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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亞行紀“失實”問題初探

http://www.newdu.com 2018-02-08 文学遗产网络版 佚名 参加讨论

    張伯偉
    摘要:在東亞漢文化圈的歷史上,各國使者的往來頻繁,並且留 下了大量的行紀文獻(俗稱“燕行録”)。對這些文獻的研究,在本世紀以來的東亞地區形成了熱點。然而在重視文獻“可貴”的同時,人們對其特徵缺乏必要的把握,從而導致了一些謬誤的產生。本文著重從前後因襲、觀看態度以及“文戰”場合三方面入手,對其“失實”問題予以探討。強調只有充分掌握行紀文獻特徵,纔能使大量的行紀資料實現其應用的價值。
    關鍵詞:東亞  行紀  失實  明清中國  朝鮮  日本
    一、引言
    在東亞漢文化圈的歷史上,各國使者的往來頻繁,並且留下了大量的行紀文獻。就作者來看,既有從中國出發前往朝鮮半島、日本、越南、琉球使者的著作,如王錫褀編《小方壺齋輿地叢鈔》中收録的《奉使朝鮮日記》、《使東述略》、《安南紀遊》、《使琉球記》等一系列著作;也有東亞諸國來往中國的使行記録,後者在今天,人們或以“燕行録”爲共名概稱之。在我看來,這是一個既不準確也不合適的稱謂,故提倡用“中國行紀”來代替。[1]如果目的地不止於中國,而涉及東亞諸國,就可以稱作“東亞行紀”。本文考察的文獻,既包括朝鮮時代的“朝天録”、“燕行録”,也包括朝鮮通信使對日本的記録及與日本文人的唱和、筆談[2]乃至歐美人士對中國的觀察記録,故總稱“東亞行紀”。
    就史料價值而言,東亞行紀無疑是一個龐大而珍貴的存在。但由其性質決定了其中的記載並非十分可靠。二十世紀以來的研究者,在閲讀此類記載時,不僅信以爲真,往往還非常認真地强調其可靠。如金毓黻編纂的《遼海叢書》收入了朝鮮時代柳得恭的《灤陽録》和《燕臺再遊録》,特别强調它們是“異國人記中朝事跡之書,不參利害之見,頗能得真,故可貴也”。[3]現代韓國人也有類似之見,如李英浩1964年爲刊行金舜協《燕行録》作序,就推崇此書“宛然一部畫圖”,“可與《寰宇》《輿地》《風俗通》諸書相爲伯仲也”。[4]外國人對中國的觀察記録,的確有許多無可替代的真實性和特殊性,所以從某種意義上説也當得起“可貴”之評。有關行紀文獻的整理與研究,在本世紀以來的東亞地區已形成了一個熱點。然而在重視其文獻“可貴”的同時,人們對此類文獻的特徵缺乏必要的把握,因而對其記載之“真實性”也缺乏充分的警惕,在研究工作中導致了一些謬誤的産生,有必要作較爲仔細的討論,以便學術界能夠更好地理解其文獻特徵並善用之。
    其實,有關東亞行紀文獻的“真實性”質疑可以説由來已久,早在十八世紀初的燕行文獻作者就已經指出記録“不實”的現象,歸納其形成原因,略有以下三種:
    一是情報來源的“不實”。燕行使者到京,出入常受到限制,往往由中國方面派出的被稱爲“序班”的書吏引導出入或代辦事情,朝鮮使臣也常常通過序班打探中國的内部消息。由於有利可圖,序班傳遞的信息往往有誤,使者不察,便記録下來并回國稟報。[5]到後來,就有人對此作出反省,金昌業是較早的一位,其《老稼齋燕行日記》卷四云:
    我國欲知此中陰事(案:指中國秘事),則因序班求知,故此屬太半爲僞文書而賺譯輩。雖無一事之時,亦以爲有事;事雖輕者,言之若重。此屬之言,從來少可信。[6]
    李宜顯《庚子燕行雜識》卷下云:
    我國人欲知燕中事情,則因序班而求知,輒作僞文書,受重價而賺譯輩。[7]
    朴趾源《熱河日記》卷四《口外異聞·别單》云:
    譯輩欲得此中秘事,則因序班求知,故此輩大爲謊説,其言務爲新奇,皆怪怪罔測,以賺譯輩剩銀。時政則隱没善績,妝撰秕政,天災時變、人妖物怪,集歷代所無之事;至於荒徼侵叛,百姓愁怨,極一時騷擾之狀,有若危亡之禍迫在朝夕,張皇列録,以授譯輩。譯輩以呈使臣,則書狀揀擇去就,作爲聞見事件、别單書啓,其不誠若此。[8]
