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国哲学家Keith Donnellen在1966年写的一篇文章在指称研究领域里也有很大影响。Donnellen(1966)提出,罗素和Strawson都没有注意到摹状词的两种不同用法,一是有指(referential)用法,一是属性(attributive)用法,完全相同的词语在指称上可以有两种迥然不同的用法,他的一个有名的例句是句(6):  “Smith’s murderer”(杀害Smith的人)作有指用法理解时,指的是某个特定的人,这个人杀害了Smith,这句话说的是这个人神经不正常。这个短语还可以有另一种理解,即Donnellen称之为“属性用法”的理解,说话人并不知道是谁杀了Smith,只是说能把Smith杀了的人,无论他是谁,一定是个神经不正常的人。Donnellen提出的指称用法和属性用法这两个概念,在文献中被广泛引用。 上面讲的是逻辑学家和哲学家对指称问题所做的主要研究。他们提出的概念、术语、研究思路和研究结论,对语言学家影响极大。语言学家研究指称问题,很难完全脱离语言哲学家设定的基本理论框架。语言学指称研究领域各家各派的著作中,时时可以看到上面这些逻辑学家和哲学家的影子。所以,我们要研究指称问题,一般都得从上面所给出的这些文献开始,否则很可能连基本概念、常用术语都说不清楚。其实,这不仅仅限于指称问题,语义学、语用学很多研究领域都是这种情况。我以前谈到,语言学家20世纪下半叶之前对语义和语用学的了解可以说是乏善可陈,语言意义研究不是他们的传统强项和主要兴趣所在。现代语言学家开始重视语义和语用问题时,先是主要向逻辑学家和哲学家学习,我知道有好几位同行将维特根斯坦后期的著作奉为至宝,后来又越来越多地将目光投向心理学和认知科学。这样做非常好,语言的意义问题极为复杂,语言学家必须借鉴相关学科的理论、概念和研究方法,以促进这方面的研究工作。 同样是研究语言的指称现象,逻辑学家/哲学家和语言学家还是有许多不同之处。就指称对象来说,语言哲学家所说的有指成分,必须指现实世界中存在的某个事物。语言学家则没有这样严格的要求,涉及的事物无论是存在于外部客观世界,还是语言构建的篇章话语或是发话人自己的思维空间,只要符合一定的条件,都可以看成是有指成分。从研究目的来看,语言哲学家更多地是通过研究语言探索人们的思维活动规律,以及知识的起源、获得和运用等等问题,重点是语言、思维和外部世界的关系。语言学家最感兴趣的是语言本体,侧重研究语言形式同语言意义两者之间的对应关系,研究语言的运用以及历史发展等等。从研究方法上来看,逻辑学家和哲学家偏重思辨和推衍,大都围绕抽象概念做文章,而语言学主要是一门实证科学,论证必须建立在通过自省、观察或实验得到的大量语料之上,往往还得研究多种语言之间在有关问题上的异同,各种语言理论假说都得通过语料的检验。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