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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德国哲学家、逻辑学家和数学家弗雷格(Gottlob Frege,1848-1925)和英国哲学家、逻辑学家和数学家罗素(Bertrand Russell,1872-1970)为主要代表人物的分析哲学,对语言研究尤其是语义研究,起了非常有力的推动作用。我们下面会谈到,现代语言学家说到指称问题,往往都是从弗雷格和罗素开始。弗雷格更被看成是推动20世纪初期哲学向语言学转向(linguistic turn)的关键人物。所谓语言学转向,指的是主张哲学分析的研究重点应该是哲学和语言的关系。但是,弗雷格和罗素对于自然语言本身并没有太大的研究兴趣,他们研究语言的出发点和目的地都是逻辑和哲学问题。这两人加上早期的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1889-1951)等人在这方面的主要贡献,是用逻辑分析的方法,将日常语言的表述形式化为逻辑语言,揭示单从自然语言词语字面上未必能看得出来的深层意义。基本接受罗素等人学术思想和研究方法的哲学家大都在罗素本人所在的英国剑桥大学工作,在30年代尤其活跃,一般被称之为剑桥分析学派。20世纪下半叶的MIT形式学派从学术谱系上来看接近剑桥分析学派,在学术思想上传承借鉴之处很多,尤其是在形式语义学研究方面。 另外有一批志趣相投的哲学家,主要有Gilbert Rile(1900-1976)、John L.Austin(1911-1960)、Peter F.Strawson(1919-2006)、Paul Crice(1913-1988),以及后期的维特根斯坦等人,这些人除了维特根斯坦,40年代到60年代末都在英国牛津大学工作,人称牛津日常语言学派(Oxford school of ordinary language)。这一学派人物大都认为,要研究人们的思维,唯一途径是通过语言研究,尤其是日常自然语言研究。同剑桥学派注重公理化、形式化的研究相比,牛津学派更关注非形式化的日常语言现象,包括一些在他们看来很重要的日常用语。20世纪下半叶功能/话语/认知学派的许多基本理念和思路,都是直接从牛津学派那里传承而来。牛津学派的一位重要学者,堪称现代语用学奠基人之一的Paul Crice,1967年更是从牛津转入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工作。我们都知道,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60年代后期一直到现在都是功能/话语/认知学派的大本营,牛津学派对他们的巨大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剑桥学派和牛津学派是不是无所依傍,平地起高楼那样出现的呢?当然不是。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他们在许多方面与古希腊哲学家以及后来两千多年间有关学者、学派和学术思想一脉相承,并在此基础上推陈出新。就指称研究而论,柏拉图以后有两个学派特别值得我们注意。 一个学派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人物,亚里士多德是一位人类思想史上的巨人,我们现在学科体系中分属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艺术的许多领域里,都能看到他做出的奠基性的工作。亚里士多德创建了形式逻辑理论,侧重研究语言和思维的形式特点,主词谓词、命题、判断、演绎推理的三段论、传统思维定律如矛盾律、排中律和同一律等等我们现在几乎每天都要用到的概念和定律,或是由他本人创立,或是前人提出而经由他作出深入阐述。同时要指出的是,西方几乎很少有一个学派找不到直接对立面,无论造诣多么深厚的学者,都会听到对他质疑辩难的声音,一条条地批驳那些看似无懈可击的观点,这在亚里士多德也不例外。 (责任编辑：admin) |