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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大体可以得出如下结论：象形的汉字是有碍人思维的发育和发展的，因为它形式的繁复、内部的混乱和视觉的环绕最终给思维设置的是一种阻滞、挫钝和滞后。而拼音文字其形式的简洁、内部的逻辑和视觉的线性特征最终给思维带来的必定是一种有效的催化、增生和发育。关于这一点，从象形文化和字母文化给世界各族人民提供的可共享的文明成果之优劣、多少的比较中便可得到证明和认可。 四、汉字的早熟性 主要是指汉字的那种反进化特征。汉字的发展没有遵循由简单到复杂的原则，而刚好相反，它走的是一条从繁到简的道路。它主要是通过以下途径来实现它的“简化”过程的：一、把图画形式的符号变成线条式符号(如甲骨文的“虎”字原为，像大嘴长尾，身有纹理或圆斑的虎形，后省略去纹理和圆斑，简化成)；二、省去重复的部分(如古代把围字写成过后又简化为)；三、省去不重要的部分(如把甲骨文的[麦]简写为)；四、借用同音的字来代替结构繁复的字(如字一共有二十九个笔画，写起来极其困难，进行简化笔画也不容易，于是，人们就借用同音的“郁”字来代替它)；五、只保留原字的一个部分(如用“飞”来代替原来繁写的)；六、对原字的某一部分进行简化等。应该说明，汉字的繁化过程也是存在的，只是汉字的简化才是它发展的主要趋势，即是说，汉字在其首创时就显得非常复杂，非常繁复，非常“成熟”了，以后的事情仅仅是对它进行裁减和简化，这是明显地违背事物发展由简到繁的原则的。相比之下，西方文字的发展则呈现出一种与汉字发展截然不同的趋势。西方文字大多都是以词根为主，在词根的基础上通过前缀和后缀的逐加慢慢发育发展起来的，这里面的确有一个逐步进化、逐步由简单到复杂的过程，它是符合事物发展的进化原则的。 汉字的早熟性还表现在其极少的常用词汇(大约1—2千个常用词)对于社会所谓正统流通文本的最大覆盖度上。据说初习汉字的人，只要掌握了最常用的二千个左右的汉字，就可读懂百分之九十五的流行于社会的一般文本，而且丝毫不会感到有任何阅读方面的困难。这在西方语言的文字里是无论如何也做不到的。相比之下，在西语世界(比如说欧美)，即使你拥有五千个左右的词汇量，你也难以应付通行于社会的一般文本。此词汇量用于日常的口语交谈还可以，但要用于学理探讨和文本阐释显然万万不行。我们知道，在西语世界几乎每年每月都有大量的新词产生，同时又有大量的旧词弃而不用，甚至消亡。这种反映在词汇上的新旧快速更替现象，说明了西语世界那种旺盛的思维代谢能力和文明的长进程度。相比，汉语的这种词汇更替周期就显得要漫长得多，缓慢得多。有一个现象也很能说明问题，在西方，即使是大四毕业的学生，出学校后也得不断学习新词，查阅词典，才能克服阅读上的困难，顺利胜任对于文本的阅读。这说明西方人在知识方面总是不断推陈出新，在各个领域随时都会引发出新的增长点，一个人只有采取终生学习、终生教育的策略才能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相比之下，中国人的识字任务在高小阶段就大体完成了。即是说他在小学阶段所学的有限汉字已足以供他在日后的阅读生涯中应付。我们很少发现中国的中小学毕业生有勤查字典的习惯。这里面的原因也许是由于人懒，不爱学习，不爱阅读，所以也就无须去查字典；或者即使喜欢阅读，其阅读的对象内容本身就决定了用不着多大的词汇量也可以轻而易举地对付。 关于汉语的小词汇量能够对付大文本的这一现象，我们还可作进一步的分析。有人认为这是由于汉字的单位信息含量大，所以，用少量的词就可表达很多内容。这似乎为“小词量——大文本”的关系提供了某种解释。但我们认为事实并非如此，之所以有这一现象发生，是由于：一、也许汉字对事物的分理层次不够缜密，不够精细，即对事物的诸种存在，及诸种可能的存在，汉语中没有产生出相应的词来与之对应。也就是说，汉语在表达事物之丰富存在时，其语汇总是显得欠然和阙如；二、也许是文本本身的内容就非常简单和有限，即汉人愿意去表达的东西仅仅是属于大千世界的一个有限局域，其丰富性和可能性打了折扣。汉人的心智其兴趣不在世界的全体，而是某一个部分。正是基于这两点，所以才会有“小词量——大文本”关系的产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