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鉴于以上原因，我们愿意在此对汉语文字本身作一次现象学的描述和分析，把社会政治和日常生活的句法问题还原成汉语的语法问题和汉字的形象学问题。即从汉字出发来分析汉语言文化所衍生出来的一切，其中包括汉人的政治制度、伦理道德、思维习惯，乃至日常风俗等。 现在，我们可以道出本文的要旨，简言之，本文所说的险境和诡谬究竟指的是什么。所谓险境就是：一、汉字存在和被使用的“唯视觉主义”特征，即它的重形式、形象、意象和字体变形的极度夸张和繁衍(比如抄字、练字、写字、认字、记字的功夫修习，书法艺术，而非书籍意识的昌盛不衰，另外还有它的大写意山水画的汉语底蕴等)；二、文字本体和自然存在的互化合一，与自然的原始形态沆瀣一气，达到一种水乳不分的胶着状态。让文字本身成为自然躯体的一个内契部分，成为它的“血肉”，使其不能从自然中抽身出来成为反映自然、返观自然，从而亮敞自然的一面镜子；三、它的自我蔽郁性、自我封闭和自我涵化，最终导致了一个排斥异己的所谓“汉文化圈”的产生，拒绝沟通和交流，因此嬗变成一种大语种的方言标本。所谓诡谬是指：一、它单音节的方块形、粒状、离散和断逗与环形世界、圆性宇宙、绵延意识的明显矛盾；二、它表达的含混、模糊和过分的外延繁复；三、关系性语句，引申、隐喻之任意和无方向；四、脆性的句式结构，存在着严重的语义内部脱臼、滑坡、松动和崩塌现象；五、它的同义互释，字与字的循环定义；六、它的逍遥、玩情、“达观”、形美、滞物，以及书写的越界自由；七、它仅在自然之表的限度内映化自然之剪贴性质和以超语义方式谈论世界的陋习；八、词汇的下阈分布，缺乏垂直性的理智升华和驱前性的精神导引。 无疑，本文的观点是偏颇的，甚至是极端的，但这一切又仅仅在于想起到提示和儆醒的作用，意在让人认识到汉语的真实处境，从而从它的险情和诡谬中突围出来。下面，我们拟就与汉字、汉语有关的一些问题提出我们的看法。 二、对汉语的直观认识 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写过一本名为《语词》的自传，美国自白派诗人普拉丝写过一首题为《言辞》的诗，无论是《语词》，还是《言辞》，它们的英文都是“Word”。从萨特的书和普拉丝的诗中，我们可以明显地感觉到，他们与我们对文字、语词的看法是截然不同的。在他们看来，语词就如斯蒂芬所说“它不仅是人们勘测世界的‘标点’，而更是使人的意识得以成形，使思想得以抽象为一种创造力的工具和手段”。普拉丝用言辞来表达的是她感情的刀锋和情感的极限；萨特把语词看作是他生命、精神发展的历程和步入永恒与不朽的一座桥梁。他认为，语词是一种光荣的事业，每一个生命都仿佛有三千五百个空白的页码有待去填写。语词是一种精神，不仅是一种能够规定意识边界的精神，更是一种能够突破这种边界，让意识向更多的维度拓展的精神。幸运之时，它还是一种“协调”和“提升”世界之物。对他们来说，“物的生命之缓慢然而可以察觉的运动和话语的悄悄声在一个神奇的时刻仿佛在协调一致地流淌”。对他们来说，语词不仅仅是一种符号，同时它也暗含了一种诗之流畅和思之深刻，显示出一种激荡心魂、气派恢宏的品质和一种出于世界、进入世界、超然世界的胆识。相比之下，汉字仅仅是一种形式，而且是一种偏用于书写的形式，即二维性“样态”，顶多抵达一种审美，而且是一种视觉性的审美。它似乎与思无关，更与对思的思无关。其次，汉字是方形的、单音节的，这对无限放射着的环圆形宇宙，以及注定了不可终极的思想之终点无疑是一种近乎残酷的凝固、定格、裁截和强硬规范。