病，多年萦绕，渐成‘心魔’矣。一笑！”也大概是那个时候，克晟先生说三人已同意。之后，我也还是一如既往地每年询问两三次，特别是春节过后的那次联系，最是令人期待！ 去年8月底，孙卫国教授来电，说克晟先生让他告诉我，日记可以出版了。9月1日，又发来微信说：“如果兄近期能来，我们就可启动郑老日记的整理工作。”当即复之曰：“老兄之力也！小弟十来年之努力与等待，终于‘落听’！”遂于9月9日拜访克晟先生，观看日记原稿，摩娑不能掷。 中华读书报：近年来西南联大受到多方面的关注，那么这部日记会带给我们哪些新的信息？ 俞国林：《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起1938年1月1日，讫1946年7月14日，中缺1941年5月至12月、1942年7月5日、1943年3月22日至4月10日、1945年11月4日至12月31日。其起讫时间，几与西南联合大学相始终。其中1941年5月至12月是记了不慎遗失了，其余缺失的是未曾记的。 我们本来以为这部日记的内容不会很详细，但到全部点校完成，发现与之前我们的认识有很大出入，因为日记记得非常详密，且很多事情，又因为郑先生特殊的身份，一般人是不知道的。西南联大的《除夕副刊》曾出版过一册《联大八年》，其中“教授介绍”一节里对郑先生的描述是：“联大最忙的教授之一，一身兼三职，是我们警卫队队长。虽然忙碌，却能开晚车做学术研究工作。”看过他的日记之后，对郑先生工作，我总结为四个“务”： 一、总务。郑先生是联大总务长，总理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各种工作、人事的纷繁错杂，其中矛盾棼丝难理之状况，想而可知。如经费的申请与分配、宿舍的建设与管理、岗位的设置与变动、教工的安顿与调动、学生的招收与教育……诸端，均须一一过问。特别是后来在资源匮乏、物价飞涨的情况之下，如何正常发放工资，如何合理地核算生活补助，都是关涉到每一位教职员工的切身利益，郑先生1941年1月21日日记说到某次米贴之核算： 先期请诸人自填眷属人口表，并须请同事一人、系主任一人为之证明。北大二同事以为觅人证明有辱教授人格，深表不满。乃今日发现某教授之女公子新归某助教者仍填于女家，而未声明何时已嫁。又有某主任生子仅四月，亦照填一岁，而未声明何时出生。尤奇者有某教授夫人月内可分娩，而其子之名已赫然填之调查表矣，且曰依外国法律，婴儿在母胎已享有人之权利矣。 此种事体，需得制定一个可使大家都能接受的方案，且须三校统一，其难可知也。日记作为郑天挺先生记录事务、梳理思路的重要工具，记载大量有关校务的事件和处理措施，故谓为西南联大的校史级材料，殆非过誉。 二、所务。郑先生是北大文科研究所副所长，所长是傅斯年。大家知道，当年流行一句话，叫做：“正所长是傅所长，副所长是郑所长。”由于傅斯年主要精力用在史语所，所以北大文科研究所的具体事务都是郑先生负责的。郑先生1939年5月31日日记： 今后研究生之生活拟采取书院精神，于学术外，注意人格训练，余拟与学生同住。 1940年11月27日日记： 开文科研究所委员会，讨论迁川问题，考虑甚久，不无辩难。至夜十二时三刻，始决定仍迁李庄。 后为延聘胡适、陈寅恪、钱穆、向达等担任导师，又为图书利用之便，迁研究所学生到李庄，与史语所一起，并请史语所董作宾、李方桂等代为指导，多所努力。 三、教务。郑先生是历史系教授，按照联大规定，担任总务长后可以不用教学，但是郑先生坚持承担教学任务，白天忙于各种行政杂务，晚间还得拼命读书，以备第二天之讲授。王永兴回忆道：“日间，先生在校办公室处理有关财务、人事诸大端以及教课；夜间，在宿舍楼读书、备课、研究、撰述，虽非通宵达旦，但深夜不眠乃经常之事。”郑先生日记里也有记载，如1941年1月29日日记： 用菜油灯灯草三根，读《明史》至十二时，目倦神昏，始寝。盖明日须讲述，不得不详读详考之也。 四、家务。郑先生是一个人在联大生活，又住集体宿舍，伙食不是集体吃，就是下小馆子；衣物开始都是请人清洗的，如1938年12月21日日记： 校中今日发薪。余薪三百六十元，除五十元基本生活费外，按七折发给，应支二百六十七元。扣所得税四元七角，飞机捐八元零一分，印花税六分，实领二百五十四元二角三分。 此日记载：“洗衣○.一○元”，按当时郑先生的收入来说，这笔洗衣钱可谓是相当便宜了。但到了1941年1月12日日记： 洗衣一件。近顷以来，所自作之事若浣衣缝袜，盖不胜记，今浣衣手破，不可不记也。