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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世纪初回顾既往的写作历程，陈忠实以为有两次重要的“突破”值得铭记。其一发生于1970年代末，其时文艺的“复兴”刚刚开始，与时代的变革互为表里，个人亦面临创作的困境：“我此前在‘文革’期间曾经发表过几篇小说，到新时期开始，我们要完成对极左思想，包括文艺思想的清算和批判。”通过对“真正意义上的艺术和文学”的悉心阅读，陈忠实得以“突破”此前认信之僵化的文艺教条，同时亦分享了新时期以降之思想及文学资源，而有《信任》等作品的创生。第二次则发生于1980年代中期，因文化心理结构学说的启发，由对人物的外部关系冲突的关注转向对内在的文化心理纠葛之深层关切，遂有《蓝袍先生》《四妹子》等带有新的突破意义的“试验性”作品的相继出现。华夏民族长期积淀之文化心理结构如何影响甚至左右人物的心理、行为，以及在新的时代环境下之此种心理之现实遭际，在此均有较为深刻的呈现。此时期诸多作品无疑可以视为《白鹿原》写作的“前史”，由其敞开之写作路径亦在《白鹿原》中蔚为大观，成为陈忠实创作可以辨识的重要特征之一。第二次写作突破的相关细节及其意义，在《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白鹿原〉创作随笔》中已有较为深入之论析。亦有较多论者注意到《窝囊》《轱辘子客》《舔碗》诸篇作为《白鹿原》创作之“准备”的重要意义。而作为陈忠实写作“前史”的1958-1977年，却极少论者议及。这一时期的诸多作品，至今仍属数种《陈忠实文集》之“集外文”，亦不见载于目下流行之多个选本。 以《文集》为名编选之陈忠实作品集，迄今行世已有三种。分别为太白文艺出版社1996年8月版（五卷本）、广州出版社2004年5月版（七卷本）以及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4月版（十卷本）。三种版本出版时间及体量虽有差别，但编排体例大致相同——均以编年的方式，依次呈现陈忠实创作之基本面貌。太白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陈忠实文集》差不多确定了此后两种《文集》的“规范”，而其存在的“问题”，在后两种文集中，也“一仍其旧”。此三种文集确定的陈忠实创作的“起点”，均为1978年，以1978年10月创作之短篇《南北寨》为“首篇”，依此延伸至不同年份（以人民文学出版社版最为完备）。无一例外，陈忠实1958年至1977年的创作，被“遮蔽”或者“遗忘”。此种“遗忘”当然有着并不复杂的历史与现实原因，但因此，陈忠实创作在1970年代末的“突破”或“转型”意义却变得模糊不清。他在1980年代历史观念的调适，也因“前史”的缺席而难于充分呈现更为复杂的历史意涵。 仅以小说论，1966-1977年间，陈忠实共发表作品7篇。分别为《春夜》（刊于1966年3月25日《西安晚报》）、《老班长》（刊于1972年《工农兵文艺》第7期）、《配合问题》（刊于1972年8月27日《西安晚报》以及《工农兵文艺》1972年第9-10期合刊）、《接班以后》（刊于《陕西文艺》1973年第3期）、《高家兄弟》（刊于《陕西文艺》1974年第5期）、《公社书记》（刊于《陕西文艺》1975年第4期）、《无畏》（刊于《人民文学》1976年第3期）。其中后4篇，字数均在万字以上，所涉问题亦颇为宏大，单就容量而言，将其归入中篇亦无不可。既以“重大题材”的写作为目标，陈忠实自然对时代之核心问题颇多关注，因为，就根本而言，“无产阶级革命进行到一定历史阶段带普遍性的问题就是重大题材”，优秀的文学作品，自然包含着对此种问题的“象征性解决”。其所塑造之“新人”，亦与“新世界”之想象互为表里。小说处女作《春夜》即属此类。书写年青的生产队长在老一辈的言传身教中逐渐成长，为其核心命意。在此过程中，老一辈无产阶级先人后己无私奉献的精神对后代影响甚大。其人物关系及结构约略近似于路遥刊发于《山花》1972年第7期的短篇《优胜红旗》。无论顺逆，“新人”在新生活中的成长故事均为其关注的核心。此中无疑蕴含着更为复杂的历史与现实寓意。此后的《老班长》《配合问题》不出此种结构之基本范围，但故事的重心却略有不同。《老班长》中的核心冲突，已非“先进”与“落后”，而是剥削阶级（地主）与被剥削阶级之间的阶级冲突。地主贺老六阻止叙述者采摘寄生的目的，是保留自家风脉，包藏复辟之心。此种结构及冲突，有着明确之现实所指，属意识形态之现实规划的形象化。这三部作品，因篇幅所限，较多生活细部尚未及展开，亦未脱概念化图解现实之窠臼，故事简单粗糙，多直白而少蕴藉，即便在同时期同类作品中，也并不突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