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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乡党”在陈忠实那里不仅是一种形象，更是一种意识，这主要体现在强烈的地域文化认同上。地域文化一直是文学创作中的重要因素，鲁迅的鲁镇、沈从文的湘西都承载了对理想人性与纯真自然的呼唤与歌颂，但陈忠实的地域文化描摹则重在对地域精神风貌的挖掘与高扬，且常通过对比的方式展开。如果说这种对地域性的强调在《白鹿原》等小说中还仅仅表现为关中将士与河南“白狼”的对立，或关中大儒朱先生与南方才子的对立，那在陈忠实的散文尤其是杂文作品中则表现的更为直接，对比的视野也更为开阔，典型表现就是6篇“关中辩证”。在第一篇《为城墙洗唾》中，陈先生反对常见的以西安城墙来象征关中乃至整个陕西的封闭思维的说法，并举出“西安是响应辛亥革命且完成‘反正’最早的几个城市之一。陕西的共产党人在陕西传播共产主义几乎与全国同步。陕西农民运动开展的广泛和深入程度只次于湖南”等几个实例予以反驳。在其余几篇文章中，他反驳主食之别决定地域思维方式与经济发展程度，不认同陕西一直活在失去中国中心地位的失落感之中，反对过分强调乡土情结的文人式矫情，也反对用个别人物的性格形象代表地域文化性格等等，这几篇杂文反驳了俗套的形象思维，其主要目的便是发掘与弘扬真正的陕西精神。在《也说中国人的情感》中，陈忠实对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参拜靖国神社有感而发，论述抗日战争铸造了中华民族近代以来的民族尊严与民族脊梁，尤其着重提到“曾经为我的灞桥籍前辈乡党孙蔚如所统领的包括赵寿山李兴中孔丛洲等陕西籍将士”，指出这些陕西籍英雄每一个人的事迹可以写成一本半扎厚的书。当陈忠实走出国门、走向世界之后，乡党与故乡反而浮现得更为清晰，意大利国家博物馆展出的贞洁带使他联想起故乡类似的笑话以及他翻阅过的蓝田县志中的《贞妇烈女》卷，想到中国封建礼教对女人灵与性的戕害，也许，这正是文学是怀乡的内涵，年岁越长，离家越远，故乡与故人在心中才越发沉重。 但必须指出的是，陈忠实的“乡党”不能作仅指关中或陕西的狭隘理解，实际上，随着视野的不断扩大，陈忠实所认同的“地域”文化之内涵也在不断变化，形成一个不断向外打开的同心圆：白鹿原上，本地人为“内”而河南人、南国才子是“外”；在中国版图上，“文学陕军”是内而其他是外；在世界版图上，中国是内而他国为外。比如在意大利游记《中国餐与地摊族》中，他看到偷渡或在当地靠摆摊艰难谋生的中国年轻人，不由自主地呼唤祖国快快富强起来，这明显是国别为区分内外的标准了。地域的扩大同时带来“乡党”意识的变化，也是在《中国餐与地摊族》中，陈忠实提到了一对开中餐馆的夫妇以类似于“互济会”的方式帮助了家族中30多人在佛罗伦萨“混得可以”，言语间颇有赞扬之意，这其实不也正是大多数人对“乡党”一词的朴素理解吗？陈忠实对“乡党”的理解是异于之前众多乡土文学作品的，鲁迅先生的乡土世界分为“鲁镇”与“鲁镇”之外，沈从文先生的田园牧歌分为“湘西”与“湘西”之外，但陈忠实的“内”与“外”却是不断变动尤其是扩大的，并且进一步成为一种以血亲、地缘为标准的概念或精神，讲究对内的互相帮助与保护，在某些情况下，也讲究对外的同仇敌忾，这其实是以宗法制为基础的中国传统社会中“乡党”意识的“复活”。“乡党”意识并非注定愚昧落后，反而在陈忠实那里表现为对“内”与“外”的不断发现与确认，表现为对“内”的深情厚谊，恰如他在《别路遥》中对路遥的定位：“他曾经是我们引以为自豪的文学大省里的一员主将，又是我们这个号称陕西作家群的群体中的小兄弟”，这种强烈的“乡党”意识某种程度上说开启了后来乡土文学的一种新的分类方式，诸如“文学陕军”、“文学豫军”等流派或概念逐渐崛起，成为当代文坛上引人注目的现象。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