尝谓自抗战后最进步者为时髦太太，其次则为单身先生，盖昔日所不愿作、不屑作、不能作者，今日莫不自作之也。 日记内对清洗衣物、缝补袜子之事记载不多，但从“浣衣手破，不可不记”来推断，在经济拮据情况之下，这种事情，大概得三天两头“作之”的。 中华读书报：能否请您多披露一些郑先生日记的内容？ 俞国林：郑先生朋友众多，并一直住集体宿舍，且位处“枢机”，接待、拜访，几乎是每日的“必修课”。除了公务酬对之外，郑先生的交际绝大多数属于学人交往，如与梅贻琦、蒋梦麟、陈寅恪、冯友兰、汤用彤、傅斯年、潘光旦、董作宾、陈雪屏、罗常培、钱穆、姚从吾、叶企孙、贺麟、雷海宗、罗庸、潘家洵、章廷谦、闻一多、毛准、林徽因、金岳霖、向达、唐兰、魏建功、吴大猷、周炳琳、曾昭抡、查良钊、张奚若、邵循正、吴宓、吴文藻、朱自清、吴晗、梁漱溟、李方桂、陈省身、邓广铭、游国恩、张政烺……以及1946年为北大复员事提前到北平，与北平教育界、文化界的交往，如与余嘉锡、陈垣、沈兼士、俞平伯、启功、溥雪斋、周祖谟、黄公渚、黄君坦……在何日，于何处，谈何问题，言及某事、某君、某书等，无不缕述清晰，今日治近代学术史、教育史、文化史者，于郑先生日记中可得无数之线索也。 郑天挺关心民生疾苦，对当时的社会有深入观察，在日记中记载了许多体现当时生活的信息。关于物价、薪资、补贴等的记载，变化的情况，如1938年9月16日上海日记： 独往绿阳春进膳，一菜一汤索价至一元八角，上海生活抑何贵也！ 11月30日昆明日记： 独至小有天进膳，牛肉一簋，饭一盂，价一角五分。此近来最廉之一餐也。 待到抗战胜利后，物价飞涨，却倒了过来，昆明物价远远超过重庆、南京、上海，如1945年10月1日南京日记： 由店家介绍至美龙镇便饭。凡唤炒虾腰八十元，红烧划水七十元，烧菜心三十元，炒肉丝五十元，干贝炒蛋七十元，什景豆腐汤四十元，花雕半斤七十五元，饭三客三十元，此与昆明、重庆不可相衡也。 10月7日上海日记： 九时在大中华食包面而还。三时再偕子坚、雪屏上街购物，在建康商场为晏儿购织锦衣料一件，价千七百五十元。此两月前昆明阴丹士林布六寸之价也。最贵时每尺三千。六时在一品轩晚饭，三人共用五百五十元。饭后无聊，至茶馆听清唱。寂无一人，候至八时始开场。 〔付早点一○○元，晚饭一八五元，听唱二○○元，小刀一把三六○元，衣料一七五○元，臭虫药一○○元，书报一○○元，洗衣七○元，本日用二八六五元。〕 也就是说，此时上海一件衣料的价格，两个月前在昆明只能买到六寸。8月24日所记昆明一日之用度：“付西红柿斤三○○元，鸡蛋十个一四○○元，晚羊肉五○○元，雯送礼四○○○元，雯用二五○○元。”足见此时昆明通胀之高了。 我们读书时，教科书上有过一句“走过马路两三条，物价也要跳三跳”来形容当时物价飞涨的情况，郑先生1943年7月26日日记： 至大街购物，有美国胰子，一处二百十元，一处一百五十元，两处相去不足百步，索价相差五六十元。 这些详细的数据，是经济史研究的第一手素材。 郑先生的日记，作为西南联大八年的生活记录，其中对当时学者的清贫与坚守，以及为了生存而不得不兼课、写报头文字等，叙说至真。如1943年3月郑先生将赴重庆开会，没有合适的衣服可穿，其17日日记记载： 膺中来谈，以棉袍一件，托其夫人修理，五年未制新衣，领袖皆破，日日在校，人人皆穷，固无伤。若入渝则太不整齐，故托为补缀之。 “日日在校，人人皆穷”八字，道出了当时教授们的整体生存状况。而对于工资的发放，同一年的9月1日日记： 自余任总务长，必于月底发薪，未尝稍迟。昨日以上月有人事更动，手续未齐，定今日发。及入校，闻仍未发，为之大怒，询之，乃因刚如未至，无人代常委盖章，遂命人往寻，责令下午必发。今非昔比，同人中盖有不能迟半日者也。 读此最末一句，唯剩感慨而已。为了生计，有些教授还到处兼课，或者给报纸写无聊之文字，如郑先生1944年1月7日日记： 近半年来，昆明各报星期论文每篇酬八百元，小报无聊文字每千字酬二三百元，同人争先恐后，余甚耻之。曾语端升，非贫无立锥，绝不为小报写稿也。 郑先生即使到了连吃一个鸡蛋都觉得奢侈的时候，也没有兼课，也不曾写过一篇无聊文字，践行着“君子固穷”的高尚品格。 应该说，《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不仅仅是郑先生个人，同时也是西南联大师生在这一时期教学、研究、工作、学习、生活的重要记录，更是抗战时期那些满怀爱国热忱的中国知识分子保存文化火种、投身教育救亡的真实见证。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