    並且在他看來,這種狀況已是“百年如此”。[9]但這個問題至少在十八世紀初已經引起作者的警惕,到朴趾源已經提出了具體的對策,所以無需深論。
    其次,地理、制度等沿革,記録者或道聽途説;刻意與前人立異,記録時或詳略失當,也會導致“不實”。金景善《燕轅直指序》云:
    其沿革之差舛,而記載隨而燕郢;蹈襲之互避,而詳略間或逕庭。苟非遍搜旁據以相參互而折衷之,則鮮能得其要領,覽者多以是病之。[10]
    這裏既有客觀原因,也有主觀原因。金景善在自己的書中,强調力剗其弊,無論其實際效用如何,至少已經有了觀念上的自覺。
    第三,寫作者的文學筆法導致“不實”。尹程《西行録序》云:
    記聞録見等文,亦不無疵謊。文勢豪放,不覺失實;筆端裁婉,已多反真。此固大欠。余略見燕行日記,每有此失。或指無曰有,或以虚謂實……此烏在其見所見、聞所聞之意哉?[11]
    權有海《石湍燕記序》云:
    東人之聘上國記游者多矣,連篇累牘,舉皆夸張於某山某水某地之奇勝,以至樓坮塔廟、舟橋市鋪之觀,魚鱗雜沓,指不勝僂。[12]
    金炳始《燕槎日記跋》云:
    作文當用此爲相題法。夫覽雄偉之觀,騁其詞藻,務出夸語,蓋其心目眩燿,役於外而亡其中,雖豪爽詭奇,足可以恐嚇人,究非文之至也。[13]
    這是由“作文法”引致的夸張,雖然可以駭人心目,带來一定的修辭效果,但由此引起的“失實”、“反真”乃至“疵謊”,“究非文之至也”,足見這一現象也遭到了一些人的猛烈抨擊。所以,由上述原因導致的東亞行紀文獻“真實性”受損的問題,因爲已經得到古人的提醒,也就不在本文討論的範圍之内。
    我要討論的文獻“真實性”問題,是由主觀上的因素導致的,無論其自覺或不自覺,因此,其中涉及如何看待觀察與記録,如何理解和利用文獻,以及如何超越作者自身的“先入之見”並克服文獻本身的種種“葛藤”。這樣一個複雜的問題,關係到許多理論探討和實際操作,不能奢望在一篇文章中予以解決。本文的目的,主要在提出問題,也試圖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内予以初步回答。
    二、前後抄襲導致的“失實”
    東亞行紀文獻是一個龐大的資料群,一方面其中包孕了許多極富價值的記録,另一方面也暗藏了某些陷阱。追溯行紀文獻的淵源,遠則可至《周禮》中記載的“五書”,如賈公彥説:“此總陳小行人使適四方所采風俗善惡之事,各各條録,别爲一書,以報上也。”[14]孫詒讓説:“輶軒之使即行人,此五物之書即輶軒使者奏籍之書也。”[15]使者出行四方,回朝後將其見聞觀感所及之“風俗善惡”“别爲一書”上奏,成爲一項基本職責。朝鮮時代就有人將燕行録與《周禮》“小行人”之書聯繫起來,如趙寅永《送内兄洪癡叟學士起燮行臺之燕序》云:“書狀之職,匪專命而已,尤以觀上國爲重。故其回也,以耳目之所及者録聞於朝,號曰别單,實故規也。此《周官》小行人使適四方,所採風俗善惡,各爲一書,以反命于王。而春秋之大夫相朝聘也,亦必以刑政典禮睹其國者也。”[16]他把燕行録寫作看成是延續“故規”(即老規矩),淵源就在《周禮》的“小行人”之書。
    燕行文獻的近源出自唐宋人的外國行紀,其命名方式亦多一脈相承。傅樂煥先生將宋人的行紀文獻皆歸入“語録”,他在《宋人使遼語録行程考》中指出:
    在他們回國以後照例須作一個《語録》上之於政府。《語録》中主要的在報告他在遼庭應對酬答的情形,附带記載著所經地點及各該地方的民物風俗等。……使臣年年派遣,《語録》自也不斷的出現,因此當時的人對於這種同時人的記載,習以爲常,當作官樣文章,並不特别的重視。[17]