还有，它呈现的是一种豆状、球状和颗粒状，像洛菲特娱乐中心台球桌上那一堆勉强合拢在一起的台球，很容易受到外部哪怕是很微弱的一种力量的影响。只需轻轻的一击，就会爆发出一种绽裂的风景，混乱不堪的风景。 最后，在这种风景中——通过滥用偶然性、随意性和非理性——人们牵强附会地添加上许多过分繁复的“意象”(注意，而非意向)，人们名之为“诗”，或“词”，或合称“诗词”，一种被斯蒂芬称作为“语言游戏术”的杂耍。这下可好了，方便了那些专爱玩弄词藻的人，那些缺乏哲理责任的“诗人”、词曲作者和无事便在语词中玩耍、咏味和遛达的逍遥派。但同时，汉语也难住了哲学家，据说他们除了用含混的四言字、五字句和七言式来概语式地表达宇宙的超语义真谛外，他们根本就无法表达具有一定时度性和深度性的思想(更不说具有明晰结构性和逻辑性的思想了)。汉语的思维具有一种儿童式的早熟性格，这种语言的用心所在，不是事物何以会达到某一种状态的过程，以及在这一过程中事物可能会表现出的那种复杂环节。它所感兴趣的是事物的最后结果，这有点类似于计算机运算程序里面的终极指令。汉语言只对这种终极指令心醉神迷，而对其过程运算一概忽略不计。汉语思维热衷的是事物是什么(What)，而淡漠事物之怎么(How)和为什么(Why)。这种思维喜欢对事物的终极状态预先作出某种设定，对事物的伦理目的情有独钟，但对事物何以才会达到某一终极状态的过程，则往往大而化之，不了了之。此乃汉语思维的最大弊端和失误，即只注重目的，而无视过程。实际上，对事物目的的预设，对事物最终状态的应然构想，相对来说，这是件比较简单的事，甚至连三岁幼儿、初小学童都能担当此任。因为这其间并不需要多少人类的大智慧，也不需要人类理性的大投入和大功夫。也许，儿童和成人的区别就在于此。前者只知其然，而后者还知其所以然。这所以然指的就是事物演变过程的复杂性，以及之所以会如此演变和怎样演变的一套运作机制。 汉语存在的问题不仅仅表现在词汇量方面，而且表现在其词类分布的严重失调上。在一般的凡俗生活中，它确实能做到“如彩色电影般鲜艳、活泼、生动、真实”。但在有些领域(如神学、哲学、宇宙学、形而上学、意识理论、大脑科学等方面)，它就显得有些力不从心了，甚至有一种无力感、无能感和去势感。比如《存在与虚无》《存在与时间》《我和你》《人与神》《存在与奇迹》《物质与意识》，西人对这类主题总有说不完、道不尽的话语，他们在这方面似乎毫不费力就能写出洋洋洒洒、气势非凡的数十万字、数百万字、数千万字的著作，而且其中流露出来的那种语言的缜密，思维的精细，真是让人叹为观止。相比之下，汉语言在这方面真可谓无话可说。即使说了，也是三言两语，电报式语句，语焉不详，不知所云。在抽象的人文科学、思维科学领域，汉语表现出的是一种惊人的疏懒，它似乎只贪图在哲学论证上的“一步登天”式的快感，迷恋一种思想世界的偷工减料式的所谓便捷之途。上至革命领袖，中至文人学者，下至流氓无产者，其思维方式都显示出一种无差别的特质，其认识世界的方式都表现出同一种性质的倾向和嗜好。他们惯用极简单的语句来概论世界，判定世界和了结世界。他们对存在的奥秘、辽阔的世界、丰富的人生只能作些不甚了了的断言。于是，故作高深者有之，空话大言者过之，词不达意者滥之。于是，以下的事情经常发生也就不足以怪：所谓看破红尘者，实际还没有开始看；所谓的精明者，实际上愚不可及；所谓的明事人，实际上迷懵深重。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