    傅先生指出的文獻問題,是客觀存在的。就東亞行紀文獻而言,其中固然有“官樣文章”的成份存在,但發生雷同和抄襲的原因並不止於此。以朝鮮時代的“朝天録”、“燕行録”來説,由於每年都有數批使者(本文採取廣義的理解,包括使團中的隨從人員,有不少言行記錄出於這些人之手)到中國,在相當一段時間内,其往返路程也是相對固定的,所以後來者往往事先閲讀以前的行紀,或者隨身攜带,即時查考,這與朝鮮通信使赴日之際,閲讀或攜带前人的“海槎録”、“海槎日記”等,“以爲行中考閲之資”的情況是類似的。[18]由於前人記載的内容廣泛,後人作爲“考閲之資”採擷,到自己下筆時,因行途倥傯,無暇細思,便有時加以引用,有時直接截取,有時改頭换面,敷衍成文。這樣的文字,貌似“實録”,但能否據信,乃大堪疑問。
    行紀文獻中的“抄襲”分兩類:一類是縱向的,即後人抄録前人的相關文字;一類是横向的,即作者抄録中國的相關文字。茲擬以一部書為例,其中就聚合了以上兩類情況。
    現存卷帙最豐的燕行文獻是舊題徐有素的《燕行録》十六卷[19]韓國國立中央圖書館藏本則題爲金魯敬《燕行雜録》十六卷,兩者内容一致。關於此書部分内容的作者,我曾經考證爲李永得,與徐有素、金魯敬全不相干。[20]本書卷十三“日本”專寫日本情形,卷十四“合國”則敘述安南、琉球概況。如果將這些文字誤信爲作者手筆,則或許會當作一個十九世紀初期朝鮮人眼中的日本、安南、琉球的形象,但揆諸實際,這些内容都是抄襲而來。其中日本部分主要抄自朝鮮人姜沆《看羊録》、南龍翼《聞見别録》和申維翰的《海槎東遊録》、《海遊聞見雜録》;安南、琉球部分抄自明清人陸應陽輯、蔡方炳增輯之《廣輿記》。至於其中有關中國的疆域、制度、天文及詩文等内容(見卷一、卷二、卷三至卷五、卷九至卷十二、卷十五、卷十六的相關文字),又分别抄自中國的《大清會典》、《清文獻通考》、《宸垣識略》、《廣輿記》、《四庫全書簡明目録》等書。由於抄録者對其行爲不加説明,更不會注明抄自何書,稍不留意,就會産生誤解。十年前我在一個學術會議上,就曾遇到一位韓國學者以此書中“明清文評”的内容相質疑,認爲我遺漏了朝鮮學人對明清文學批評的重要資料。其實,這些連篇累牘的評論文字都是從《四庫全書簡明目録》中抄襲而來,不能混同於朝鮮人的觀點,那位韓國學者實爲誤會。
    由於不辨抄襲而導致的訛誤,在中國學者也同樣難以避免,這裏不妨再舉一例。有一位學者在討論朝鮮使者眼中清朝華夏文化的墮落時説:
    道光十二年(1832)出使清朝的金景善就直截了當地對著眾人説:“自生民以來,未有薙髮之天子也,雖有陸隴其、李光地之學問,魏禧、汪琬、王士禛之文章,顧炎武、朱彝尊之博識,一薙髮則胡虜也,胡虜則犬羊也,吾於犬羊也何觀焉?此乃第一等義理也。”正如朝鮮人相當自信的,“今天下中華制度,獨存於我國”。朝鮮人再也没有必要認爲,文化中華仍然在清帝國了。 [21]
    這裏引用的金景善云云,出自其《燕轅直指》,他在道光十二年作爲冬至使書狀官赴京。“今天下中華制度,獨存於我國”云云,又出於《英祖實録》元年(1725)四月壬辰。兩段文字的跨度超過一百年,足以使人相信,朝鮮對清朝的看法,從上到下都是“胡虜”、“犬羊”,其“不足觀”乃是“第一等義理”。而且這種看法,從十八世紀初到十九世紀中没有變化。
    問題恰恰就出在文獻的前後抄録導致的“失實”。
    首先,上文所述金景善“對眾人説”云云,出自朴趾源的《熱河日記》,這是他在正祖四年(1780)以子弟軍官身份隨使赴京所寫的行紀,其内容早於金景善的時代五十多年。
    其次,據《熱河日記》的記載,這是在陳述“我東人士,初逢自燕還者,必問曰:‘君行第一壯觀何物也?第爲拈出其第一壯觀而道之也’”,當“東人”聽説了種種“壯觀”之後,所謂的“上士”便有了這一番義正辭嚴的議論(即上文金景善所引),而“中士”則更有一番氣吞山河的豪邁之言:“神州陸沉,則山川變作腥膻之鄕;聖緖湮晦,則言語化爲侏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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